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 48：《教育哲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二）

 

 

        拆伙後師培中心列為共同科、教育所編入社科院受評，把原本充分運作的團隊一分為二，從此走上不歸路。組織機構的特性之一，就是會形成本位主義，同質單位分化為兩個班子後必然漸行漸遠。倘若外在資源無所匱乏倒也相安無事，一旦環境變差就會面臨衝擊；過去招生盛況空前的師培和教研，意外碰上少子化浪潮襲來，只好各自度小月去了。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社會變遷使然，必須放在一定時空背景中方能得見真貌。我講述這些涉及個人和單位遭遇並非題外話，而是尋思教育哲學究竟該當何去何從？現實的問題是，在招生萎縮導致買方市場當道情勢下，課程規劃與設計必須學以致用。尤其像師資培育屬於跨領域中游學科，學生的期待往往是立竿見影，因此講究潛移默化的課程就不受重視。如今師培和教研都將教育哲學列為必修，占了二或三學分，學生不免抱怨學非所用。

 

        教育哲學作為一門跨領域學科，在教育的社科領域較之哲學的人文領域更受重視；教育系所都設有此課，哲學系則連選修都不多見。有意思的是，它雖然實質作用不大，卻長期列為教育系所必修課，類似輔系的師培都不例外。考其緣由，多少跟百年前杜威來華講學兩載的影響有關。杜威兼為哲學家與教育家，對教育哲學及其分支教育倫理學的建構貢獻至大。他來華傳道授業之舉，影響了後來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從此重視教育哲學的傳統一直帶來臺灣。加上師範教育系統原本封閉，把哲學當必修課多少還可以傳授一些政治思想，這點跟目前大陸將思想政治教育銜接上生命教育的作法頗為相似。只是時空現實早已起了重大變化，教育專業課程理當再思與重構。必修的教育哲學有必要重新設計打造，以因應宏觀的社會與微觀的個人真正所需，講安身與了生的生命課或許更有意義。

 

        由於講授教育哲學長達十二載，教生命課的時期更長，我認為若要把前者改造成一門與時俱進且能學以致用的學科，將之納入歷史景深以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同時予以生命化，應該具體可行。哲學看似無用卻具大用，通過嚴謹思考以言行針砭時弊正是其一；但光有哲學容易無的放矢，加上歷史社會的時空考量便能對焦批判。因此我建議將教育哲學跟教育史統整成「教育歷史與哲學」一科，簡稱「教育史哲」。這是效法由「科學史哲」所發展出來後現代批判性學科「科學技術學」（S&TS）和「科學技術與社會」（ST&S），針對官方政策所產生的問題，例如採用核電與否，加以分析及批判。從大智教化立場看，「教育史哲」最迫切也是最重要的用武之地，乃是大力批判「去中國化」的史觀與政策，藉以挽救民國國民下一代。用偏差教育洗腦年輕人再鼓勵他們投票，正是民粹式陰謀。

 

 

 

立言 47：《教育哲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一）

 

        《教育哲學》與《生命教育概論》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版，但所受待遇及重視程度卻是天壤之別；後者似乎從未得著官方人士的青睞，前者則不但讓我受邀擔任國家考試的教師檢定命題、審題和閱卷委員，更博得同行不錯的評價。這兩種教科書皆標幟「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且有著內在理路上的相通之處：「我的努力是希望通過教育哲學的講授，來從事更寬廣的『華人應用哲學教育』；同時也嘗試從教育哲學的教學中，反思建構一套『華人哲學教育學』。……本書倡議『華人生命教育』，……楬櫫『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做為以『中國人生哲學』為理論、『華人生命教育』為實踐的『華人哲學教育學』之基本論述，且以『中體外用論』的清楚立場，對修正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近年我將「中體外用」修正為「西用中體」，以示「中學為體」的主體性與核心價值，以免本末倒置。

 

        我是輔仁哲學系的「純種」，學士、碩士、博士一路讀上來，前後歷經十五載，期間有五年在外服役及就業。純種有利有弊，母系不用我別人也會嫌棄；我是第二十一名博士畢業生，在僧多粥少情況下只好到外面「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唐君毅語），竟然通過知識大旅行，意外練成一身「雜技」，得以延續哲學慧命並安身立命；生死學與殯葬學固不待言，教育哲學跟生命教育更是水到渠成。1997年我離開銘傳前往南華，從通識轉為專門；2001年由嘉義北返，更從專門走進專業。回到銘傳進入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面對的大多為未來和現職教師；中小學及幼特教師需要考授教師證，是如假包換的專業。說來慚愧，我雖領有講師、副教授與教授證書，卻是用學位及升等換得，從未受過專業訓練。我不懂教材教法和班級經營，上臺一度成為「三板」教師，看著黑板、地板及天花板。

 

        「師資培育中心」舊稱「教育學程中心」，是全面開放師範教育後的新興產物，把過去由師大和師院包辦的中小學教師養成教育，開放給各大學共享資源及共襄盛舉，一時讓有志為人師表的大學生及研究生趨之若鶩。當年認為學校跟銀行都是鐵飯碗，何況中小學幾乎全為公立，教師兼具公務員資格，退休後可以坐領年金，好不愜意。我離開南華和大同的原因，分別是另起爐灶及時機未至，返回銘傳則基於因緣俱足。早年銘傳是專科，我只能教國文與國父思想；改制升格後，也僅以通識課糊口。如今吃回頭草，居然能在師培及碩班教教育哲學和生命教育，不啻延續了一以貫之的愛智慧命。當年官方政策鼓勵各大學在師培中心的基礎上辦教育所，套句對岸的話說，「兩塊招牌，一個班子」。無奈好景不常，原本合體的單位於2008年碰上高教評鑑，分屬不同學門受評，只好拆伙各自為政。

 

 

  

立言 46：《生命教育概論——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三）

 

 

        《生命教育概論》以及早三個月出版的《教育哲學》，乃係我於二度心智典範轉移之初，理路一以貫之的系列代表作，在本書序言中有所體察：「『華人應用哲學』取向是我在去歲年過半百後，心路歷程的重大翻轉，可視為個人學問生命的辯證揚昇。年輕時選擇念哲學，嚮往的是西方人生哲學，未料日後竟走上西方科學哲學的道路，並在無意間接觸到關懷生命的護理學，得以重拾我對人生哲學的嚮往，只是近年它是以民族文化的面貌和精神讓我感動。在我看來，『華人應用哲學』所反映出來的，主要即是『中國人生哲學』；它的活水源頭乃是先秦古典儒道二家思想，我有意將其轉化為具有『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特質的『後現代儒道家』一體思想。……唯有在民族文化的脈絡中，靈明自覺地進行『生命情調的抉擇』（劉述先語），才算是真正彰顯『生命的學問』（牟宗三語）。」

 

        這段序文代表我的一份宣示，彰顯為學與做人的全方位本土化，以解消過去崇洋媚外全盤西化「二毛子的意識」（亦為牟宗三語）。但是我不會矯枉過正走向極端的在地化。社會學家葉啓政曾提出本土化代表中國化，但此乃就文化根柢而言。相對地看，傾向臺灣化的在地化，若歸於區域文化無可厚非；但在政治操弄下堅持去中國化，則不啻邪門外道。記得有回去「中國哲學會」開會，會長有容乃大邀請「臺灣哲學會」成員出席對話，其中一人竟然放言要以「臺灣哲學」對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哲學」，聞之不免令人扼腕，僅能視為走火入魔的謬論。偏偏綠色執政者無膽宣告獨立，只好抱著「中華民國」神主牌不放。既然如此，我乃倡議統獨之外第三條路，亦即自視為偏安而非流亡或地方政權，尋求與對岸共創「大中華邦聯」的可能。此一提案可見於南華前校長的六十自述《龔鵬程述學》。

 

