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少子女化

（大智教化之人生三齡 04 / 48）

我和太太結婚前就決定不生養子女，可謂今日少子女化的始作俑者或是先驅。其實我的母親亦有此遠見，她跟父親生我未久便仳離，後來嫁給繼父近四十六載，卻決定不再生育，於是我成為他們唯一的後人，也只有我先後為二老送終。母親係長壽有福之人，活至九十有二壽終內寢；繼父較母親年輕十歲但早十六個月辭世，唯僅因癌末住院三週，且亦年逾八十，仍堪稱福氣。繼父罹病由母親照應，待其走後母親則歸我養；我將她遷居至附近，用其年金雇一外勞全天伺候，有空就過去陪她。在最後一年多的短暫相處期間，我學會了如何妥善使用輪椅，從而幾乎每天早晨推她逛公園，並曾搭上捷運遠至淡水及新店遊走。那是一段雖然短暫卻充滿快樂的難得時光，倏忽八載，今年四月已邀集親朋好友紀念她老人家百秩冥誕。

深受存在主義思潮影響，我自年少即嚮往特立獨行的生活，彷彿不如此難以彰顯自我，事後想來不免覺得刻意與稚氣，卻已習以為常，就這麼一路走來。原本我不認為自己會結婚，因此成婚那天感覺很奇妙，似乎真的就跟單身歲月一刀兩斷，走向人生新旅程。我選擇婚姻的原因之一，正是遇見一個跟我同樣不想生小孩的女人，這種際遇在當年可是打著燈籠都找不著啊！不怕別人罵，我曾經花了一番工夫為自己的無後主義找尋「存在的」理由，後來讀到叔本華的書才恍然大悟；他曾說「一個人的智力與其忍受噪音的程度呈反比」，於害怕小孩吵鬧的我可謂正中下懷。我喜歡小貓小狗甚於小孩，在太太眼中我始終是個長不大的孩子；或許這也是另外一個理由，自幼獨生卻已習慣孤單的我，長大後不希望生命裏出現其他小孩。至於太太的理由比較偉大，因為她不忍將來跟孩子分離。

記得李敖的老師殷海光形容自己是「頭腦複雜、心思單純」，我對此心嚮往之，卻自認二者皆不到位，以致顯現出一副什麼都不在行的拙態。最近讀到村上春樹寫的《身為職業小說家》，很羨慕他寫道，早晨沖杯咖啡坐於案前，攤開四百字稿紙連寫四、五小時，一天只寫十張紙便告一段落。他後來寫成全球知名的暢銷小說家，而我也曾經每日晨起攤開稿紙書寫，無奈寫出來不是論文集便是教科書，根本沒有銷路。以前當老師時還可以向學生推薦自己寫的書；花甲之後自願離退，有許多空閒時間在家裏發展大智教化奧義，寫成書卻無奈地發現讀者群不知何在？臺灣少子女化的直接結果，是大學即將於今後數年關門三分之一。不少同道都選擇提早退休，以免被迫走路；但沒有小孩及學生的生活，於我卻意味著海闊天空、自由自在。

生育：非婚或無後

（大智教化之人生三齡 03 / 48）

結婚生子或為傳統華人典型生活樣態，但是時至後現代，選項至少有四而非唯一：結婚生子、成婚無後、不婚無後、非婚生子。以我和太太而言，選擇的是第二種情況，俗稱「頂客族」，即夫妻雙方都有收入，但自願無後，這或許正是近年少子化的嚆矢。少子乃指不生，但並未意味不婚，畢竟不婚在原則上就談不上生或不生。相較之下西歐北歐一些先進國家，有些人不信任婚姻卻喜愛子女，於是選擇非婚生子。由於人家民風成熟，政府又有配套措施，讓非婚生子女無憂無慮地成長，換到咱們這兒就行不通了；像報戶口從母姓，上學就可能惹來閒言閒語，恐非單親所樂見。大智教化雖然宣揚的是大智慧，其實很多是從小常識中提煉而得。小常識告訴我們，結婚生子兩個恰恰好，非婚生子可能面臨千夫所指，至於無後或不婚，於今尚無不妥。

猶記早年有位女作家黃明堅寫書提倡「單身貴族」一炮而紅，此一標籤立即引起人人稱羨。她十三歲便立志單身，四十出頭著書立說猶不改其志；但其擁有企管專業及高學位，在國內外數家公司當顧問月領高薪，堪稱「貴族」而無愧，其餘大多數人便不可同日而語了。在我看來，單身容易貴族難；想當貴族不但要有錢有閒，還得具備心理建設和精神武裝，以單身為貴為榮才是。尤其是有些人因擇偶未遂不得已而單身，那便距離貴族境界更遠了。由於婚姻不止於床上多一人、桌上多雙筷那般單純，而是二人生活史甚至生命史的交織；以平均餘命八十上下的你我而言，年過不惑尚未及婚嫁，就可以考慮單身終老的可能了。不婚非婚的單身狀況並無不妥，「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反而更形自由自在，但於入老前必須未雨綢繆妥善安頓。

單身人士要先行安頓的是養老和壽終之事，例如入住養生村及購買生前契約等，這些在無後的夫妻間也應列入考慮。無後有自願與不育之分，後者尚可以領養補償之。而一旦只有二人過活，則「年少夫妻老來伴」便非虛言而應予以正視。其實在少子化流行或「久病床頭無孝子」的現實中，有後無後的情況也許差不多；至於「養兒防老」之說，則萬萬不可深信，以免後悔莫及。我當然不是說現今年輕人都不會善盡孝道，但也要替他們著想是否「行有餘力」？畢竟目前社會上大多為只有上下兩代的核心家庭，為人父母的基本責任就是養育未成年子女，至於反向「厚養」自己的上一代，則得看情況允許與否，旁人實不宜以不孝苛責之。而老一輩對此也應有經濟與心理雙重準備，求人不如求己；像是生死學所許諾的「厚養薄葬」，不如自行處理來得好。

生育：生兒或育女

（大智教化之人生三齡 02 / 48）

大智教化在理念建構上採「由死觀生」途徑，但於考察日常生活時，仍秉持常識而順著生老病死次第舖陳。事實上以下所討論有關生存競爭與生涯發展之內容，皆涵蓋於「生」的方面，其餘「老、病、死」則主要發生在人生後期，有必要用生趣閒賞的心態去自我調適與安頓，此即「輕死重生」的真諦。依常識看，「生」既指始點又表歷程；人雖為「向死而生」，但鮮有人真正將此一歷程視為「向死」，而無寧是假定持續地「存活」。至於存活的源頭乃是出生，而每個人的出生皆身不由己，因為此屬父母之決定。華人社會長久流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雖然現今出現少子化逆流，但此等儒家式觀念仍深植人們腦海中，為人父母者還是不時會對子女碎碎念，畢竟他們正是如此一路走來。夫妻一旦決定生育，即有可能為人父母。

我結婚至今三十二年，二人自始便選擇不生養子女，因此不曾為人父母。但根據我的常識之見，要生就應該生兩個，未來子女成長、父母凋零，人口並未增長。此一簡單道理大陸當局最近終於想通了，於執行三十多年「計劃生育」後，決定全面「開放二胎」；請注意是「二胎」而非「多胎」。還記得小時候臺灣也在推廣「家庭計畫」，喊出「兩個恰恰好，一個也不少」的口號，但盡量防止超生多胎。我成家去戶政單位辦理結婚登記時，還得先前往家庭計畫櫃檯報到，在一大堆琳瑯滿目的避孕器材中擇一二攜回使用，並留下聯絡地址和電話。他們連續三年來電詢問是否已生育，告知尚未「做人」成功，對方竟再三稱謝，而結束此一長期追蹤調查。事過境遷，到如今政府還要編列預算，以鼓勵並補助生第三胎的家庭，果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

