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 40：《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三）

 

 

               《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主要構成部分的生命倫理學，正是科學與人文跨領域探究成果。由於我大學時主修哲學，輔修生物學，使得跨領域具有正當性，並非隨意撈過界。此外曾跟三名研究生合著《醫學倫理學》供非醫學生之用，而醫學倫理跟生命倫理有很大交集；但教科書不及深入，唯有在論文中得以發揮。生命倫理學顧名思義，屬於生命科學同應用倫理學的有機結合；而生命倫理更列為應用倫理學三大核心議題之一，其餘則為環境倫理和企業倫理。本書首章對西方生命倫理學的緣起與發展，加以系統整理爬梳，發現它「已經形成兩大開展方向：學院生命倫理學（scholastic bioethics）和專業生命倫理學（specialistic bioethics）；前者多為大學內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後者則為受僱於政府或任職於醫療機構的專家。」日後我一度出任大型公立醫院醫學倫理外部委員，也算得上學以致用。

 

        由於是在研討會上所提出的論文，本書所收錄七篇一律遵守學術規範。尤其受到先前撰寫教授升等代表作及參考作的影響，我堅持全盤西化且僅採用英文文獻；為了負責起見，所有引用之處皆附上頁碼，可謂符合嚴謹程度。如今回想，在2003年以前我無疑是一個崇洋媚外的西化學者，甚至追隨學界慣例從事研究和發表，而於1993年連續三載獲得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可視為標準的「我註六經」時期。這種「劃地自限、自圓其說」的作法，助我順利取得教授資格，從此海闊天空自由自在，逐漸步入「六經註我」的空靈境地。念冷門的哲學拿到土博士，在學界不時感到邊緣化危機，即使努力隨俗地追趕主流，依然遙不可及。當上教授後失去奮鬥目標，一度感到茫然；繼而頓悟轉念，從此遠離顛倒夢想，道喜充滿走自己的路。但我並無意離開相對自由的教職，而是走向「中隱之道」。

 

       中隱是白居易中年以後的為官之道，使他不脫離中產生活而無後顧之憂；「中年中產中隱」的理想生活，正是我在二度心智典範轉移走向本土化以後，所選擇的生涯發展途徑。話雖如此，但我於知命之前的西化階段並非毫無所獲，亦未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憾，此即大智教化「西用中體」實踐方向的「西用」之貞定。我在「二書」引言中反思：「在知識的瀚海與人事的逐流中，我不斷載沉載浮，起起落落，如今可說悟出一種心情和一份堅持。在邁入人生五十大關的當兒，我逐漸體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情沉澱，也更肯定『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事業堅持。當上教授最大好處便是無後顧之憂，做起學問和寫起文章來更能海闊天空。」生命倫理學是很正規的「西用」顯學，港臺都有人將之與儒學思想結合，我則提倡「儒道融通」觀點，並將西用之學轉化匯入中體的天然哲大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