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 43：《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三）

 

       自視為思者醒客而非學者專家，我自1978年準備寫碩士論文起，開始用心思考並訴諸文字，至2021年的四十三年間共完成三十四部著作。我將大半生的心路歷程分為三階段：科學人文期（1978-1997）、生命教育期（1997-2008）、大智教化期（2008以後），其中以中期著述最豐，共得二十種。在這十一年間有一座轉捩點里程碑不能不提，那就是2003年人生邁入五十大關；心隨境轉，同時出現心智典範轉移，由「西學」向「中學」靠攏，終於體現出「西用中體」的治學方向。此一典範轉移的潛移默化，發生於當年暑假結束前，去往四川大學進行三週短期講學。這是頭一回在大陸較長停留，且非旅遊而係授課，得以真正深入地方民間，體察一個既親切又陌生的中國和中國人。我自幼被教導為中國人，此番返臺碰上大選，「去中國化」竟成角力題材。

 

        入蜀講學心得曾撰寫一文〈蜀中見聞——川大講學記實〉，登載於校報《銘傳一週》，再收錄於《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中。短期講學由陸委會全額補助，在對岸還能賺鐘點費，何樂而不為？兩年後我又如法炮製，前往山東大學授課，前後兩回都以推廣生命教育為目的。在我看來，無論是生命教育抑或大智教化，其中心主旨皆不脫「宇宙與人生」，亦即天人地「三才」的關係。宇宙代表時空座標，人生便存在於其中，且完全無逃於天地之間；天地、世界、宇宙表示同一件事。半百之際我的時空座標捲入一場激烈選戰，時間長達半年之久。簡單地說，當時大陸像三十年前的臺灣，一切拼經濟；而臺灣則像三十年前的大陸，製造文化大革命。這種強烈落差自我返臺後，無時不衝擊著身心，終於促成二度心智典範轉移，從此澈底擺脫崇洋媚外，擇善固執地向中華文化認同回歸。

 

        「生命教育二書」記錄我在此番典範轉移之前十載的心路歷程，雖然以生命教育為生涯職志的意念已有所貞定，但依舊人云亦云，缺乏中心主旨與核心價值。尤其不可取的是，我竟一度為了向主流路線靠攏輸誠，居然厚顏媚俗地模仿一些生命教師溫情主義式的忸怩作態，後來才悟出這就是宗教團體馴化人心的不二法門。二書之二最後一篇書評〈建構一系以「還陽學」為主題的生命教育〉，受邀引介《飛越生死線——臺灣瀕死經驗者的現身說法》。瀕死體驗（NDEs）存在與否見仁見智，但我在結尾竟寫下：「所謂硬心腸學者的特色即是『劃地自限、自圓其說』的科學態度，而軟心腸則反映出『有容乃大、海闊天空』的人文胸懷。希望所有關心還陽學的朋友都能以這份人文關懷共勉……。」這其實完全弄擰了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對有無信教的軟硬心腸二分之說，如今讀來不禁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