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目前在海峽兩岸都蔚為顯學,且均列入官方政策積極推行,彼此最大差別便在於是否涉入宗教議題。對岸主張無神論,對宗教觀點能不提就不提;我們剛好相反,以宗教團體參與護持最力。這些在我看來可謂過與不及,因此嘗試提倡第三條道路,亦即清風明月式的中庸之道,融宗教體驗於人生美學之中。認同「美育代宗教」進而「美育化宗教」的具體實踐,可以從「性靈之靈性」的書寫與欣賞出發。「性靈」是晚明時期所興起的一種寫作風格,「獨抒性靈,不拘俗套」,用樸實無華的小品文字流露個人的本真性情,深為林語堂所喜,便反映在他的幽默書寫中。我近年創立大智教,除授課時借題發揮宣講外,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以文會友,善結有緣人,寫書及貼網誌都是傳播管道。「我手寫我心,存在即自知」,有人閱讀欣賞固然可喜,無人聞問亦可孤芳自賞自得其樂一番。
大智教的內涵是一套華人應用哲學,我於2004年共出版六部著作,其中三種皆標幟「華人應用哲學取向」,《醫學倫理學》便是第一部。本書由專門刊行醫護專書的華杏公司出版,我跟該公司共合作三回,前兩種《醫護生死學》與《護理科學哲學》反應不差,遂受邀為非醫學系的健康科學專業科系學生撰寫《醫學倫理學》教科書。回想我在初任專職時,曾至陽明醫學院兼授「人生哲學」通識課,抽空旁聽醫學系的「醫學倫理學」專業課,發現主要是邀請資深醫師輪流講授「醫德學」。醫師道德固然是專業倫理實踐的一環,但所見仍不夠寬廣,尤其不見導引未來醫師反思個人的人生觀與人死觀是一大缺憾。當然問題根源實出在學科定位,蓋醫學倫理學創始於1803年英國,當時正為探討醫德;討論生死道德日後見於「生命倫理學」,但它在1970年問世時,卻主要研究生態環保問題。
《醫學倫理學》是計劃撰寫,由我設計全書架構,再邀請三位研究生共襄盛舉。他們分別為精神科醫師、外科護理師,以及哲學碩士兼社區大學講師,因為在臺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進修,修習我開授的「生命倫理學」而結識。我本有意請出版社將書名改為《生命倫理學》,但官方規定相關科系需講授「醫學倫理學」,教科書名只好從善如流。但內容不談醫德,改論生死議題,畢竟讀者設定為醫學系以外的其他相關專業科系學生。作者之一方俊凱醫師,撰寫〈精神疾病〉及〈緩和療護〉二章,他後來榮任馬偕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可謂最佳人選。至於由護理師林佩玲和生死學講師丁宥允,分別撰寫〈預立指示〉與〈醫助自殺〉兩章,也算是學有所專的深入見解。集體創作的好處是「三人行必有吾師」,跟專業人員相互切磋學習,我這個老師意外收穫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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