我雖然自己不想生且堅持到底，但見人只生一個就忍不住想勸進續生，因為獨生子女著實孤單，而我就是如此成長的。父母在我出生未久便離異，我跟著母親生活至八歲她再婚，又過了五年生父把我接過去住，生命裏才出現兄弟一倫。在我有限的經驗中發現，具備手足之親，等於在學校之外的家庭生活裏，擁有著類似教室同窗的小社會，對訓練合群有所助益。話說回來，生太多雖熱鬧也累人，一家四口恰恰好；最好是一男一女，不過兄弟或姐妹也不差，將來只要都找得到配偶就好。大陸由於長期出現城鄉差距，加上務農人口始終佔大多數，傳統重男輕女的偏見揮之不去，使計劃生育下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至今可能有千萬以上適婚男性討不著老婆，從而形成社會問題。我相信生兒育女係受演化機制調控，人為干預有可能出現災難，不可不慎。

生存競爭：人生第一齡

（大智教化之人生三齡 01 / 48）

大智教化談生論死，「談生」部分開展常識性人生哲理應用以「安身立命」，「論死」部分則深化建構人生應用哲理以「了生脫死」。常識性哲理的應用，係依據人生三階段次第開展，即從出生至謀得穩定職業的「生存競爭」第一齡、自就業至退休的「生涯發展」第二齡，以及退休以後的「生趣閒賞」第三齡。一個人的生存競爭是從不自覺到自覺，一旦自覺則有可能奮發圖強；但在懵懂的孩提及少年時代，許多決策都來自父母和老師，因此我將從父母的決策說起，而整個人生的起點就在於生與不生。父母決定生兒育女才有後續的故事，包括家庭教養及學校教育等。人們會生不必然會養，親職教育遂成大學問；尤其當科學家發現「三歲看一生」，學齡前教養更具有關鍵性。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這一代所受的幾乎完全是傳統教養，卻也不見得比現在的孩子差，西式養育也不一定獨好。

西方人好講「愛的教育」，不能打不能罵，養得孩子個個坐地稱王。偏偏有華人母親在西方社會以「虎媽」姿態管教小孩，雖然產生令人驚異的效果，卻也引起一陣譁然。這固然牽涉到東西文化對人性與教育的假定有所出入，更重要的恐怕是孩子本身的個別差異。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生性溫馴的羊兒再怎麼也不會變成吃人的老虎，反之亦然；因此古代「有教無類」加上「因材施教」的理想與方法，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道理。說來慚愧，我因為沒有生養小孩，所以對於親職教育之種種，純屬個人想像下的紙上談兵，頂多包含一些對別人養孩子的觀感。不過對於學齡後的正式教育，倒是頗有自身體驗的看法。這一方面是我從小學念到大學，多少有些印象記憶；另一方面則是曾任教於教育研究所十餘年，教到不少中小學教師。

    依我的常識區分，個體「生存競爭」階段大抵是從出生到就業。其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由國家提供受教資源，從而降低部分競爭風險；至於有些幸運兒靠著雙親供養念完大學，不啻另外的風險分擔。然而無論如何，身處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運作的社會中，每一個體均無逃於成為「人力資源」而遭流動分派的命運，此即走向「生涯發展」階段前的職場競爭。這番競爭有可能速戰速決得以安身立命，例如通過某些實習或考試順利擁有正式職位；也有可能長期載沉載浮不斷嘗試錯誤，到頭來終於修成正果。前者像是過去的中小學教師，師院或師大畢業便能分發教職，前途清楚預見；後者如我退伍後無以為繼到處打工，然後回頭讀博士，當上老師已比別人遲了五至十年。好在如今已屆年退休四載，想來恍若隔世，唯藉書寫以話說從頭。

生活的關係：朋友

「朋友」在古代主要指同學，亦即一起學習成長的伙伴；如今則涵蓋甚廣，從點頭泛泛之交，到生死與共之交皆屬之。正是因為它的範圍太大，以至雙方可能會出現認知落差。一方對另一方有較高的期待，對方卻無意配合，就會讓期待的一方覺得對方不夠朋友，僅有的一絲友情也到此告終。但仔細想想，我們一生遇人無數，能夠講上話、交上朋友的人還是有限，理當珍惜這些情緣。為了讓有意無意建立起來的友誼得以為繼，並且能夠長長久久，我建議大家用點心思去考察可以想得到的朋友，然後加以分類，給他們一些親疏之別；認為較親的可以深交，感到疏離的就讓它淡如水吧！

什麼是朋友？朋友是你偶爾會想起他，遇見了很高興，許久不見卻不至於太難過的那種人。相形之下，愛情和友情便大異其趣。美國有位心理學家，曾經製作了一份簡單的量表，只有十幾道問題，卻足以測出男女雙方的感情，究竟是喜歡還是愛。我們愛上一個人，絕不希望別人也愛他或她；然而當我們喜歡或欣賞一個人，卻不介意其他人的反應。換言之，愛情具備佔有性，友情則無。相愛的人可能「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卻也會出現「日久情疏」的情況。總之，它會盪在心情感受的兩個極端，而朋友的交情卻相對顯得中庸。

依此看來，愛人若能同時做朋友，關係或者會更好。但也許並不盡然，因為相愛容易介意嘔氣，相交反而不會計較什麼；這麼說，友情與愛情似乎又不太相容。不過現在主要在談友情，愛情就暫時擱在一邊吧！我認為朋友至少可以分為三大類：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心心相印，中品彼此互補，下品兩不互斥，此外即不夠朋友了。先說下品者，這種朋友最多，在職場上會認識不少，但是可能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們常聽到的「人在人情在」、「人情如行船，船過水無痕」，大抵就指這種友情。

記得我年輕時有三年在社會上做白領階級，於東區辦公大廈朝九晚五上樓下樓；在電梯中最希望看見的，就是別家公司漂亮的櫃檯小妹。由於我的身分為雜誌記者，必須拿著名片主動與人結交，因此還真的廣結善緣，經常和別人吃吃喝喝，而同事之間更是閒話沒停、八卦不斷。那一陣子跟辦公室裏的人尤其熱絡，晚上一道出去鬼混，放假還通電話瞎扯。可是當我離職後，彼此幾乎立刻疏遠，至今偶爾還有聯繫的，大概只剩下一個。當時為什麼熱絡？因為朝夕相處，加上沒有太多利害衝突，也不會看不順眼，就在不互斥的情況下隨緣交往了；一旦時空流轉，自然煙消雲散。

那麼何種朋友能夠讓我們惜緣而珍重這份交情？至少要有互補的可能，也就是相互欣賞，在別人身上看見自己所沒有的長處，願意盡量接近或聯繫而感到親切的好友。這類朋友我們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會主動保持聯絡。如今資訊科技發達，上網通話相當省錢，我就經常利用這道方便，打電話給遠方的朋友。有時候一打開話匣子便相談甚歡，其實碰面的機會卻寥寥可數。通常我們會記得住的好朋友，多半是這種相互欣賞而互補的類型。如果覺得朋友少得可憐，不妨加把勁，主動從一些不互斥的泛泛之交中，仔細過濾一二，讓友情升級，天長地久，豈不也是一大樂事？

