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科學」一度被美國人拿來代替「社會科學」之說,以免與「社會主義」混淆不清,如今則見兩種名稱並存或連用。至於歐洲學界則存在著另外一種提法,那便是將人文與社會兩方面的學問視為一體,稱作「人文社會科學」或「精神科學」。簡言之,歐洲可見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二分法,美國則將知識至少分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三大領域。臺灣追隨美國的分類法,但一牽涉到研究經費的分配補助,自然科學立刻再細分為理科、工科、醫科等來分錢,人文學則與社會科學又歸併在一道,此誠可謂「錢由心生,心隨境轉」。我是哲學學者,曾列入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除了講授帶有哲學味的「教育哲學」、「生命教育」等課外,還意外接下一門「質性研究方法」,講社會科學裏一種較貼近哲學的研究方法,這使我有機會反思社會科學與哲學的關係。
要擁有智慧得先接受知識的洗禮,這便是我們花了十幾年到學校裏上課求知的目的。年輕人大多嚮往學以致用,像我過去服務的學校銘傳大學,係由商專和管理學院一路改制升格上來,辦學原本就具有相當濃厚的實用取向,連中文系都加上「應用」二字,成為「應用中國文學系」,堪稱全球唯一。相形之下,我的母校輔仁大學,因為背負著深遠的天主教傳統,講究教會經院式治學之道,相當看重哲學,早期連續數屆校長都屬哲學出身。大學為傳授知識的最高殿堂,知識有人文和科學之分,也有純理與應用之別;而無論是抽象性的議論,或是生活化的課題,在大學裏都有人研究。我個人傾向通過知識學習和探究,用以改善生活;雖然念的是相當抽象的哲學,卻不斷嘗試把它應用到現實生活中,這便是「應用哲學」的途徑。
我所出版的三十種論著中,有三部標榜著「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以表明我的寫作立場。在章節內會進行「意義詮釋」,這便是質性方法的主要精神。我的專書和論文都屬於人文學而非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自十九世紀形成後,始終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盡量採取量化的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其中以經濟學發展出各種數學模式做得最為成功,並成功地樹立了一門較新的諾貝爾獎項。至於其他學門,也在不斷使用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將人們的各種意見轉變成數字來處理,從而形成以人們趨勢看法為主的蓋然性知識;一切皆由機率顯示,真正的生活內容,卻始終看不見、摸不著。終於有人不耐,開始想辦法去發現具體真實的問題,透過不同方式的研究,以詮釋其中意義。哲學性的詮釋方法,發展出另類的科學探究途徑,是上個世紀後半葉人類知識的重大轉向,從此科學也更貼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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