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 47：《教育哲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一）

 

        《教育哲學》與《生命教育概論》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版，但所受待遇及重視程度卻是天壤之別；後者似乎從未得著官方人士的青睞，前者則不但讓我受邀擔任國家考試的教師檢定命題、審題和閱卷委員，更博得同行不錯的評價。這兩種教科書皆標幟「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且有著內在理路上的相通之處：「我的努力是希望通過教育哲學的講授，來從事更寬廣的『華人應用哲學教育』；同時也嘗試從教育哲學的教學中，反思建構一套『華人哲學教育學』。……本書倡議『華人生命教育』，……楬櫫『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做為以『中國人生哲學』為理論、『華人生命教育』為實踐的『華人哲學教育學』之基本論述，且以『中體外用論』的清楚立場，對修正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近年我將「中體外用」修正為「西用中體」，以示「中學為體」的主體性與核心價值，以免本末倒置。

 

        我是輔仁哲學系的「純種」，學士、碩士、博士一路讀上來，前後歷經十五載，期間有五年在外服役及就業。純種有利有弊，母系不用我別人也會嫌棄；我是第二十一名博士畢業生，在僧多粥少情況下只好到外面「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唐君毅語），竟然通過知識大旅行，意外練成一身「雜技」，得以延續哲學慧命並安身立命；生死學與殯葬學固不待言，教育哲學跟生命教育更是水到渠成。1997年我離開銘傳前往南華，從通識轉為專門；2001年由嘉義北返，更從專門走進專業。回到銘傳進入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面對的大多為未來和現職教師；中小學及幼特教師需要考授教師證，是如假包換的專業。說來慚愧，我雖領有講師、副教授與教授證書，卻是用學位及升等換得，從未受過專業訓練。我不懂教材教法和班級經營，上臺一度成為「三板」教師，看著黑板、地板及天花板。

 

        「師資培育中心」舊稱「教育學程中心」，是全面開放師範教育後的新興產物，把過去由師大和師院包辦的中小學教師養成教育，開放給各大學共享資源及共襄盛舉，一時讓有志為人師表的大學生及研究生趨之若鶩。當年認為學校跟銀行都是鐵飯碗，何況中小學幾乎全為公立，教師兼具公務員資格，退休後可以坐領年金，好不愜意。我離開南華和大同的原因，分別是另起爐灶及時機未至，返回銘傳則基於因緣俱足。早年銘傳是專科，我只能教國文與國父思想；改制升格後，也僅以通識課糊口。如今吃回頭草，居然能在師培及碩班教教育哲學和生命教育，不啻延續了一以貫之的愛智慧命。當年官方政策鼓勵各大學在師培中心的基礎上辦教育所，套句對岸的話說，「兩塊招牌，一個班子」。無奈好景不常，原本合體的單位於2008年碰上高教評鑑，分屬不同學門受評，只好拆伙各自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