     

對於交朋友，尤其是交好朋友，的確是應該「取法乎上，得之其中」。也就是把標準訂得高一點，為尋覓知音而打著燈籠到處找；雖然不見得真找得著，或許遇上幾個可以深交的朋友也說不定。真正的知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什麼是知交？就是心心相印，「心有靈犀一點通」那種朋友，你心裏想什麼，不說出來他都明白。若要達到這種境界，套句俗話說，兩個人的「頻率」必須相同。因此光是互補還不夠，需要有相當的默契而產生同調才行。我似乎不曾有過這類朋友，但是因為我不斷在反躬自省，也許我唯一的知己便是自己。我想做自己的好朋友，就要學得「退一步想」，也就是跳脫出自身的框框，進行自我批判。

     

    自我批判需要自知之明，年歲日長，我確實越來越明白，不過卻有可能衝過了頭，變成固執己見。年輕時我相當自卑，信心不足，不敢在別人面前發表意見，甚至有意迴避別人的目光。還記得大學時代跟著同學瞎起鬨，上臺粉墨登場，在話劇中演一個露臉三分鐘、只有七句臺詞的小角色，但是對話的卻是美艷動人的女主角。排演時我努力背出臺詞，卻不敢正視她，害得她一陣嬌嗔：「你看著我嘛！」這句話至今仍回味不斷、餘韻猶存。時光飛逝四十載，我現在已經變成老不修了，經常語不驚人死不休，既調侃別人也數落自己，令左右無言以對，那個還敢跟我做朋友？好在這些年來，我益發懂得享受獨處之樂，倒也知足常樂。

（授課結束，網誌告一段落，謝謝朋友光臨。）

生活的關係：兄弟

我家三代生男，人丁興旺，論兄弟之情一點也不缺，只是聚少離多而已。嚴格說來，我這代還不能完全算是丁旺，因為聽說我還有一個姐姐，可惜她八歲便夭折了；那時我尚未出生，所以姐妺並未對我構成意義。至於兄弟，依現代少子的情形對照地看，算是挺多的。家中連我共有六個兄弟，我排行老四；三哥大我四歲，在我十一歲時因病去世，其餘都健在，大哥已是八十開外的老人了。接下去的發展是，除了我抱無後主義外，兩兄兩弟共生了九個男孩。好在人類社會多實行單偶制，靠著聯姻婚配，咱們家並不缺媳婦。

       

古代詩人寫兄弟之情的作品不少，宋代蘇氏父子三人同為文壇巨擘更傳為佳話。我的兄弟分別住在美國和大陸，一年到頭幾乎碰不著面，要想聚首除非是等到選總統時大家回來投票。讓我難忘的是十餘年前我到四川大學短期講學，恰巧二哥跟友人上九寨溝旅遊，意外在成都相逢，還一道過中秋節。當我們望見府南河上布滿水燈順流而下的情景，不禁讚嘆這是多麼浪漫的中秋夜啊！後來聽說他因為腫瘤開刀，體力大不如前，連走路都嫌吃力，只能遙祝他平安度日了。當時還有件事值得正視，那便是我在講學時問班上四十多名大學生，居然無一人有兄弟姐妹，看來一胎化政策執行得相當徹底。

只是如此一來，日後不但五倫要少一倫，恐怕連所有旁系血親也會一併消失無踪，的確相當不可思議。在現今都市化、國際化甚至全球化的社會裏，個人移動頻繁，連遷徙的機會也相對增加，傳統的大家庭不易維繫，取而代之的則是小型的核心家庭。它由父母子女所組成，人口不超過四個，即使其中有手足之情，一旦成年後各奔西東，也就逐漸淡薄。相形之下，我們每個人在學校裏所結交的同學，反倒可能在社會上一道共事。尤其是大學中同系同班的同窗同學，不但有機會發展成為班對，更容易形成事業伙伴。

事實上，在我們念書那個時代，大學生便流行起建立學長姐的和學弟妹的關係，甚至依照學號聯繫成上下一體的家族；如此一來，不但便於照應，也可能在畢業後轉換成長長久久的系友情誼。基於這種傳統，再加上自己經驗體會，我有意提倡將同學關係納入「兄弟」倫來加以綿延維繫。前面論及生活的領略時，提到一則故事，追憶大二時因病去世的同班女生；她跟我們三個男生在一年級時組成名為「三又二分之一」的吃午餐小團體，一度在班上引人稱羨，後來則以出班刊的形式紀念之。

事情是這樣的：剛入學時有一項困擾，那就是每天中午下課飢腸轆轆，卻見餐廳總是大排長龍，三個從成功嶺下來的小伙子，決定改到福利社吃麵包喝牛奶，以免排隊之苦。不久一名女同學好奇地跟進，她一餐只吃一個麵包，食量是我們的一半，乃結伴以「三又二分之一」相稱。由於名氣不逕而走，下學期改選幹部，她在眾望所歸下當上班代表，三名跟班的也各擁一官半職以為民服務。然而世事無常，大二後「二分之一」在外系找到另一半，恩愛一年，她卻於暑假時驟逝。為緬懷好友，我們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列入班刊發行，並印贈給全系師生。

至於小團體的遺缺，則另補上三條好漢，組成「我們六個」兄弟會，開啟了多采多姿的另一章。「我們六個」屬於同學關係，卻以「兄弟」相稱；日後因為其中有人結交女友，為避免破局，乃決定有容乃大，不分性別，將志同道合者吸納入伙。結果在畢業時，這個兄弟會已擴充至二十九人，且近半數為女生。只因我們一律以「兄弟」稱呼並平等視之，有回外出旅遊，一名女生因無人替她背重負，回家後向母親告狀，她老人家還跑來興師問罪，說我們不懂得憐香惜玉。時至今日，二十九名「兄弟」早已分道揚鑣，但事實證明將同學視為兄弟的確可行，而這份情誼相信也會常留在我們心中。

   

時下亦有以「道上兄弟」來形容黑道人物，或許是因為加入幫派需要通過結拜儀式；不過結拜者並無必要混跡江湖，從忠孝節義的標準看，江湖人物也不乏通曉民族大義者，像明末清初打著「反清復明」旗幟作為號召的革命隊伍；至於民國人物如孫中山與蔣介石等，亦多具洪門與青幫背景，卻也為其提供了革命、北伐、抗戰等歷史進程的動力與助力，由此可見「兄弟」倫的潛能無限。不過現階段我還是想極力提倡將同學關係納入「兄弟」之倫，使其內涵更形豐富，也更有開創空間。同學其實是「朋友」的原意，《論語》有「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語，似乎對「朋友」倫賦與相當高的要求。

生活的關係：夫婦

  

「五倫」裏提到「夫婦有別」，這是古代男尊女卑社會、重男輕女思想的餘緒，當今理當改為「夫妻有情」才對。「別」是指社會角色與分工的限制，農業社會「男主外，女主內」似為天經地義，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女性有能力並且充分表現出足以撐起半邊天，先生必須更積極體認與肯定做太太的多元角色。傳統上流行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教訓，彷彿除了剃度出家外，成家立業、結婚生子為人生唯一選項。問題是不見得人人能夠適應婚姻生活，尤其「女怕嫁錯郎」，一旦遇人不淑，只有等下輩子方能翻身。這些對於生活不利的情況，千百年來也就在吃人的禮教下默默承受了。