        邦聯之議受到大英國協和歐洲聯盟成立的啓發，當然有利有弊、見仁見智，我對此在日後《新生命教育》一書中有所闡釋。《生命教育概論》雖屬明日黃花，但是當初用功的痕跡無疑歷歷在目。舊課綱列有「生命教育概論」一科，對進階七科進行初步指示；及後呈現各科綱要，則更形系統化且深入表述。看見有此層次之分，我乃針對每一科目分基礎和進階兩部分闡述及批判，從而構成七科十四章。以生死學為內容的「生死關懷」科目為例，概論課希望教師「從自然的消長變化到人己親疏的死亡無常，引導學生瞭解死亡在生命中的意涵。」進階課更指示應「提醒學生具多元文化尊重的態度來理解各種生死觀，進而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死看法，形成積極的生命信念。」所言固然不差，但實際做起來恐怕困難重重。尤其在諱言死亡的文化氛圍中，要積極進行「腦內革命」方能畢其功。

 

 

 

立言 45：《生命教育概論——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二）

 

        《生命教育概論》既述且作，原本希望有人拿它來授課，後來發現是一廂情願，乃退一步希望生命教師用以自學成長，仍屬緣木求魚。直到近年終於恍然大悟，發現我跟官方意識型態互異，乃屬長期路線之爭；道既不同實在不必為謀，終於擺脫官方框架走出自己的路，此即大智教化的緣起。不過舊課綱並非全無是處，七門進階課有四門歸於哲學，便令愛智之徒欣慰；其餘分屬心理學、生死學及宗教學，多少足以跟哲學互通聲息。本書架構共分十六章，首尾二章進行回顧與前瞻，中間十四章則針對進階七科，各分基礎與進階課題加以討論。每章四節的標題列舉，跟《生死學（二版）》及《醫學倫理學》相同，即為「概念分析、批判思考、意義詮釋、綜合討論」，而這正是應用哲學表述的方便法門，用於教科書可謂恰到好處。至於日後書寫多以情意小品呈現，則臻入另外一種境界了。

 

        本書標幟「華人應用哲學取向」，是有一定道理的：「應用哲學是一種『退一步想』的努力，這使得它跟心理學、生死學、宗教學等學科比較起來，是站在不同層次探討問題。哲學不但跟其他科學或科際學科一道處理人生課題，同時也退一步站在後面，省視本身以及其他學科是如何處理人生課題的。應用哲學反思與批判的努力可說是其特色，本書正是站在這種後設立場上，對生命教育進行反思與批判地考察。」至於建構專屬於華人的應用哲學，則為進一步的努力：「『華人應用哲學』的思想內容為『後現代儒道家』的『中國人文自然主義』，這是一套將古典儒道二家思想的精義，在後現代華人社會加以融匯貫通的新興產物，可視為儒道互補的結果。」在當年心智典範轉移下所拈出的「中國人文自然主義」，如今已完整表述為「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華人應用哲學」，簡稱「天然哲」。

 

        「天然哲」主張儒道互補融通：「途徑大致有三：一是哲學思維方式的途徑；二是倫理學和人生哲學的途徑；三是文學藝術的途徑……。本書主張兼容並蓄，自哲學思辨出發，通過倫理實踐，創造生活美學，其理想人格境界乃是『知識分子生活家』。」這些引文皆屬本書末章的前瞻觀點，令人意外的是，十五年後新課綱竟然在「價值思辨」的核心素養內納入「生活美學」，並提出具體可行之道：「反思生活美學的能力，可以用對比的方式，呈現不同生活習慣（如：食、衣、住、行、育、樂等）帶給人不同的感受。」同時強調：「改變自我，思考如何讓自己成為有生活品味的人，並瞭解品味並不等於奢侈的道理。」由此可見生活美包含了藝術美，但大智教更主張體現自然美；不止是懂得欣賞大自然，而是學會順應自然，勿事造作，此即作為「天然哲」內核的自然主義之真諦。

 

 

  

立言 44：《生命教育概論——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一）

 

        2004年是我的出版高峰期，共有六部著作問世，但並非全為勤於寫作之功。因為其中三種為昔日文章結集，另一係跟研究生合作的教科書，真正具有代表意義的只有《生命教育概論》及《教育哲學》兩種，它們的副題皆標幟出《華人應用哲學取向》，屬於個人反思用功之作。雖然此二書仍以教科書形式示人，但我的確想讓學習者聽到「不一樣的聲音」。這也是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創始人之一吉利根的振聾啓聵呼籲，以及她的經典著作《不同凡響》，反映於我的頭一回心智典範轉移，亦即從正統轉向另類科學哲學。關懷倫理學另一位開創者諾丁斯曾著有另類的《教育哲學》，是我撰寫同名書籍的效法典型。女性主義令我在「西學」中看見不同的可能途徑，華人應用哲學則為我貞定「中學」的知行道路；兩回心智典範轉移共同奠定了「西用中體」生命學問的基礎，身體力行至今。

 

        《生命教育概論——華人應用哲學取向》可視為我對官方說法撥雲見日的不平則鳴，因為不吐不快，十七萬言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內便一吐為快，無奈始終未得著任何批評與回應，反映吾道頗孤。不過對此早已釋懷，近年不斷自我貞定，乃加碼於2019年再出一書《新生命教育》，仍高舉「華人應用哲學取向」大旗，以示吾道一以貫之。為何我要對生命教育如此堅持，甚至打著官旗反官旗？因為它正好是新儒家學者陳德和所批判的至大無外、無所不包，果真足以讓人揮舞大旗各自表述、各取所需。高中以下有課綱不得逾越，我教的是大學生跟研究生，大可海闊天空地借題發揮。一度重返杏壇擔任客座，一學期二百五十名生徒受教，全年近五百，這便是大智教化的潛在市場，吾道遂不孤矣。大智教誨至少包括「無後、中隱；安樂死、自然葬」，皆非衛道者樂見，卻屬世間真知卓見。

 

        《生命教育概論》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完稿，反映出我的強烈批判動機，意志集中力量也集中。話說從頭，1997年在南華初聞生命教育，僅為省府政策。精省後由中央接手，2001年頒布中程計畫，三年後高中課綱草案出爐，總算呈現完整具體的內容。此一舊課綱設計八科十六學分課程，卻僅需選修一學分，2010年正式實施，2019年功成身退。新課綱不再分科，改列五大核心素養，總算規定普通高中必修一學分。由此可見，當初八科宏圖已成明日黃花，我的批判之作如今已淪為無的放矢，又有何等意義？在我看來，此一壯舉無疑具有歷史意義，本書的出版理當在生命教育史之內記下一筆。事實上唯一史書《台灣生命教育的發展歷程》，的確引用過我的著作，但僅列出《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而未涉及本書，殊為可惜。至於另外一層意義，則是它啓動了大智教化的腳步。

 

 

  

立言 43：《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三）

 

       自視為思者醒客而非學者專家，我自1978年準備寫碩士論文起，開始用心思考並訴諸文字，至2021年的四十三年間共完成三十四部著作。我將大半生的心路歷程分為三階段：科學人文期（1978-1997）、生命教育期（1997-2008）、大智教化期（2008以後），其中以中期著述最豐，共得二十種。在這十一年間有一座轉捩點里程碑不能不提，那就是2003年人生邁入五十大關；心隨境轉，同時出現心智典範轉移，由「西學」向「中學」靠攏，終於體現出「西用中體」的治學方向。此一典範轉移的潛移默化，發生於當年暑假結束前，去往四川大學進行三週短期講學。這是頭一回在大陸較長停留，且非旅遊而係授課，得以真正深入地方民間，體察一個既親切又陌生的中國和中國人。我自幼被教導為中國人，此番返臺碰上大選，「去中國化」竟成角力題材。

 

        入蜀講學心得曾撰寫一文〈蜀中見聞——川大講學記實〉，登載於校報《銘傳一週》，再收錄於《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中。短期講學由陸委會全額補助，在對岸還能賺鐘點費，何樂而不為？兩年後我又如法炮製，前往山東大學授課，前後兩回都以推廣生命教育為目的。在我看來，無論是生命教育抑或大智教化，其中心主旨皆不脫「宇宙與人生」，亦即天人地「三才」的關係。宇宙代表時空座標，人生便存在於其中，且完全無逃於天地之間；天地、世界、宇宙表示同一件事。半百之際我的時空座標捲入一場激烈選戰，時間長達半年之久。簡單地說，當時大陸像三十年前的臺灣，一切拼經濟；而臺灣則像三十年前的大陸，製造文化大革命。這種強烈落差自我返臺後，無時不衝擊著身心，終於促成二度心智典範轉移，從此澈底擺脫崇洋媚外，擇善固執地向中華文化認同回歸。

