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規範：智

前面網誌所貼的隨筆，都是我直覺把握到的常識之見，它們屬於我的生活經驗積累。生活在現今社會中，總跟別人脫不了關係，我講的便是一名行將入老教師的生活所見，嘗試激發讀者認同或批判的心理，進而讓各人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眼前我在寫一本自我反思的書，希望看見自己，也照亮別人。我無意化身為輔導諮商的「張老師」，或指點迷津的「薇薇夫人」。薇薇夫人是我們那個年代報紙婦女版的專欄作家，後來讓位給電視上講解星座命盤的「薇薇安」，可惜後者英年早逝，已經不在人間了。

閱讀也是一種判斷活動，一邊判斷一邊吸收，如果吸收不下，便棄之不讀。人心判斷的對象，部分屬於事實真假，大多指向價值辨別，而有是非、善惡、對錯、好壞、美醜之分。孟子把「智」的體現歸於是非之心，也就是明辨是非。這裏所講的「智」，仍著重於安頓人際關係，並沒有太多知識意涵。到了荀子才加以區分，他指出「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字與「智」通，最早用於待人處世方面的明辨是非，以後才引申到認清事情道理的真假。如今我在此討論作為德行的「智」，看重的不是它對於知識內容的分判，而在於當下直觀的常識把握，以及反身而誠的智慧流露。

這完全發生在人身上，也全然針對人；是道德實踐的工夫，而非懂得用功讀書應付考試以出人頭地的能耐。我們的教育活動過去長期以來都獨厚智育，雖然也提倡體育，卻明顯忽略了德育、群育及美育。若說以前升學主義掛帥還講得通，像我考大學那一年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五，難怪要拼命念書以擠進大學窄門。到如今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高中生都進得了大學之門，再不落實五育並重就說不過去了。五育並重其實並不會排斥智育，出現反智的作法；而是讓學生所接受的五類教化相輔相成，無所偏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來形容，所有的教育都是「生命的教育」；而我更有心去推動的，乃是今日儒家學者所楬櫫的「生命的學問」。

儒家的生命實踐講「內聖外王」，具體作法包括「道問學」與「尊德性」。過去我把這兩者分別想成現代意義下的為學與做人，後來才慢慢領略出傳統上的為學即是學習如何做人；如此看來，一切都屬於德育。這種讀書人的生涯發展方向在中國維繫了兩千年之久，清末西學東漸，講究理性認知的系統知識才開始影響華人的思維。西方的理性知識不但開創了無數科技產品，也醞釀出各種政治體制；如今奉行民主的自由主義與實行專政的社會主義，都來自人類心靈的理性設計。當西方人在積極從事多元的心智活動時，中國卻走向閉關自守，滿清後期更與外國為敵，終於引來聯軍入侵，為帝制王朝的覆亡種下原因。

當時有一位曾經是小留學生、受過西式教育的醫生挺身而出，堅持「上醫醫國」理想而領導革命，那就是孫中山。大陸每年十月一日國慶放長假，孫中山的肖像照例放在天安門廣場供人追念。作為共產黨口中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曾經簡單扼要地指出：「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孫先生不是唯心論或觀念論者，他甚至於跳出來做行動派，提倡「知難行易」學說，鼓勵人民群眾搞革命，結果革命沒有在自己創立的國民黨手上搞起來，卻讓共產黨達成目的，難怪老共要紀念他老人家。

孫先生是我們口中的「國父」，國父所言「人者心之器」，確實是一項睿見。它的意義與「知難行易」相通；也就是說，當我們把事理弄清楚後，做起來即方便多了。傳統上儒家所言的「是非之心」，指的是待人處世的道理，大多集中在倫理學方面。如今社會活動益形複雜，社會科學也相對發達，大家不妨多參照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行事。我認為一個人的常識越豐富越好、知識越廣博越好；視野絕對不能過於窄化，以免見樹不見林，作出不恰當的判斷與決定。但是在求知的過程中，必須確定「中體外用」的主從關係，方能成就自家本事。

我長期研究科學哲學，卻始終對過去兩百年社會科學有意模仿自然科學的作法與結果不以為然。年輕時候讀哲學，我相信英美國家的知識三分法，把自然、社會、人文知識視為不同質的；但如今我更傾向接受歐陸國家的二分法，將人文與社會知識視為一體兩面。「人文」與「天文」相對，在西方指「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於中土則係「人文化成」的文化性活動，發生場所即是各個大小社會，人文與社會密不可分。人文與社會之知是我對「智」的親身體驗；說穿了還是那句話，學習「大是大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