夫妻能不能平起平坐、互信互愛？當然可以，只要雙方都產生「意識覺醒」，認清對方的「主體性」。「主體性」強調個人或團體的自主應受到尊重，這種提法近年在臺灣蔚為熱門。在「主體性」的觀照下，婚姻是兩個人的事，但最好能夠得到兩家人的祝福；而這兩個人都必須是完整的人，並非一半一半。平常我們聽別人暱稱自己的配偶為「我的另一半」，但當事人雙方千萬莫將此話當真，否則後悔莫及。因為一半代表不完整，好像未婚是人生缺陷。再者這一半究竟是自己的？還是對方的？如果覺得對方是自己的一半，就會想辦法控制；如果相信自己是對方的一半，又會犧牲奉獻。

這些迷思亟應打破，恰當的觀念是兩人互為珍愛一生的獨立個體，有點黏又不至太黏，相處起來才會永浴愛河。不過「永浴愛河」也只是理想的意境，真實的情況往往是愛情褪色、恩情滋長，成為「年少夫妻老來伴」的牽手之交。夫妻相處之道，恐怕屬於人間最平常也最複雜的人倫關係。因為很少有兩個人會像夫妻一般，朝夕相處而過上大半輩子的，相互包容可說是無上學問。曾見報載一對結褵三十九年的夫婦訴請離婚，原因是先生受不了太太終日「河東獅吼」。其實人處久了很容易出現盲點，更會產生刻板印象和固定的對待模式；當缺乏溝通管道時，久之積鬱爆發，只有分手一途。

所以我認為夫妻彼此不能只以情人視之，一旦情淡便成怨偶，這乃是兩極化思考的謬見。我建議夫妻要學著做朋友，而且要做好朋友。大多數男女都是先友後婚，仔細想想看，你們在做情人之前，是如何交上朋友的？可曾無話不談，快樂分享？如今又為何不能重拾舊歡呢？現今為民主時代，許多人動不動就嚷著要「走自己的路」，誰也阻攔不了你，也因此離婚的情形屢見不鮮。其實除非是家暴事件下「長痛不如短痛」，否則一般總是「勸合不勸離」，希望雙方「床頭吵架床尾和」。

然而民主的前提乃是自制和包容，而非隨興所至地跟著感覺走。換言之，民主自由需要理性先行、感性讓步，否則就容易釀成無法無天的局面。傳統社會裏家法通國法，家規甚嚴，人人謹守分際；現代家庭最少的只有小倆口，不是如膠似漆，就可能針鋒相對，幾乎沒有緩衝空間。於是不少怨偶「因相愛而結合，因瞭解而分手」。這還是情況好的，糟一點的演成「剪不斷，理還亂」，一方執意分手，一方死纏濫打，弄得雞犬不寧，甚至刀光劍影。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牽過手的人很容易由愛生恨，確是人間難解之謎。

  

再談近年流行的所謂「劈腿」，意指腳踏兩條甚至多條船，男女皆有可能。照說婚前多交些異性朋友，加以比較對照，也不算離譜的事。真正的難題是，現在交異性朋友就包括上床；一旦形同夫婦，還想同時劈腿，怎會不打翻醋罈子？至於婚後依舊如此，那就真的離譜了。當婚外情發生時，多數人會責怪外面的第三者不該介入，其實沒有「婚」那有「外」？有些人定性不夠，容易喜新厭舊、見異思遷，就不應該結婚；去過著合則聚、不合則散的浪漫生活，不就罷了？婚姻不全然是終日浪漫的情懷，還包括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以及洗不完的碗盤和髒衣服加臭襪子。選擇走進婚姻生活，就得開始用心呵護維繫這段關係。

  

男女交往以性欲衝動開始，一旦情投意合，從而走上兩情相悅的境地，就包含生理和心理雙重影響。這時還停留在擇偶階段，再發展下去就會選擇互定終生，進一步完成終身大事。婚姻只是有法律保障和限制的兩性關係，要想天長地久，需要志同道合共創家庭，推心置腹維持情誼，如此方能鍾愛一生。結婚成家看似簡單其實困難，因為兩個來自不同成長背景及過程的男女，從此要將雙方的生活史不斷交織，光是相互適應就需要極大包容能耐。像我和太太同床無礙，問題出現在被窩上。我怕熱，太太怕冷，蓋厚被我吃不消。此事磨合很久始各執一被，各取所需，足見小事也有大學問，「夫婦有情」談何容易！

生活的關係：父子

    現在來談「父子有親」，它理當擴充為「親子」關係，以涵蓋各種女性角色，即包含母親和女兒在內。大陸鬧文化大革命時流行一句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在人治時代，這似乎把君臣與父子兩類關係混為一談了。事實上，古代儒家學者的確有意將二者等量齊觀，乃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它不只是說各人要名實相符，更強調君臣關係一如父子關係的密不可分。儒家思想原本僅是東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之一，後來百家消長為儒、道、墨、法四大家；至秦代法家當道，漢初則推崇道家黃老治術，到了武帝聽從宰相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從此儒家便一枝獨秀，歷兩千餘年而不衰。

    仔細考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體觀念，是為統治者既得利益服務的最佳意識型態，也難怪儒家思想會成為歷代各朝官方哲學達兩千年之久。此套說辭隱藏的用意，乃是彰顯君臣關係一如父子關係，不得逆轉，這可視為最典型的家天下觀念作祟。父子以血緣親屬聯繫之，關係既清楚又固定，想改也改不了；若把君臣比擬為父子，則框限了臣子不得謀反，否則忤逆無道。君臣關係以忠心堅持，父子關係則以孝道維繫；問題是父子有血脈相連，君臣則無。為保證君臣之間的從屬關係不變，最好的策略運用，便是將它等同於父子關係。

  

撇開為統治者服務及威權式的父子關係不談，我們來看看親子關係在當前的發展。弔詭的現象是，親子關係在臺灣已走向無以為繼的窘境；倒不是親子不和，而是少子化造成親子不繼。至於大陸的情形則另有危機，因為在開放二胎之前的一胎化施行三十年，孩子被寵成小皇子或小公主，「孝子」的意涵已倒轉為「孝順孩子」之新解。在這種社會快速變遷的情勢下，親子關係該當如何維持？值得人們深思熟慮。我有一個同事，夫妻皆為忙碌的上班族，從早忙到晚，只好把小孩送給外公外婆帶，兩三週甚至一個月才去探望一回。結果孩子長到三歲，竟連父母都不願相認，始知事態嚴重。

在工商業社會的雙薪家庭，這種隔代撫養的情形大有人在；而如果是太太辭職在家專心帶孩子，十年一覺青春夢，再回首恐怕連職場也回不去了，因為老闆寧雇年輕人也不願請妳。作為全職家庭主婦或家庭主夫好不好？只要觀念上想得開，也沒有什麼不妥之處。我以前教洋人講華語，一名德國佬跟我相談甚歡，他的太太是在德國執業的臺灣護士，生了兩個小孩，完全交給他帶，而他也甘之如飴。而我太太有個相當能幹的同學，在大型服裝公司當董事長特助，經常飛往大陸出差，結婚後生了小孩，毅然辭職回家相夫教子；當孩子上小學時，他又成為積極的學校志工媽媽，忙得不亦樂乎。