 

        「生命教育二書」記錄我在此番典範轉移之前十載的心路歷程，雖然以生命教育為生涯職志的意念已有所貞定，但依舊人云亦云，缺乏中心主旨與核心價值。尤其不可取的是，我竟一度為了向主流路線靠攏輸誠，居然厚顏媚俗地模仿一些生命教師溫情主義式的忸怩作態，後來才悟出這就是宗教團體馴化人心的不二法門。二書之二最後一篇書評〈建構一系以「還陽學」為主題的生命教育〉，受邀引介《飛越生死線——臺灣瀕死經驗者的現身說法》。瀕死體驗（NDEs）存在與否見仁見智，但我在結尾竟寫下：「所謂硬心腸學者的特色即是『劃地自限、自圓其說』的科學態度，而軟心腸則反映出『有容乃大、海闊天空』的人文胸懷。希望所有關心還陽學的朋友都能以這份人文關懷共勉……。」這其實完全弄擰了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對有無信教的軟硬心腸二分之說，如今讀來不禁汗顏。

 

 

  

立言 42：《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二）

 

 

               推動生命教育會碰上資源配置和路線之爭的情況並非空穴來風，微觀如我在教學上的遭遇固然如此，宏觀上政策推動亦非一帆風順。因為生命課的推動部分目的在於取代傳統德育課，由哲學學者主導，不免引來輔導學界及訓育人士插手。至於要納入正式課程更是難上加難，自2001年教育部宣布為「生命教育年」並推動中程計畫開始，歷經五輪滾動，才終於在2019年列為普通高中必修一學分課程，其餘國中小學仍以體驗課為主。新課綱較舊有的對焦清楚，大抵就是哲學課，包括基本與應用哲學在內，哲學人總算暫時勝出。不過愛智之學終究還是冷門學科，從我三十五歲拿到正宗哲學博士任教半生，涉及專門的正職分別在生死所與教育所，而非哲學系，其餘所授不外通識課。此乃教育市場的現實，於少子化的今天更形嚴峻。而當初能在哲學圈外謀得一席棲身之所，也該感恩惜福了。

 

        受到哲學前輩傅偉勳和南華校長龔鵬程的推薦任用，我在當了九年通識教師後南下嘉義，慶幸尋得一處足以發揮的職位。意外成為生死所創所所長，又適逢生命教育剛剛起步，我乃把握機會對二者進行有機整合，積極推動「生死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包括後來轉任大同服務的在嘉義四年間，因為生命教育已成為政策一環，我經常應邀至國民中小學的「主題輔導工作坊」及「輔導知能研習營」授課，足跡遍及雲嘉南三縣。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場校長研習活動上討論的自殺個案：「我剛搬到嘉義教書後不久，聽說有三名嘉義國中一年級的女生相約在蘭潭投水自殺。結果有兩人溺斃，一人獲救……。事件發生後近三年，一位校長……說那名獲救女生在休養一陣後，由嘉義市轉學至嘉義縣，進入他所服務的學校就讀，並且順利畢業升上高中。」此事讓我聯想到「留得青山在」的平凡古訓。

 

        生命教育在1998年正式起步時，是由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所主導，教學對象為省屬高中與國中生，開學未久就碰上臺中女中資優生廖曼君及男友殉情事件，使其立即背負起學生自殺防治的重責大任。次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又加上災區心靈重建的工作。2000年改朝換代，新任教育部長曾志朗對生命教育情有獨鍾，乃編列大筆預算以推動四年中程計畫。可惜他因希望跟國際接軌，而堅定支持對岸發明的漢語拼音，被當道視為「政治不正確」，上任未久便下臺一鞠躬。好在繼任者大多曹隨前例，沒有將政策砍掉，竟然一路發展至今，成為高中必修課可算修成正果了。當年無論在嘉義還是臺北，由於推動生命課，不時會受邀撰文，久之便累積下不少文字。這些論述或評介文章總共二十四篇，構成了《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的「一般論述、專業考察、生活反思、讀書心得」四部分。

 

 

   

立言 41：《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一）

 

 

                生命二書之二《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結集了五類文章，學理篇納入實務論文和一般論述，體驗篇則包括專業考察、生活反思以及讀書心得；不同於前書有部分論文完成在接觸生命教育之前，本書所有文字都反映出我對官方生命教育的見解及引申。1997年中從銘傳轉往南華任教，由大學通識教師變成研究所碩導，展開對國內剛起步的生命教育，進行教學研究與社會推廣工作，一時覺得似乎找到生涯發展的大方向，內心頗感欣慰。當時在多肯定少批判的認同心態下，寫了不少文章到處傳播宣揚生命教育，如今看來多少有些一廂情願。直到發現竟有不少宗教團體也在利用這座平臺傳布教義，我才逐漸冷靜下來退到一邊，以示道不同不相為謀。二書問世當年課綱草案出爐，看見一群深具宗教背景人士主導推動，我乃拈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原則因應之。

 

        我不反對宗教信仰，但更相信現世主義；由於各門宗教無不對於生前死後有所許諾，我乃存而不論，並敬而遠之。入老前後我對此有了深一層的領悟，遂著書立說，將人生信念進一步打造成反諷式的擬似宗教「大智教」，同時將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加以改造深化，擴充升級為「美育化宗教」。決定以回顧舊作借題發揮撰寫《宇宙與人生》，正是反身而誠具體實踐。相較二十多年前積極入世為官方生命教育到處奔走，如今更樂於以文會友，善結有緣人。離退七年後又返校擔任三載客座，同時講授大學部通識課及碩士班專門課，文字緣遂成為我傳道授業的方便法門。在二書之二中有如下體驗：「通識教育是相對於專門教育而言，二者皆屬知識教育。生命教育的精神在此正好相對於知識教育，主要屬於情意教育。……從教育的性質看，通識教育反映的是形式面，生命教育則屬內涵面。」

 

        《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分為學理篇與體驗篇編纂，在學理篇內匯集了五篇實務論文，它們都在一些實務性研討會上發表，因此同樣依照論文格式撰寫。但跟前書隨俗而全盤西化不同的是，實務勢必要扣緊現狀，因此參考文獻引用的都是在地中文資料。當時關注的議題大多跟個人所處環境經驗有關：通識教育以及對岸類似的文化素質教育、師資培育、安寧療護、殯葬管理等，對這些議題我都提出納入生命教育的建言，不過收效未見顯著。例如我曾在師培單位講授生命課，後來面臨高教評鑑而調整課程，竟因教師檢定不考而將生命課取消，自此便未恢復。此外我曾撰有《殯葬生命教育》，卻從未派上用場，同樣因為未列為禮儀師必考課程。經過多年觀察反思，終於悟出其中緣由，主要就是資源配置和路線之爭。生命理念甚佳，但要排課就有排擠效果，內容也有主流非主流之分。

 

 

 

立言 40：《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三）

 

 

               《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主要構成部分的生命倫理學，正是科學與人文跨領域探究成果。由於我大學時主修哲學，輔修生物學，使得跨領域具有正當性，並非隨意撈過界。此外曾跟三名研究生合著《醫學倫理學》供非醫學生之用，而醫學倫理跟生命倫理有很大交集；但教科書不及深入，唯有在論文中得以發揮。生命倫理學顧名思義，屬於生命科學同應用倫理學的有機結合；而生命倫理更列為應用倫理學三大核心議題之一，其餘則為環境倫理和企業倫理。本書首章對西方生命倫理學的緣起與發展，加以系統整理爬梳，發現它「已經形成兩大開展方向：學院生命倫理學（scholastic bioethics）和專業生命倫理學（specialistic bioethics）；前者多為大學內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後者則為受僱於政府或任職於醫療機構的專家。」日後我一度出任大型公立醫院醫學倫理外部委員，也算得上學以致用。

