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人：社會發展

1988年初我拿到正宗的「哲學博士」學位，輕鬆快樂地過了一個新年，然後開始為下半輩子安身立命，找尋最適當的位置。那時我年近三十五歲，結婚還不到三年，太太是小公務員；我們沒打算生小孩，她有意辭掉工作，回學校繼續進修自己喜歡的藝術與設計。我很感激在太太的經濟支持下，能夠心無旁騖地全力讀博士班及寫論文，讓我以三年半的精簡時間完成學業，算是幸運的了。因此我心想，畢業前太太工作持家，令我無後顧之憂；畢業後我一定要謀得穩定教職，讓她有機會實現求學理想。過完年我把履歷表到處投遞，卻都石沉大海。這時候我的博士班所長打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去香港一間小型書院教哲學？我幾乎就此決定跨海謀生去，甚至買了兩卷粵語錄音帶自修，但是終因那邊住房問題得不著解決而作罷。眼前既然無法安家，又怎能談長久的立命呢？

就在青黃不接、坐擁愁城之際，銘傳商專找上了我。這是唯一回應我寄出履歷的學校，我立刻奔赴上山接受面談。學校山勢甚陡，當天我走進人事室的時候，竟然一時喘得說不出話來。好在副校長和校長兩位高階主管的面談，分別安排在上、下午；中午我到福利社買了一個麵包果腹，卻省去上下奔波之苦。應詢時彼此相談甚歡，且跟老校長包德明女士頗為投緣；她老人家決定錄用我，很有誠意地三天後便把副教授聘書寄達。當時才四月下旬，距離開學還有四個多月。時間一晃二十九年過去了，目前我還在這所學校兼課。服務期間曾有機會為老校長立傳，出版《永遠的包校長》一書。而我作為大專教師的生涯歷程，其實是與自己身處的社會同步發展的。臺灣解嚴三十餘年，社會價值日趨多元，打破許多既有窠臼與壁壘，讓我這個喜作另類思考的哲學邊緣人，有了奇妙的發揮空間。

    像我涉足的生死學、殯葬學、生命教育等題材，都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會出現的論述。而在初任教時，我還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記得我接下銘傳聘書，學校問我能教什麼，我說哲學和國文。那時專科沒有哲學課，於是就排我到五專教國文。但我畢竟非中文系出身，不可能全教國文；為了補足授課時數，又排我到三專夜間部去教國父思想。說來大家可能不相信，頭一年我便教到一名人高馬大的陽光女孩陳燕萍，有天她來請教我如何寫自傳，沒想到她竟以此去報名選拔中國小姐，並且榮膺后冠。教育部原本規定各級學校的主義及思想課，只有三民主義研究所畢業生才可以教，我這算是夾縫中求生存。不料十幾年後，三研所紛紛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連大陸高校的馬列主義研究所也改稱「社會發展研究所」；兩岸不約而同卻有志一同，倒真的見證了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