一種米養百樣人，但是既然生了小孩，就應該好好撫養，以善盡胡適筆下所稱「人道的義務」，否則不妨徹底實踐「無後主義」。我和太太便是無後思想的忠實信徒，兩人甚至因為這種信念上的有志一同而結合，如今歷經三十二載無怨無悔，讓我得以提早退休，無後顧之憂。「無後顧之憂」可以得二解：其一為沒有需要被照料的後代而憂心，其二則是不必為後事料理憂心；前者係單身貴族和頂客族的專利，後者則通過事先交代簡化與淨化辦喪事而達成。無論是養生送死皆攸關親情，親子關係即建立在親情的自然流露上。

華人在古老農業社會的文化生態中，發展出獨特的孝道，以強化父母子女間的親情。經過數千年的生活實踐，孝道如今已內化為華人的基本德行。然而正是因為孝道觀念深入人心，千百年來的喪禮習俗也難以改善。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積非成是的禮俗，喪家即使有心簡化與淨化，卻在業者一句「不孝」的說法下，大家只好將就著一大串繁文縟節而行禮如儀。喪禮是古代凶禮之一，《禮記》裏有著繁複的規範，歷代不減反增，許多已不合時宜，守喪便是一例。古人父母去世，依禮守喪三年，貴為宰相也不得例外，必須立即辭官，否則難以立足。子貢是孔子得意門生，為老師守喪六年，可見師徒感情深厚。

    不過現今要一個人生活大幅停擺，即使僅只三個月，恐怕都有困難。權宜之計不如全家先守靈一整夜，再辦一場溫馨的告別式；如此既可表達孝思，也算為親人在世間的行誼，劃上一道完美的圓。至於骨灰去留，與其入塔三、四十年後無人聞問，不如留藏一小罐傳給子孫後代保存，其餘就以拋灑或植樹的方式，作出一次性處理。我一向提倡「輕死重生」、「厚養薄葬」；子女與其為父母辦理隆重的喪禮，不如生前善盡撫養的責任。親子關係乃是代代相連、環環相扣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不希望自己老來被棄養，就從現在起善待上下兩代吧！至於政府也有責任讓老有所終，不能任其孤苦無依。

生活的關係：君臣

前面所講的「生活的規範」與「生活的態度」，放在儒家思想的脈絡裏，已然指向「生活的關係」；事實上，儒家最關心的便是人倫關係，這可以分為「五倫」，並順其推行「五教」。「五倫」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五教」則落在傳授「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道理上面。自現代回顧，可以想見「五倫」應是古代儒者反思當時人情狀況所歸納的常識之見，淺顯易懂。而其中又以「君臣」及「父子」二倫最為重要，乃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說，表示做國君要有國君的樣子，必須表裏一致、形式與內涵兼顧才夠格；其餘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亦當作如是觀。

如今距離孔子的時代已有兩千五百年之久，許多當時的觀念，現在不能只憑直覺想像便加以接受或否定，最好還是經由對照比較再作出判斷，才會來得恰當。以「君臣」之義來說，從封建到帝制的歷代王朝，在上位者都擁有絕對權威與威權，臣下一旦犯上，就可能有性命不保之虞，這點在現代以前的西方世界也是一樣。可是時代畢竟大不相同了，目前地球上雖然還存在一些由君王治理的國家，少數仍保有著威權，但終究不像過去那般絕對。所以一旦要討論「君臣」關係，最好先轉化為「上下」關係才有意義，也才有討論的空間。

如今人們多生活在職場中，長官與部屬的上下關係無所不在，有待進一步釐清。上下關係大多依於組織管理而得以落實，今日的組織管理可以分為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等三方面，亦即政治部門的公共事務管理、經濟部門的企業經營管理，以及社會部門的非營利機構管理。公部門的從業人員大多為公務員，屬於官僚體系的成員，依法行政，不做不錯，過去多予人效率不彰之感。私部門業者由聘雇員工組成，強調組織管理，以利潤業績為導向，多做多獲，有效率的公司就能成功。第三部門以志願者為主力，由無償的服務奉獻中，得到自我實現的成就感，量力而為，有明確宗旨和願景者較能吸收成員。

在這三種組織型態裏，公務人員關心考績，企業員工在乎業績，志工團體則看重回饋。由於三類組織型態的任務各不相同，其文化亦有所紛歧；甚至在同一類型的組織內，因為決策者行事風格的多樣，也形成上下關係的文化差異。談公部門的上下關係，我不曾做過公務員，但是當過兵。軍隊組織是最嚴密的公家單位，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命令一個動作；這種上下關係是垂直的，井然有序、階級分明。鬆散一點的公務機關，雖不是用命令和紀律來規範，卻仍然是以垂直指揮為主；上面交代，下面辦事，平行者則溝通協調，但是往往受到本位主義牽制。

    我近年因為參與殯葬改革，經常跟中央及地方政府相關單位開會，發覺政策要落實還真有不少困難；加以民意代表的關說或扯後腿，簡直是動輒得咎，卻又不得不做，確是公僕為難。尤其在人少事多的情況下，長官不時激勵部屬相當重要。俗稱「帶兵要帶心」，即使是垂直關係，長官對部屬的關懷之情也不可少。否則弄得離心離德，這個長官又怎麼做得下去呢？私部門由於充滿創造利潤的業績壓力，如果營運與溝通的管道暢通，反倒容易一心一德。在我看過的企業組織中，以直銷業的向心力最強，而獲利甚豐的電子業也不乏齊心協力的誘因。

私部門的老闆是董事長，下面從總經理到小伙計都是受雇者，於是上下關係不全然是垂直的，多少有些傾斜；表示命令不代表一切，協商才顯得重要。此外消費者及潛在客戶更是不得怠慢，尤其是服務業，幾乎完全以人際溝通為服務形式，長官更必須作為部屬的表率，身先士卒，如此上下方能互利共榮。至於第三部門的非營利機構，其概念由著名管理學者杜拉克在一九九零年代發揚光大，真諦為強調某些特定機構不應完全以營利為目的。非營利組織需兼具私部門的成本觀念以及公部門的公益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即為民營醫院、私立學校、基金會和各種民間社團。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第三部門並無所謂上下關係，成員間多以平行方式相對待。基金會與社團靠大眾捐獻維繫，醫院和學校則由學有所專的人員獨立執業；其中雖有階層之分，但並非從屬關係，更不意味官大學問大。以大學為例，校長由教授中遴選，任內協調各部門讓校務順利運作，並穩定成長；任滿回歸本職，繼續教學研究。大學體制屬於同僚管理，而非官僚管理；近年強調校園民主，更有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教職員工加上學生的上下關係，也就變得更為模糊不清了。

生活的態度：讓

    在現實生活中，要做到對別人謙讓甚至忍讓，往往是一件困難的事。就拿最常見的開車來說吧，我有時候好意放慢速度讓人先行，卻被視為故意擺道而遭惡性超車。而那些嫌別人開太慢擋道的人，又喜歡用按喇叭或閃大燈的不禮貌行徑趕人。如此逞一時之快，有時甚至可能惹來殺身之禍。美國著名導演史匹柏年輕剛出道時，曾拍過一部電視影片「決鬥」，講兩名無聊的駕駛人在蜿蜒的荒野公路上彼此超車追著玩；他們一人開小自客，一人駕油罐車，小車較大車靈活，所以把大車逗得團團轉；幾回合下來終於惹毛了大車駕駛，打算致小車於死地，結果反倒是自己掉下懸崖而告終。