 

        由於是在研討會上所提出的論文，本書所收錄七篇一律遵守學術規範。尤其受到先前撰寫教授升等代表作及參考作的影響，我堅持全盤西化且僅採用英文文獻；為了負責起見，所有引用之處皆附上頁碼，可謂符合嚴謹程度。如今回想，在2003年以前我無疑是一個崇洋媚外的西化學者，甚至追隨學界慣例從事研究和發表，而於1993年連續三載獲得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可視為標準的「我註六經」時期。這種「劃地自限、自圓其說」的作法，助我順利取得教授資格，從此海闊天空自由自在，逐漸步入「六經註我」的空靈境地。念冷門的哲學拿到土博士，在學界不時感到邊緣化危機，即使努力隨俗地追趕主流，依然遙不可及。當上教授後失去奮鬥目標，一度感到茫然；繼而頓悟轉念，從此遠離顛倒夢想，道喜充滿走自己的路。但我並無意離開相對自由的教職，而是走向「中隱之道」。

 

       中隱是白居易中年以後的為官之道，使他不脫離中產生活而無後顧之憂；「中年中產中隱」的理想生活，正是我在二度心智典範轉移走向本土化以後，所選擇的生涯發展途徑。話雖如此，但我於知命之前的西化階段並非毫無所獲，亦未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憾，此即大智教化「西用中體」實踐方向的「西用」之貞定。我在「二書」引言中反思：「在知識的瀚海與人事的逐流中，我不斷載沉載浮，起起落落，如今可說悟出一種心情和一份堅持。在邁入人生五十大關的當兒，我逐漸體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情沉澱，也更肯定『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事業堅持。當上教授最大好處便是無後顧之憂，做起學問和寫起文章來更能海闊天空。」生命倫理學是很正規的「西用」顯學，港臺都有人將之與儒學思想結合，我則提倡「儒道融通」觀點，並將西用之學轉化匯入中體的天然哲大智教。

 

 

 

立言 39：《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二）

 

        用講述生活故事的方式推廣生命教育，宜盡力而為適可而止，勿流於自戀式的無謂宣傳。這點我其實早就了然於心，何況一介書生的平凡人生，又何以值得大書特書？但我卻自覺地反其道而行，連自傳和回憶錄都已出齊，眼前這些通過回顧舊作以勾勒一以貫之心路歷程的小品更屬之。為何我要明知故犯？多少因為老來深感時不我予，而對大智教化的使命感卻與日俱增，遂以文字舖陳不吐不快，同時兼具自我療癒及貞定效果。身為大智教化主，十二年來真正相信大智教義的始終只有我一人；看似吾道頗孤，知其不可而為，其實這正是自了漢的療癒之道。自我療癒可達於自我貞定，此即新書以《大智教的貞定》為副題的真諦。「我手寫我心，存在即自知」體現出我的寫作目的，因為寫出就算發表，立言便將不朽，越老越能玩味「萬法唯心造」之奧義。若云作者癡，則視為道不同不必為謀。

 

        看官請放心，自我貞定不會走上唯我獨尊，頂多見仁見智而已；回首書寫心路歷程，自得其樂且樂在其中，於願足矣。「生命教育二書」聯袂出版，算是舊文結集；前書納入七篇學術論文，後者則囊括學理的實務論文、一般論述，以及體驗的專業考察、生活反思和讀書心得。本書匯編1993至2003十年間的生命教育相關論述，但是生命教育作為官方政策應運而生乃是1997年的事，較生死學問世晚四載。生死學後來雖然被生命教育收編，但後者在學校內推動的重點卻放在倫理教育，用以取代傳統德育。本世紀頭八年由獨派執政，苦心積慮要去中國化，遂對深具中華文化內涵的傳統德育欲去之而後快，剛好幾乎全盤西化的生命教育適時派上用場。所產生的偏差結果，雖曾被譏為忘本及缺德，最終仍不了了之。傳統德育充滿儒家教誨，可用道家稀釋，代之以生命教育則屬過與不及。

 

        二書內容皆成稿於2003年以前，尚未觸及半百知命的重大心智典範轉移。不過那些年因為去中央大學哲學所兼課，開授生死學與生命倫理學相關課程，不時應邀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便從善如流隨著學術圈文字表述與遊戲規則起舞，無形中累積起一些成果。待生命教育逐漸蔚為風氣，乃順勢結集出版，意外打響知名度。《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所載的七篇論文，有四篇討論生命倫理學，其餘則涉及女性學與宗教學。事實上後者乃是我的升等參考作部分轉載和延伸，屬於較早作品。用學術教育界的眼光看，早先研究走的是正統科學哲學路線，後來轉向女性主義則屬另類；至於關注宗教議題，是因為協助籌設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我原本自忖尚有幾分宗教感，後來一涉足才發現深不可測，便急流勇退，更敬而遠之，唯一收穫是留下幾篇雪泥鴻爪的粗淺研究心得。

 

 

  

立言 38：《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一）

 

        2004年春我跟揚智文化公司首次合作出版「生命教育二書」，這種合作關係一直維繫著。在二書序言中如此寫道：「《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及《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兩本書的各篇文章，是我過去十年間偶然涉足生命教育的雪泥鴻爪。……1993年我在當時的銘傳……將『應用倫理學』一科，列為全校必選通識課程。……我們過去所做的努力，可以名之為『倫理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而與『生死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相提並論。」事實上，對生命教育初步認識，是1997年轉往南華生死所任教才接觸到的。世紀初教育部開始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在高中課綱內同時列有應用倫理學和生死學相關課程，總算為我過去的各種努力找到相關定位。雖然我一向將生死學與生命教育相提並論，但它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並不一致。生命教育之說正向光明，因此廣受歡迎。

 

        生命教育在當初受歡迎的程度，可以從我的二書流行上看出。它們雖然算不上暢銷，卻是最早問世的少數相關讀物，因此經常被後來著作提及，令我頗感意外，同時欣慰能引領出一些社會關注。回想三十五歲拿到博士學位至大專正式任教後，一路從通識教育走向倫理教育、生死教育、殯葬教育、教師教育，它們都可視為廣義的生命教育。到如今半生過去了，我已將之擴充升級為大智教化，且仍在推廣不輟。其中「教師教育」在國內稱作「師資培育」，卻僅止於培育未來教師，而未涉及現任教師的在職進修；但我所教的教育所碩專班生員，幾乎全為在職教師，因此更好擴充正名為「教師教育」。在教師教育中傳授生命教育課程有兩層意義，一層是指引現在或未來的老師們如何推動學校生命教育，另一層則是讓學習者反身而誠進行自我教化；成人生命教育正是大智教化的宏旨。

 

        「二書」係以套書形式同時問世，自序和引言也完全一致；日後我又組合出版「自我生命教育三書」、「大智教化二書」，但上市日期已有先後之別。值得一提的是，二書引言〈五十自述——我的哲學生活故事（1973-2003）〉，乃是轉引自2003年春出版的《應用心理研究》季刊第十七期一篇回應文〈我的哲學生活故事：主體性的反思與建構〉，對象為老同學輔仁心理系教授翁開誠〈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這是我首度也是唯一一回在主流學術期刊上，撰寫生命敘事文章，同時具有學術和自述的旨趣。此例一開，源頭活水自然來，日後竟然一發不可收拾，而讓所有書寫都同時兼具這兩種旨趣，亦即我引以自豪的「借題發揮」。「生命敘事」屬於社會科學質性研究方法之一，原本具有相當學術要求；但是被我拿來借題發揮，就真的變成講述個人生活故事了。

 

 

  

立言 37：《殯葬倫理學》（三）

 

 

