(大智教化之人生三齡 12 / 48)
高中時期屬於叛逆後期,號稱「小大人」,實為青少年。我自己上成功高中時便很叛逆,但非在外混跡作惡,而是故意特立獨行,一如卡繆所言:「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反抗什麼呢?威權時代的言論箝制、經濟起飛的價值俗化等等,所以我選擇加入校刊社寫文章說三道四,並隨學校對面的臺大法學院學生上街頭遊行,到頭來更棄法商而堅持報考哲學系。往深一層看,一個人生涯發展的大方向,以及人生存在的價值感,幾乎都是在此一時期開始型塑;當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及臺灣教育政策將生命教育列為高中正式課程,都是頗為明智的說法與作法。大概正是它太有決定性了,所以我在存在抉擇方面相當慎重其事,以致別人花三年就可以念完的高中,我則磨蹭了五年才考取大學。這當然是自圓其說之辭,事實多為我的懶散不專心,生活及課業都呈現一團糟。
當年初中畢業可以考高中、高職及五專;包括軍校的高職我不曾考慮,五專裏的師專則不敢高攀,但是高中和五專聯考各征戰兩回,最終選擇「三省中」之一的成功安身。成功中學是日治時代的臺北二中,一中則為建中;其校舍位於市中心,鄰近中央政府機構如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交通便捷,唯一缺點是腹地狹小且無從擴充。入學後我曾像一般男生想念自然組,卻因外務繁多,不安於室,功課一落千丈,高二時很自然地被分發至社會組受教,從此告別科學家之夢。那年頭中學生人人都夢想當科學家,因為距離楊振寧、李政道二人榮獲諾貝爾物理獎僅有十二年,考大學第一志願年年都是臺大物理系。我倒不想念物理,而是受到成功一位生物老師陳維壽的影響想去學生物。陳老師是國際聞名的蝴蝶專家,學校還為他的標本收藏專門設立一座小型博物館。
生物學之夢後來令我選擇生物系當輔系,勉強算是部分實現;更促使我走向科學哲學研究途徑,潛心二十載終於升為正教授。於今反思,發覺自己後來投身生死學及生命教育其來有自。因為我對哲學與生物學感興趣的理由,分別為「瞭解生命意義」及「發現生命奧秘」;後者屬於「事實現象的說明」,前者則歸「價值本質的闡釋」,這是科學與人文的不同功能取向。當然一名高中生尚無此等認識,只是一味跟著感覺走,反正生命終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我選擇上高中到後來當然只有考大學一途,無奈功課太差而落榜,只好去補習班拚重考。但我實在受不了補習班的填鴨,毅然決定擺脫惡補採行自學方案,放棄主科只拚三門社會科,亦即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此招果然奏效,三科皆超過八十五分,國文則靠作文支撐差強人意,但英文跟數學連加起來都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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