    全片沒有幾句對白，只見二車追來追去，充滿緊張，絕不冷場，充分表現出未來電影大師的風範。這雖然只是一部影片，其中情節卻可能發生在你我週遭，值得大家警惕。身處於高度競爭的社會，謙沖為懷可說是一門生活的藝術，它可以讓我們獲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開闊視野，無形中也放大了人生境界。在這一點上，道家的理解比儒家來得深刻。過去儒家學者講究「學而優則仕」，在科舉制度下辛辛苦苦通過考試始能在朝為官；而道家人物卻會採取以退為進的作法，到深山裏面去隱居幾年，博得一個「隱士」的雅名，說不定還會有人上門邀請出山為官呢！

    這樣子搬弄心機當然不足取法，但也讓人看見道家的意境較儒家更能出入自如、收放自如。我們生活在中華文化影響下的社會，價值觀不歸儒即趨道，二者皆屬現世主義。佛家則是外來思想的本土化，以其深遠哲理吸引不少讀書人，更拿「西方極樂世界」打動平民百姓的心靈。但我總覺得「輪迴轉世」是跟中華文化不相應的說法，即使身為佛教徒，我仍然不把它當作一件合理的事情看待。人生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因為生命有限；死了便一了百了，大家都該學會放下與捨得。常聽說一些認識的人得到癌症，我終究無言以對。四人有一人罹患絕症出現在我們週遭，難怪大家會聞癌色變。

    其實那只不過是一種不太好受的死法而已，但是我們可以將它盡量轉化為好死和善終，妥善的關懷及照顧便是一計。事實上，大部分的死法都令人難受，身心備受煎熬，卻也因此使人們體會出「長痛不如短痛」的道理，而寄望走得輕輕鬆鬆，把地球上的位置讓給其他人。我覺得人死後還要佔塊地甚無意義，一旦輪到了我，就連塔位都不打算進住，遺體燒把灰拿去植樹或拋入大海，清潔溜溜，多麼愜意！這一切後事料理，均源自我的死後「讓位」哲學；其實生前之事亦當作如是觀。

　　

曾經讀到報載一則有趣的新聞，講重慶市有一孕婦搭車，車擠卻無人讓位，婦人的先生乃央求面前的中年男子發揮愛心，但是遭拒。不過此人卻指向前排另外一名男子，認為他較年輕理應讓座，結果雙方不服，拿出身分證比較長幼，發現前座五十八，後座六十一，前者只好乖乖起身了。此事發生在中國這個一向講究謙讓美德的國家，足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過我在北京搭地鐵，居然有年輕人對我讓座，令我受寵若驚，卻又不禁為自己早生華髮的老態感到憂心。謙讓是美德，但是在生活態度上謙虛過頭，就變成了虛偽。華人似乎很能適應這種口是心非的謙虛辭令，洋人卻聽得莫名其妙。

    當華人請洋人到家裏用餐，明明桌上一堆菜，口中卻說沒有菜，所以招待不周。洋人心想不是滿桌菜，怎麼沒有菜？再說若真的沒有菜，那還請我來作啥？一般情況是主人說「沒有菜」，客人回以「菜太多了」，如此便賓主盡歡。但是下回當你碰上這種事，一旦主人說「沒有菜」，你也附議他的說法，保證對方一定翻臉。「沒有菜」是謙讓，只有主人能說，客人卻得另用讚詞，這便是中國人的說話藝術。其實這一切都可以聯繫上傳統的謙讓美德，只是用現代西方的觀點加以對照，便顯示出它的可能缺點來了。如今說反話或許要限於戀愛中的女人專利，讓男人去猜透她的心意；其他時機跟別人對話，還是實事求是的好。

　

        用隨筆形式流露出我對於「溫、良、恭、儉、讓」的聯想，又讓我揣摩起孔子年輕時到各國去問政的威儀，以及老來流落街頭如「喪家之狗」的模樣。孔丘為千古聖人，我們則為眾多「剩人」；夫子是萬世師表，而我則忝為一名自我邊緣化的入老教師，跟他沒得比。我私淑的古代人物乃是莊子，其後的典型則有陶淵明、白居易、蘇東坡等人，他們的共通點即是看破、看透、看開，這正是我心儀的生活態度。我雖取儒家之說，卻嘗試用道家精神來解釋；儒道融通，適足以作為華人的生活信念，希望讓大家耳目一新。

生活的態度：儉

許多人都聽說過「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話，也可以從生活中體驗出它淺顯易懂的常識道理。我退伍後進入傳播界服務，在電視臺旗下的雜誌社當記者，月入三萬元，還有三個月的年終獎金好拿。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我成為臺北市新興東區的小資產階級，單身一人，可以買部小車代步，中午照例吃簡餐喝咖啡，晚上還有機會跟同事泡啤酒屋。這種愜意的日子一共混了三年，每天穿梭在廣廈大樓的陰影間，看不盡週遭的紅男綠女。而我的年輕生命，也就逐漸從風花雪月中，剝落成一片片鏡花水月，然後化作無影無踪。

學了哲學的毛病讓我不安於室，總要去追問一些存在的意義。難道我就打算在編軟性雜誌的公司內，寫些不痛不癢、不用大腦的文章，以終老一生嗎？當然不願意！所以就毅然決然辭職，回頭去念博士班，同時開始在大學兼課，從此走上教師生涯途徑。話說我恢復學生身分後，生活立刻從中產階級退化至無產階級的程度。小車賣掉了，買公車學生月票成為通勤族，一開始還連乘車站牌都找不著；中午從百元的咖啡簡餐縮食成三十元以內的自助餐，至少過了兩、三個月，才逐漸適應老學生生活。好在書中自有黃金屋，當我一旦浸淫於知識學問的瀚海中，現實裏的困厄，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這段由奢入儉的經歷，使我日後比較容易收放自如，也就得以出入自如了。「儉」指節儉，不但可以落實於物質生活的節省，也能夠反映出心理行為方面的自我克制。當年孔子在諸王面前表現得不卑不亢，應該就屬於有為有守、無過與不及的自制工夫。現代人在生活中有許多屬於現實面的金錢問題，開源節流、量入為出相當重要；否則不斷透支，到頭來就會淪入無以為繼的窘境。身處貧富兩極分化益發擴大的「M型社會」，生活節儉固然重要，我更看重的則係心靈的安頓；何處才是我們的精神夢土？要找尋、要開拓，首先必須從簡化與淨化身心做起。

我覺得在這方面，道家要比儒家高明。在我看來，儒家的憂患意識理當用於兼濟，而把獨善的工夫交給道家來處理安頓。道家是用減法把生活簡化與淨化，如此人人都可以成為「生活家」；儒家則是用加法把生活繁化與人倫化，但不見得個個扮演好「知識分子」的角色，結果反倒增強了生活的壓力與張力。所以我提倡「知識分子生活家」的人生境界，希望採取「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作法，要求每個人量力而為，不要老想兼善天下，反而弄得天下大亂。人貴自知，這其中便包括要懂得自我克制。像我一向希望「無求於人，亦不為人所求」，所以選擇做「自了漢」式的陽春教師；退休後則適度兼課，以延續大智教化。