        回顧既往，可以發現殯葬專業一路行來舉步維艱且跌跌撞撞，若從2007年空大設科算起，至今僅有十八年歷史。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後來仁德與馬偕醫專先後設立生命關懷事業科五專部，且已有多屆畢業生，總算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受過正式且正規養成教育的專業新血。雖然現今殯葬專業科系為了避嫌仍難以「殯葬」之名示人，但終究已經樹立起一定的自我認同與專業形象，倘若假以時日，專業化程度必然會更成熟也更到位。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既然要受專業教育就必須學習專業倫理，而不能對此一要求掉以輕心。《殯葬倫理學》在出版十二年後令我有機會現身說法，總算將理念付諸實現；至於學生是否真的感同身受，從而達到潛移默化的目的，只能看他們執業時是否會產生意識覺醒而更上層樓。意識覺醒可能促成心智典範轉移，我正是通過接觸女性主義而有所自覺領悟。

 

萬丈高樓平地起，我苦口婆心對同學說，殯葬管理必須跟殯葬倫理相輔相成始能互利共榮。由於殯葬管理牽涉到產官學三方面的互動，且殯葬產業又多以民間企業為主力，因此探討專業倫理議題就先從應用倫理之中的企業倫理講起，漸次發展至環境倫理和生命倫理。本書架構正是以這三大議題為內容，而在介紹倫理議題之前，要先行考察它們的哲學基礎。系統地看，《殯葬倫理學》除導論結論外共分三篇，每篇三章。首篇企業議題先談「管理哲學」，再探討殯葬的「企業倫理、服務倫理」；次篇環境議題先談「宇宙哲學」，再探討殯葬的「環境倫理、天人倫理」；末篇生命議題先談「人生哲學」，再探討殯葬的「生命倫理、關懷倫理」。全書十一章照例在每章之後附有「心靈會客室」情意教育專欄，以我的實際體會跟讀者進行心靈對話，以期能夠產生潛移默化、改善服務的效果。

 

    當初寫作本書時，我尚未拈出「大智教化」的大纛，但已經在字裏行間體現出「西用中體」的教化方向。然而就像我在《殯葬學概論》之中所顯示的，當自然與社會領域要朝向本土轉化，人文領域卻需要盡量反向操作而朝西化求緣。這是因為包含倫理道德、哲學宗教在內的殯葬文化，受到傳統思想長期浸淫，早已濃得化不開，必須要通過大力改造變革，始能真正推陳出新，而禮儀民俗正是需要大破大立之所在。我建議殯葬專業應該效法護理專業，將「關懷」視為本身的核心價值。關懷倫理是西方倫理學最新的理念與實踐，於上世紀八零年代自女性主義學者手中應運而生。看見如今專業科系採用「生命關懷事業」為名，的確令人欣慰。由於殯葬不算新興行業，從事改革乃是將長期受到污名化的傳統行業加以翻新，必須建立堅定的核心價值，「生命」與「關懷」正是最佳選擇。

 

 

 

立言 36：《殯葬倫理學》（二）

 

 

        應用倫理學屬於應用哲學的分支，大智教的基本內容正是一套兼具理念與實踐的華人應用哲學；其建構原則為「西用中體」，即以本土文化及需求為主體，西方觀點和經驗為應用。由於專業倫理在西方學術教育界已經研究推廣多年，幾乎成為專業教育的基礎與共識。因此當政府要通過殯葬改革以樹立殯葬專業時，自然會想到參考其他行之有年的專業，而於法規中明示以參考社工師來設置禮儀師。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像社工、諮商、醫護這些專業都是西方產物，殯葬卻屬相當古老的傳統行業，且糾纏於宗教民俗種種陳規中難以自拔。因此一旦要讓如此守舊的傳統行業，轉型為前瞻的現代專業，必須大破始能大立。問題是革新下的破除舊日觀點和作法絕非一蹴可幾，而是一段漫長磨合。專業倫理教育對尚未入行的新人較易被接受，已是業者或在傳統葬儀社工作的人，就會出現認知落差。

 

根據我與傳統業者接觸近三十年的經驗看，他們心目中的倫理教育乃是「慎終追遠」之類古老教誨如何操作，也就是講究「行禮如儀」的不逾矩，以免違反傳統禮俗。空大其實另有「殯葬歷史與禮俗」一課，講授相關操作技術，背後有著一定傳統倫理規範；但這些跟殯葬倫理學希望讓從業人員具有現代化專業意識的要求，似乎存在一段鴻溝。所以當我運用本書於2020年秋季在空大開授「殯葬倫理」一科時，開宗明義便強調此乃哲學課而非禮俗課，多少會讓期待禮儀師證書儘快到手的傳統業者感到陌生和壓力。尤其當網路播音講課、線上同步面授，以及考試命題閱卷皆由我主事時，師生認知差距立即可以感受到。因為期中考的哲學分析，讓許多同學無所適從，我只好慈悲為懷，在期末採取開書考試，總算皆大歡喜。看來專業倫理要在殯葬業當中推廣普及，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撰寫《殯葬倫理學》之初，我就想到必須將它先行定位，以免日後任教時討論失焦。在本書首章中便寫道：「人生不脫生、老、病、死四者，當醫師、護理師著手費心於前三項時，禮儀師便致力於最後一項。這些皆屬民生所必需，也都在善盡功德、服務社會。各行各業都有職業道德，以自我約束，並造福消費者；專業領域更形成專業倫理，……以維繫專業水準和形象。當殯葬業邁向專業化之際，殯葬倫理乃應運而生。……殯葬倫理學由殯葬學與倫理學統整而成，基礎內更含有各種哲學思想……。」在我的心目中，殯葬專業甚至足以類比於醫護專業；既然醫學與護理教育都要開授倫理課，殯葬教育理當從善如流。無奈當空大生管科成立時，層級對象設定在二專而非五專，尤其想吸收業者來修禮儀師證書所要求的二十學分，反而少有期待修滿八十學分取得副學士學位的社會人士選課。

 

 

 

立言 35：《殯葬倫理學》（一）

 

        大智教是人生哲理教，希望「美育化宗教」，用美感人生信念度化宗教信仰，跟百年前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相呼應。我不是否定排斥宗教，而是覺得它們大多濃得化不開；尤其一旦形成團體活動，更讓我這個自了漢渾身不自在。不是我多疑，至少在華人社會不信教且拒信教的人比比皆是，而大學生大多信「睡覺」。我跟他們說相信養生之道也不錯，但要在該睡的時候睡，而非上課打瞌睡。說來可笑，我還差點當上宗教學研究所所長，但研究宗教跟信不信教不必然相關。何況世間壓根兒就沒有所謂宗教，有的只是這門或那門教，彼此大多不相容，頂多能夠對話而已。宗教在本質上就會排他，一旦落實於生活中便有可能產生荒謬景象，尤其是喪葬禮俗。我就曾遇過一家人母喪後子女各有所執，互不相讓，只好一個早上先後舉辦基督教與佛教兩場告別式，天知道老母親一生什麼教都不信。

 

這種奇異現象正是殯葬改革應該革除的心存罣礙，理想作法可以依當事人意願，考慮舉辦生前告別式。生前告別式曾因著名作家曹又方自辦而轟動一時，此等嶄新創意後被引入大陸電影「非誠勿擾2」之中，拍得相當感人。從天然哲大智教觀點看，人生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因為生命有限，若是綿綿無絕期，才是巨大恐怖陰影。正常死亡多少是在反璞歸真，最好能夠一切從簡，還其本來面目，此即貫穿於《殯葬倫理學》全書的核心價值。本書是我所寫的最後一種殯葬專書，原本也是為從事專業教育而作，卻於出版後十二年才正式派上用場，意外讓大智教化有其用武之地。在我的構思中，殯葬倫理傳授專業倫理與職業道德，而頒授禮儀師證書的內政部也認同此點，但修課業者卻不見得有相同認知，甚至以多餘理論課程視之。對此我乃曉以大義，表示它雖不能立竿見影，卻足以潛移默化。

 

        平心而論，作為專業倫理，殯葬倫理的性質基本上跟醫學倫理、護理倫理、諮商倫理、社工倫理等類似；其他專業在養成教育中都必修倫理課，殯葬理當從善如流。倫理道德教育就是德育，在臺灣即為生命教育前身；本世紀初的教育改革大旗一揮，傳統德育逐漸銷聲匿跡，代之以更為多樣的生命教育。後者最具體的表徵便是列為高中選修課，我曾根據當時課綱另撰《殯葬生命教育》一書，可惜從未有機會用於授課。專業倫理是西方產物，最早係以一些淺顯易懂的職場守則或原則來規範從業人員行事，像前面曾提到的醫德學便屬之。到了上世紀八零年代，應用倫理學應運而生，至少包括「企業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三大面向，空大曾據此開授應用倫理課。當我為培養禮儀師設計課程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取應用倫理的架構來發揮，不料卻跟業者想像有所出入，難免事倍功半。

 

 

  

立言 34：《殯葬與生死》

 

 

        至2025年春我任教近四十二載，涉足研究另加五年，自認全部都在從事大智教化，也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新生命教育。當然在而立前後生涯剛起步時並無此自覺，但到如今反身而誠，多少可以看出吾道一以貫之的理路。此即當下撰述的中心主旨，藉著回顧舊作話說從頭且借題發揮，勾勒出前後一貫的心路歷程。我的生命教育時期長達二十一年，大致包括生死學、殯葬學、教育學三部分；三者同步發展，之後則提昇至大智教化層次與時期。有些經歷回想起來連自己都感到意外，像是被傅偉勳列入南華生死所儲備師資，又在校長龔鵬程誠邀下，繼承傅老遺志成為創所所長。離開南華前往大同籌設殯葬科系未果，北返後參與殯葬改革，提出培養禮儀師專業課程架構，而被空大請去籌辦空專生命事業管理科，兼任創科主任，規劃十一門專業課程陸續登場，「殯葬與生死」即為入門課。

 

       依照空大過去自撰教材出版的傳統，整套十一冊教科書在兩年內先後出齊。《殯葬與生死》主要改寫自《生死學（二版）》和《殯葬學概論》，內容雖無甚創新，卻體現出生死、殯葬以及生命教育的最新里程碑。對此我在本書序言中提及：「國立空中大學附設空中專科進修學校『生命事業管理科殯葬管理組』是臺灣第一間以『殯葬』為名的專業科系，雖然只屬於二專層級的半獨立教學單位，畢竟也算是十年奮鬥有成的結果。……過去十年裏，生死學研究所和生命事業管理科先後在我的耕耘下落實紮根，雖然一為碩士班一為二專班，終究算是從談生論死的『虛學』走向經營管理的『實學』。」生命課「生死關懷」一旦走向實務，殯葬管理最有揮灑空間，臨終關懷和悲傷輔導屬於其他專業的內容；至於我的學術興趣和生涯發展，則由死亡教育轉向包含殯葬教育在內的生命教育與大智教化。

 

       《殯葬與生死》可視為空大生管科殯葬組所規劃專業課程的入門課，我將新撰的緒論與結論分別題為〈從生死學到殯葬學〉和〈從殯葬學到殯葬教育〉，對其間相關理路有如下闡述：「相對於殯葬學緊扣住殯葬行業而為一門立竿見影的『實學』，生死學則可視為促成人們修養素質得以潛移默化的『虛學』；虛實相輔相成、互補互利，接受殯葬服務的社會大眾將因此而受惠。……教育的目的乃是培育技能和變化氣質，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為人料理後事的殯葬業，絕對不能成為匠人及市儈。……對於業者而言，專業教育究竟是加持性的錦上添花，還是修養上的更上層樓？從高等教育的理念與理想來看，它理當屬於後者。」回顧西方國家像美國的正式殯葬教育，早在1882年就已經從防腐學校起步，我們則到2007年空大創科才落實。無奈空大正式卻不正規，實體專業科系兩年後才出現。

 

 

 

立言 33：《殯葬學概論》（三）

 

 

        大智教是一套反諷式擬似宗教之非宗教，呈現出全方位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觀解，又稱人生教，教人以安身與了生之道。宣揚傳播大智教的具體作法是行大智教化；我長期不懈推廣的大智教化，可視為官方學校生命教育的民間版、成人版、擴充版與升級版，實踐策略則為順水推舟及借題發揮，從而體現出另類的新生命教育。大智教由我所創，自許但不自詡為教化主；它反映出我的人生四願：「無後主義、中年中產中隱；立法安樂死、環保自然葬」，認同此等理念即屬理想信眾。前三者容或不易達成則可隨緣流轉，但後者乃是最基本要求；一個人對後事料理都不能表現出反璞歸真的豁達，只能說道不同不必為謀。我涉足殯葬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甚至成為改革重要推手，念茲在茲便是提倡「節葬與潔葬」，以落實「輕死重生、厚養薄葬」。此點我已實踐於雙親後事，自己日後亦將從善如流。

 

    繼父遺言捐贈大體之後由我樹葬，老母交代火化撒海縱浪大化，而我跟太太也決定二者擇一。此乃有限人生最完美結局，體現出「無後顧之憂」的真諦。我們夫妻因無後共識而結縭，四十載始終道喜充滿；沒有子女為後事操心及不必由後人因循祭掃，才是道地的反璞歸真重回自然。這是一種澈底自主自了心態，深受莊子思想和行徑啓發。傅偉勳推崇莊子為「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的確名不虛傳。此等豁達精神正是我撰寫殯葬四書的一貫傳承。《殯葬學概論》秉持大智教所提倡「文理並重、東西兼治；物我齊觀、天人合一」為學做人之道，於全書三篇反映出「西用中體」的系統觀解。簡言之，殯葬學術的自然與社會領域應由「西學」向「中學」進行本土轉化，而人文領域則需要從事重大反向求緣以形成典範轉移。華人喪葬以禮俗為重，必須效法西方走向簡化與淨化才是正道。

 

    以我的生父在美國去世後事料理為例，洋人注重防腐，將遺體處理得栩栩如生，放置在禮廳中供人瞻仰，時間長達半天。室內寧靜肅穆，只有輕聲音樂及淡淡咖啡香，來賓注視關懷遺體、跟家屬低聲交談、坐下沉思，或在名簿上留言，最後逕行離去。總之一切都在靜默哀思中進行，讓人們的心情得以充分沉澱，不似我們的繁文縟節，身不由己。至於喪禮則另外舉辦，遺體已火化裝盒，禮堂中由眾人輪流上臺發表感言，再移往室外入土為安。國外墓區頗遼闊，火化土葬墓基甚小，在公墓公園化設計下墓碑平躺，四週遍植青草，放眼望去一片油綠，幾乎不見碑座。不時見到有洋人悼亡席地而坐，採野餐方式進行，完全無有恐怖。這一切在我心目中留下完美永恆的印象，從未想到喪事可以辦得如此平易近人，的確是華人社會應向西方文明取經效法革新之處，此即我所謂心智典範轉移。

 

 

 

立言 32：《殯葬學概論》（二）

 

 

        雖然《殯葬管理條例》曾明示要效法社會工作師而設置禮儀師，但我始終認為它最恰當的模仿對象乃是護理師。社工師要大學社工系畢業方能報考，而禮儀師的養成教育目前仍以專科為主力，情況跟護理師類似。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禮儀師等職務，在西方國家被視為「助人專業」，需要具有充分關懷之情始能勝任。但由於國內殯葬乃屬傳統行業，要達到現代專業水準要求，必須長期培養新血；仁德和馬偕兩所醫專生命關懷科五專部，以及南華生死系和大仁生命禮儀系大學部，正在擔負此一任務。基於殯葬活動同時具有中華文化本土性和臺灣民俗在地性，《殯葬學概論》乃完全針對在地讀者而寫，並堅持彰顯華人本土特色。我雖然將殯葬類比於護理來書寫，但護理畢竟是僅形成一個半世紀的西方專業，殯葬卻屬於歷史久遠傳統行業，連孔子都曾為人治喪，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要把一門傳統行業通過改革創新而臻於專業化，教育訓練可謂方便法門。但此行過去多為師徒相授，幾乎從未列入學校課表；南華自1998年起連辦四期殯葬管理研習班，確屬開風氣之先，甚至比條例頒布還早四年。當時生死所有心同步涉足四大專業，但官方已開始推動生命教育，而輔導及醫護專業對生死學的認識和認同都偏低，唯有殯葬業者熱衷參與以推陳出新，因此從生死學發展出殯葬學也就理所當然了。事實上我認真投入殯葬學術與教育，乃是離開南華以後的事情；先在大同商專籌設殯葬科系，北返則積極介入官方改革活動，設計二十學分專業學程，正是我在殯葬教育方面重要貢獻。對此先後出版四書：2006年《殯葬學概論》、2007年《殯葬生命教育》和《殯葬與生死》，以及2008年《殯葬倫理學》；後者於2020年秋季為空大開課作為教科書，終於有機會派上用場。