在臺灣當陽春教師有個好處，那就是每年都有寒暑假可放，而且薪水照領。美國人很聰明，想出老師一年發九個月薪水的招術，於是放假時老師們不是度小月便得自求多福了。過去每逢暑假我便埋首寫書，算是沒有虛擲光陰。如今雖然多寫情意性小品文章，卻也視為自我大智教化的成果。我主張生活的簡化與淨化，包括身心各方面的儉樸。作為讀書人，我始終嚮往「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生活意境，也努力去實踐它。此外我更樂於推己及人，把這種儉樸的人生觀，通過大智教化推廣出去。對此我會強調個人生命是一份寶貴資源，莫要寅吃卯糧，更不應過度斲喪。

有一項教化活動我始終大力推廣，那便是殯葬改革。此事與生活的簡化與淨化有著直接關聯，因為它所處理的「後事」，正是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為維繫善良風俗，理當用儉樸的方式成全之。殯葬業者廣結善緣，與道上兄弟亦時有往還；而黑道辦喪事排場之大，電視曾有所報導，我自己更一度目睹。嚴格說來，我參與的只是大型殯葬業者為父親辦告別式，而黑白二道都來捧場；只見六名黑衫客高舉大旗，騎著白馬招搖過市，好不威風！大哥們生意作得大，花把銀子風光一番倒也無可厚非；我們小老百姓要想厚葬，雖不至於傾家蕩產，卻肯定要節衣縮食。

        臺灣現在流行火化塔葬，普及率已近百，但仍然有人執著要土葬，在墓地墳頭物以稀為貴的情況下，一場喪事辦下來所費不貲。試想一般家計年收入之半拿來入土，剩下的日子怎麼過？所以我一直在提倡「輕死重生」、「厚養薄葬」的觀念，希望人們善盡孝心但簡化孝行、看重禮義但淨化禮儀，不要盡搞些舖張浪費和繁文縟節，最好是採用理想的「環保自然葬」。環保自然葬主張不立碑、不佔地，火化後骨灰以樹葬、灑葬或海葬處理，完全回歸自然。如果連治喪一併簡化，花費不到十萬元，多麼輕鬆且沒有負擔！人貴自知，並且學會自制，具體作法之一便是生前立下遺囑，選擇環保自然葬，讓後代子孫有所遵循，無後顧之憂，何樂而不為？

生活的態度：恭

      「恭」指恭敬，孔子一向謹守禮法，表現恭敬；他的確相信這樣子做才應該，而非表裏不一的偽善道貌。打心裏相信便是由衷而發，可以稱之為「敬業」。恭敬的態度要體現出敬業的內涵，就足以與他人和睦相處，達於「樂群」的境地。說到敬業，不少人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作法，視為不敬業的消極態度，我則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倘若一名和尚被分配到的工作就是撞鐘，那麼他把這件事當作必要的修行功課，每天法喜充滿地準時撞出宏亮的鐘聲，就表示他是十分「恭敬」的。臺灣有些行業模仿日本人，訓練員工彬彬有禮，結果只見其形，卻未得其神，這乃是未曾「變化氣質」所致。

      日本員工以服從為敬業，如果不得其門而入，還是不要有樣學樣的好。世界各民族皆有一定的習性，華人的處事態度經常會形成「三個和尚沒水喝」，亦即誰也不服誰，即使口服心也不服。一旦不服氣就難以真正服從，頂多作表面文章，外表恭恭敬敬，卻一點也沒有心悅誠服，反倒是危機四伏。像臺灣近年在許多行業都積極推動評鑑活動，就維護消費者權益而言，讓機關、學校、醫院，甚至殯葬業動起來，力求改革創新，絕對是好事一樁。然而因應評鑑必須做到表裏如一，倘若只有表面功夫，事情就容易被戳穿。理由很簡單，主事者沒有恭敬誠懇的心意，員工當然感受不到任何改革創新的卓越效果，評鑑又怎麼能夠順利過關呢？

      「恭敬」的態度如果要表現得令人心悅誠服，就真的需要達到由衷而生的程度，也就是打內心接受。這使我想起古代有一種最重要的德行，在今日是否還站得住腳，那便是孝道。孝道議題後面會系統討論，此處只就恭敬之心的有無來觀察它。「百行孝為先」，表示它是華人立身行道的最高準則，連黑道「竹聯幫」幫規的第一條都是「孝順父母」。如今問題來了，「順」指順從，孝順父母的內涵是「無違」，亦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違反父母的意旨。然而「無違」必須以「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為前提，否則父母叫子女作奸犯科也照辦，那便是「愚孝」了。

    所以我建議把「孝順」改為「孝敬」；子女尊敬父母，父母愛護子女。把單向的順從，轉化為雙向的互敬互愛，孝道方能與時俱進，不致落伍。我認為描繪道德崇高的各種態度，雖然屬於儒家的理想境界，卻可以賦與道家式的常識見解。比方說「溫」代表守成不進取、「良」代表自然不矯情、「恭」代表踏實不浮泛、「儉」代表簡約不虛華，「讓」則代表退隱不出頭。傳言中孔子曾經問學於老子是兩人可說是同一時代的聖哲，彼此雖然稟賦氣質不同，開創出來的道理學說也各有千秋，但並非不能融會貫通。

    我的經驗便是力行儒道融通的現世主義，努力活在當下，不去費神思考任何生前死後之事。身為大學教師，我認為在眾人面前講真話，就是我對教育專業所表現的「恭敬」態度。「恭」代表踏實不浮泛，而「敬」則要求表裏如一。在生活的態度上，我們應學會對別人也對自己表示恭敬之意。其實對別人表現恭敬比較容易。外爍的恭敬只要達到形式與內涵齊一即可，亦即對別人在態度上和在內心裏是一致的，如此便稱得上恭敬。而別人也可以從我們誠懇的態度中，感受到那份恭敬之意，許多事情也就容易迎刃而解，進而水到渠成了。

    我想孔子去周遊列國，雖然事後他自認一事無成，但是多少樹立了一種待人處世的人格典範，也就是不卑不亢。孔子終其一生沒有到處去求官做，在後世千萬華人的心目中，卻比任何帝王將相都偉大，這種不卑不亢卻能夠充分自我實現的工夫，值得每一個人學習效法。孔子是如何做得到的？這便牽涉到對自己恭敬之道，也就是躬自內省下的豁然開朗。孔子想在政治上精進不成，接著便轉往教育方面發展，結果立下千秋萬世不朽的功業，這是因為有自知之明。用現在的話講，他體現到最恰當的「自我實現」之處，於是大智慧便得以脫穎而出。

以聖哲為標竿，我反思發現自己屬於晚開竅的人，走了不少冤枉路。看別人二十五歲上下便開始步上為人師表的生涯道路，我卻挨到三十五歲才入行。雖然起步得晚，但依然可以朝向踏實不浮泛的「恭」之理想邁進。好在當老師這一行比較能夠獨立執業，不像一些行政工作要不時跟別人協調。我認為時間便是生命，與其花費在協調業務上，不如用心於培植好學生，同時用功讀書與寫作。年紀越大，體力越不如前，我也越發不喜歡拋頭露面，而是希望開卷有益，以及伏案著書立說。如果能留下幾部值得一讀的書，也就死而無憾了。

生活的態度：良

「良」固然指向善良的態度，但這不能夠是假裝出來的，而必須由衷而發；既然是由衷而發，就得打心底認同。孟子相信人性本善，反身而誠認同自己善良的一面較不成問題；荀子主張人性本惡，認為人必須通過禮樂教化的矯正，方能為善去惡。別小看這兩種觀點的差異性，它們一旦落於生活實踐中，就會呈現截然不同的取向。拿組織管理來看，西方談組織行為有「X理論」及「Y理論」之分。前者便假定人性本惡，管理是為了防止弊端，手段以懲罰不法為主；後者則相信人性本善，管理是激勵員工，手段傾向於論功行賞、雨露均霑。