 

        本土加在地化的殯葬學術完全無先例可循，一旦要設計專業課程，腦海中的參考架構只有跨領域的生死學。人類知識領域基本上不脫自然、社會、人文三大範疇，每個領域又可分為理論與應用兩方面來考察。殯葬學較之生死學更務實也更傾向實務應用，因此在建構上相對於三大領域乃設計為「殯葬衛生學、殯葬管理學、殯葬文化學」。倘若將「殯葬學」列為一階學科，此三者便屬二階分支，每一分支又包含三項課題，以構成全方位的完整學理與實踐圖象。在多方考量下，我對衛生學提出「公共衛生：遺體處理、衛生保健：臨終關懷、心理衛生：悲傷輔導」三項課題；管理學包括「行政管理：制度法規、經濟管理：事業組織、資源管理：硬體軟體」；文化學則為「歷史文化：喪禮民俗、思想文化：哲學宗教、禮儀文化：殯葬過程」。如此分判呈現面面俱顧，應能符合教學與研究之所需。

 

 

 

立言 31：《殯葬學概論》（一）

 

 

       我在《生死學》（二版）中，分別從西方死亡學和華人生死學的觀點考察生死學專業實務，將前者狹義的「死亡教育、悲傷輔導、臨終關懷、殯葬管理」擴充為後者廣義的「生死教育、生死輔導、生死關懷、生死管理」。回顧它們在國內的發展，竟然發現其實已經一一落實；北護與南華各自成立「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及「生死管理學系」，高中生命教育類課程則開授「生死關懷」一科。在我的心目中，生死管理大致就是在從事殯葬管理，政府機構上有內政部民政司殯葬管理科，下至六都設殯葬管理處，各縣市則有殯葬管理所。至於大專科系以「生命關懷事業」或「生命事業管理」為名，反映出當今殯葬活動必須落實為事業經營管理，已非喪家自辦能夠解決。本世紀初產官學合作對殯葬改革大力推動，傳統行業已逐漸轉型為現代專業，業者自我認同也從職業提昇為事業甚至志業。

 

       我國的殯葬改革以2002年《殯葬管理條例》頒布施行為標竿，法律規定日後由國家考授「禮儀師證書」，將業者位階提高至與其他「師」級平起平坐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不過萬事起頭難，改革創新絕非一蹴可幾，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殯葬專業化似乎只走到半途，亟待全民共同努力以儘早促成。蓋真正專業人員必須有排他性，未取得證書不得執業否則觸法，醫師、律師、會計師、心理師、社工師皆屬之。而禮儀師的性質卻彷彿錦上添花，一般業者具有極易考授的丙級技術士證便可執業。為何殯葬跟其他專業有如此落差？舉辦國考的考選部當年解釋是因為沒有配套專業科系，而法規卻要求以五年為期設置禮儀師；既然考選部不願納入國考，只好由主事的內政部自行頒授，方式則為通過一系條件檢覈取得。這些條件包括兩年工作經驗、乙級技術士證、二十學分大專專業課程。

 

       我身為大學生死學與生命教育教師，且在南華參與設立殯葬管理研習班，很自然地就成為殯葬改革主要推手。2005年春在內政部一場會議中，提出二十學分專業課程設計案，獲得與會學者專家一致通過，可視為殯葬改革重大里程碑。提案通過令我產生強烈使命感，決定打鐵趁熱撰寫教科書，乃將提案內容進行全方位擴充，架構出一部面面俱顧的《殯葬學概論》。那年暑假僅花了一個月便完成十萬字初稿，幾乎每天工作十小時，連自己也感到意外。寫教科書之於我既不陌生更得心應手，只要資料齊備便能水到渠成。本書可視為生死專業之一「殯葬管理」的延伸與深化，仍秉持一貫的「華人應用哲學取向」立場寫作。但是生死議題可以「務虛」地討論，殯葬卻涉及一種在社會上運作的行業，必須「務實」地考察。尤其是為取得專業證書而修課，更要扣緊實務現況與發展進行探究。

 

 

 

立言 30：《醫學倫理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二）

 

 

       在我的規劃下，《醫學倫理學》按「生、老、病、死」共分三篇：〈生育與生命的倫理學〉、〈老年與疾病的倫理學〉、〈臨終與死亡的倫理學〉，每篇四章，每章四節，依「概念分析、批判思考、意義詮釋、綜合討論」次第舖陳。教科書以格式化寫作並無不妥，但為了吸引讀者從事情意體驗，我循著《醫護生死學》的慣例，設計情意教育專欄「心靈會客室」，十二帖千字小品皆出自我手。未料此例一開竟蔚為傳統，欲罷不能，終於形成我的一貫寫作風格，包括眼前這些文字，皆為三段式性靈書寫。當然「性靈」本當隨意揮灑，而非劃地自限。但我的性格趨於拘謹保守，生怕一發不可收拾，乃用格式化寫作自我框限，久之竟然習以為常，更能夠在框架內揮灑自如，倒也不失為美事一樁。「意念唯心造，我手寫我心」，寫作多少已成為我的自我療癒與貞定之道，當盡力而為，死而後已。

 

       《醫學倫理學》和《醫護生死學》的寫作相差一年，跨在半百知命前後，正好反映出我的第二回心智典範轉移。對此在序言〈生命情調的抉擇〉寫道：「五十歲以前的我把學問事業當人生來過，其後則逐漸把人生實踐當學問來做；天地之大，學問之廣，過去是我註六經，今後則是六經註我。……它代表我這一年來生命情調的抉擇，具體成果便是我初步拈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學思想。」而在內文中進一步闡述：「先秦儒道二家在政治倫理學和生活美學兩方面，對華人世界影響極深。……經過兩千五百年的互補互利，至今已足以形成一種互為表裏的人生哲學，此即『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此種適用於華人社會的人生哲學，是以『後科學人文主義』的知識分子形象與作風為『表』，而以『人文自然主義』的生活家心境與關懷為『裏』；表裏通透無礙，足以解決一切倫理問題。」

 

        人生不脫生老病死，佛陀將之視為「八苦」之四者，必須通過「四諦」的修行方能離苦得樂。雖然今人將儒道佛三家視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但儒道自古已然，佛家則於八九百年後的兩漢魏晉方傳入中土再逐漸發揚光大。前後雖得呼應，卻不可同日而語。平心而論，我對佛家及其根源佛教並無偏見，甚至一度以為因緣俱足而皈依受戒，到頭來卻成夢幻泡影。不過根據高中時代所嚮往的「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三位一體思想，加上傅偉勳所宣揚的「心性體認本位」中國生命學，曾將莊子與禪宗相提並論，使我對禪宗另眼相待。佛學博大精深，我力有所不逮，遂敬而遠之，唯禪思例外。將禪宗結合道家思想，再跟儒家融匯貫通，足以讓世人安身與了生。我在末章提出「死亡權利」問題，表示權利能夠充分運用或備而不用，但不應被濫用，這正是我對醫助自殺與安樂死一貫態度。

 

 

 

立言 29：《醫學倫理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一）

 

        生命教育目前在海峽兩岸都蔚為顯學，且均列入官方政策積極推行，彼此最大差別便在於是否涉入宗教議題。對岸主張無神論，對宗教觀點能不提就不提；我們剛好相反，以宗教團體參與護持最力。這些在我看來可謂過與不及，因此嘗試提倡第三條道路，亦即清風明月式的中庸之道，融宗教體驗於人生美學之中。認同「美育代宗教」進而「美育化宗教」的具體實踐，可以從「性靈之靈性」的書寫與欣賞出發。「性靈」是晚明時期所興起的一種寫作風格，「獨抒性靈，不拘俗套」，用樸實無華的小品文字流露個人的本真性情，深為林語堂所喜，便反映在他的幽默書寫中。我近年創立大智教，除授課時借題發揮宣講外，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以文會友，善結有緣人，寫書及貼網誌都是傳播管道。「我手寫我心，存在即自知」，有人閱讀欣賞固然可喜，無人聞問亦可孤芳自賞自得其樂一番。

 

        大智教的內涵是一套華人應用哲學，我於2004年共出版六部著作，其中三種皆標幟「華人應用哲學取向」，《醫學倫理學》便是第一部。本書由專門刊行醫護專書的華杏公司出版，我跟該公司共合作三回，前兩種《醫護生死學》與《護理科學哲學》反應不差，遂受邀為非醫學系的健康科學專業科系學生撰寫《醫學倫理學》教科書。回想我在初任專職時，曾至陽明醫學院兼授「人生哲學」通識課，抽空旁聽醫學系的「醫學倫理學」專業課，發現主要是邀請資深醫師輪流講授「醫德學」。醫師道德固然是專業倫理實踐的一環，但所見仍不夠寬廣，尤其不見導引未來醫師反思個人的人生觀與人死觀是一大缺憾。當然問題根源實出在學科定位，蓋醫學倫理學創始於1803年英國，當時正為探討醫德；討論生死道德日後見於「生命倫理學」，但它在1970年問世時，卻主要研究生態環保問題。

 

        《醫學倫理學》是計劃撰寫，由我設計全書架構，再邀請三位研究生共襄盛舉。他們分別為精神科醫師、外科護理師，以及哲學碩士兼社區大學講師，因為在臺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進修，修習我開授的「生命倫理學」而結識。我本有意請出版社將書名改為《生命倫理學》，但官方規定相關科系需講授「醫學倫理學」，教科書名只好從善如流。但內容不談醫德，改論生死議題，畢竟讀者設定為醫學系以外的其他相關專業科系學生。作者之一方俊凱醫師，撰寫〈精神疾病〉及〈緩和療護〉二章，他後來榮任馬偕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可謂最佳人選。至於由護理師林佩玲和生死學講師丁宥允，分別撰寫〈預立指示〉與〈醫助自殺〉兩章，也算是學有所專的深入見解。集體創作的好處是「三人行必有吾師」，跟專業人員相互切磋學習，我這個老師意外收穫頗豐。

 

  

立言 28：《生死學（二版）》（二）

 

 

       我的兩回心智典範轉移，先後開創出「陰性思考」和「本土關注」兩條途徑；前者體現「性別主流化」，後者彰顯「文化主體性」。不管政治對立如何嚴重，兩岸共同根柢還是在中華文化；看看美國獨立近兩百五十年，也沒有對英國文化有任何輕視之意。當然居住在臺灣這座海島上的人民，多少還是形成一定的在地生死觀，尤其在喪葬習俗方面。但追根究柢正本清源，它們仍舊具有相當的傳統文化活水源頭，看看電影「父後七日」便知一二。該片反映出受儒家「慎終追遠」思想影響的男尊女卑繁文縟節，亟待通過道家「反璞歸真」理想的去蕪存菁推陳出新。本書重點放在第二篇〈華人生死學〉，前五章呈現理論架構，後四章引介專業實務。生死學一如教育學，屬於跨領域應用性中游學科，上游會用到生物、心理、社會、哲學等基本知識，下游則開創教育、輔導、醫護、殯葬等實務應用。

 

        受到傅偉勳「現代生死學」啓發，我嘗試建構「後現代華人生死學」，核心部分反映於倫理與靈性面向的華人應用哲學。西方多將靈性活動指向宗教信仰，我則效法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而提倡靈性開顯的人生美學。倫理學與美學共同構成哲學中的價值論，生死學的倫理及靈性課題，遂可銜接哲學價值論探究，與之相應的則為「輕死重生」價值實踐。哲學除了價值論之外還包括本體論和認識論，它們在生死學之中分別體現出「向死而生」及「由死觀生」的實踐途徑，這三大議論將於之後《學死生》一書內系統討論。在我的心目中，華人世界呈現「宗教信仰、民俗信仰、人生信念」鼎足而三，不分軒輊；其特色分別為「嚴密的團體修行、鬆散的隨緣流轉、個人的自我貞定」。以我天生自了漢性格，自然會選擇走向後者，但也同時認為前二者皆屬美感體驗，應當加以尊重和欣賞。

 

我曾撰寫自傳《觀人生》與回憶錄《六經註》，反思個人心智啓蒙，發現「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換言之，十五歲進高中以後便展開心智活動大旅行，至今年近七二仍在持續進行中，願能死而後已。超過半世紀的學思歷程，終於在近年凝聚成一門反諷式擬似宗教之非宗教「大智教」或「人生教」。它其實就是一套人生哲理，名為「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華人應用哲學」，簡稱「天然論義理學」或「天然哲」，教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之道。對此我在本書中寫道：「眼見臺灣社會大眾在面對生老病死情境時表現出來的顛倒夢想，而迷漫於世道人心的主流『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及『宗教信仰溫情主義』卻又無力撥亂反正，乃就中國古典人生智慧中尋求另類出困之路，此即『修養美學』的境界。」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問世達百年，我將之轉化為「美育化宗教」，以鞏固華人信仰「第三路線」。

 

 

立言 27：《生死學（二版）》（一）

 

2001年秋季首度開授的空大「生死學」課程，曾經創下非必修課選讀人數空前絕後的最高記錄，多達4495人，而排名第二「生活與理財」也得到三千七百多人肯定，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大眾心之所嚮的兩端；既希望理財致富，也期待了生脫死。新課連開兩輪暫告一段落，2005年重返江湖，從兩學分三十六講，擴充為三學分五十四講，教科書篇幅也增訂四成，由十章添至十八章，其中十三章皆出自我手。《生死學》（二版）分為兩篇，首篇〈死亡學概論〉基本上就是第一版內容的保留，僅導論重寫並刪除結語。真正有創見乃是全部由我執筆的第二篇〈華人生死學〉，它既運用了「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來建構理論，也全方位覆蓋生死學所涉及的四種專業實務。本書中同時拈出「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的大智教人生信念，以及「後現代儒道家」的「知識分子生活家」理想人格。

 

    這裏反映出一整套心智典範轉移的過程，我從全盤西化的教研途徑，漸次轉向對本土文化的認同與肯定。必須言明的是，在為學與做人的道路上，我始終堅持的底線，乃是立足於中華「本土化」看世界，同時慎防陷入臺灣「在地化」的一曲之見。其實在地化倘若有容乃大倒也無可厚非，然而一旦在政治操弄下演成逢中必反的「去中國化」，就真的不可理喻了。對此我於2019年《新生命教育》一書中有所批判，在此暫且不表。主張「華人生死學」，無非是希望它真的能夠充分為華人所用。尤其是當傅偉勳晚年特別標榜「現代生死學」乃是有機結合西洋「死亡學」與中土「生命學」的嶄新創見，予我極大啓發，遂把《生死學（二版）》分為死亡學和華人生死學兩篇講述。本書強調「華人生死學」源自「華人應用哲學」撰述取向，前後一共在四部民間出版著作副題上標幟此一鮮明立場。

 

我的寫作立場反映出後現代「局部知識」的特色：「後現代『華人生死學』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學問，它是屬於適用於漢民族為主華人社會的局部知識。……筆者本著『華人應用哲學』取向，融匯古典儒道二家思想，轉化而成『後現代儒道家』觀點；其最大的特色，即是……『從人生看宇宙』。……以中國人生哲學轉化而成的『華人應用哲學』，做為中國『生命學』的基本內涵。」哲學探究宇宙與人生二端，宇宙即世界天地，儒家將「天、人、地」視為「三才」，我引申為「人既無逃天地之間，理當學會頂天立地」。個人在宇宙天地間所度過的一生，對生死學與生命教育而言，不外乎學習「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之道。此一生死道理若透過「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來把握，當能面面俱顧，無所偏廢。這正是我在本書中所建構的華人生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