但我在前面討論過，人性善惡並非靜態的本體，而是動態的性質，最好是加以脈絡化，亦即考量特定時空下的狀況，再把理想與現實加以調和。以我任教的體驗為例說明。我是個理想主義者，認為學生到校上課是享受權利而非盡其義務，但是學校卻相當務實且講求效率，所以要求教師堂堂都得點名。這明顯是「X理論」的落實，但我卻衷心擁護「Y理論」，怎麼辦呢？首先我確定「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大前提，否則就應該掛冠求去；其次我發現在合乎情理法的狀況下，還是存在著施展空間。將現實稍加調整，仍有可能把理想融入其中。

我的作法是點名以簽到為之，同時用較有趣味的授課內容，吸引同學有始有終，而非簽名後溜之大吉。至於考試防弊，我則釜底抽薪，出些根本不必作弊的議論題，讓大家自由發揮。如此既合乎學校行政要求，也部分實現自己教學理想，可謂兩全其美。孟子和荀子各執一詞，多少與其時空背景及人格特質有關；不過執中的持平之論，還是較有伸縮空間，此即告子的說法。告子是孟子同時代的人，兩人有機會爭辯議論，而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述，在孟子看來並不可取。可是用今日眼光審視，此種模稜兩可、語帶保留的說辭，十分接近常識之見，倒是不錯的道德反思與實踐起點。

我欣賞孟子擇善固執的態度，卻肯定由告子的常識立場出發，較有可能讓世人改過遷善。從常識觀點看，人若本性難移，非善即惡，那麼教不教、學不學，就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我鼓勵學生多讀書以變化氣質，正是因為我相信人的心性之中，還有很大一塊未被決定的部分。讀到孟子與告子辯來辯去，讓告子無從招架的樣子，彷彿看見古人論學神氣活現，而這種情景也發生在莊子與惠施身上。重點不在輸贏，而在於那種論辯的風氣，才可能讓人心注意到善良的一面。不過我總覺得爭辯不如實踐，像孔子用一種謙沖為懷、勸人為善的態度，到處論政獻策，統治者即使不同意他的高見，也可能被他那誠摯的心意所感動。

在教育的領域裏，可以說身教比言教更具有影響力。孔子的德行崇高，跟國君談論政治，表現出「良」的態度，其實是指他懷抱著善意而來，完全没有私心。不過大家都知道，政治圈十分險惡，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才是常態。內心一片坦蕩，外表光明正大，在今天只有扮演政論家的批判角色，而不容易進入決策層實現理想。然而話說回來，擇善固執的孔孟二人，被後世推崇為至聖與亞聖，並非空有其名，而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孔子以德服人，孟子以理服人，他們的努力表現為最廣義的教化人心，使儒者之說成一家之言，流傳至後代甚至海外，影響至今不衰。

近年中國逐漸成為強大的經濟實體，各國都搶著要跟他們作生意，於是學習漢語蔚為熱門；而大陸官方見時機大好，也打鐵趁熱，便陸續在全球各地興辦「孔子學院」。其雖以傳授漢語為主，但是仍有可能將中華文化的影響擴充出去。臺灣經常批評大陸的文化活動帶有意識型態色彩，卻没有反省到「去中國化」也是意識型態的產物。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兩岸人民同出一源，實應放下政治魔咒，進行良性互動，以激發彰顯彼此的良知良能。孔孟二聖無論是以德服人，還是以理服人，其出發點都是善良的，所以我才視其為擇善固執。孔子以德服人的作法，是以傳道授業作育英才；孟子以理服人的作法，則是以辯才無礙直指人心。

孟子一系被後人視為「心性之學」，指其依心談性，有點像柏拉圖的以不變之道，觀照變化的世界。孟子好辯，但其道理不脫常識之見，所以一般人才聽得進去。我也有所擇善固執。回想自己在臺灣推廣生命教育多年，即以儒道二家現世主義精神為依歸，對兩個似是而非、積非成是的觀點，用常識加以批判，那就是「死後生命」與「輪迴轉世」之說。前者顯示矛盾，因為死亡意味生命結束，死後便無生命可言。同樣道理，後者也違反了「假如有來世，那便不是我；假如那是我，就不算來世」的邏輯論證。我相信自己的出發點是良性的，目的為鼓勵世人面對現實、活在當下而已。

生活的態度：溫

前文所講的五種生活規範，只是借用儒家的觀點加以闡述，希望大家反身而誠，躬行實踐。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規範中的前四種，被孟子提昇至「四端」的層次，猶如人的四肢，缺一不可。尤有甚者，它們還屬於內在的良知良能，天生就知道，也會去做到。這種說法雖然不易獲得科學證實，但卻予人一股激勵作用，願意發心落實各種生活規範。從德性論倫理學的觀點看，「四端」的確屬於人性的道德規範內涵，具有一些本質的意義。相形之下，現在所要討論的生活態度，可算是一套表現於外的待人處世風格；它們可能會受到文化氛圍與時代風潮的侷限，不能一概而論。

規範近乎普遍絶對，態度卻多為特殊相對。我所舖陳的生活態度為「溫、良、恭、儉、讓」，此說出自《論語》，用以描繪孔子去各國論政，所執持的不卑不亢謙虛態度。孔子生活的東周春秋時期，施行封建政體，亦即以周王為天下共主，其下依功祿爵位封土建國，世襲傳衍。儒家生涯理想中的「治國、平天下」，即是希望以讀書人「士」的身分，為諸侯國君所任用，進而能影響及宗主國周天下的政策。孔子年輕時到處去獻策，各國也以禮待之，但卻不曾重用。當他發現自己的理想無法立竿見影，有志未伸之餘，乃改弦更張，通過教育人才的潛移默化，以期達到「爭一時，也爭千秋」的效果，結果成為千秋萬世的至聖先師。

同樣有志未伸卻為後世景仰者還有孫中山，如今兩岸一致推崇他，似可作為打破政治矛盾僵局的橋樑。「溫、良、恭、儉、讓」依字面解，即是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等五種美德。放在受到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社會脈絡裏面考察，有這些美德的人肯定是聖賢之屬；然而拿到西化程度嚴重的現今華人社會看，此類美德反而成為缺點了。現代人講究的是強勢、奪取、競爭、消費、超越，根本不時興保守謙虛，認為那是弱者的失敗表現。不過我在此有意積極提倡這類美德，作為生活的基本態度，與其說是本乎儒家，倒不如歸於道家。

正是因為現代華人的生活態度，太過於追隨西式的積極進取，我才考慮學習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用道家自然無為的態度去加以調適；而由儒家美德所反映的生活態度，多少可予以道家式地常識性詮釋。「溫」字所體現的溫和態度，可引申至「萬物靜觀皆自得」，亦即對生活多保持平和的靜觀態度，順其自然，勿事造作。當然並非事事皆要依此處理，如果真的是那樣與世無爭，就可能會被環境淘汰而徹底邊緣化。在現實生活裏，該爭取的權益還是要爭到底，這主要是指公民的權利、消費者的權益等，至於名、利、權位之屬，還是順應自然的好。

順乎自然的態度是「溫和」，該爭的不爭則流於「溫吞」，後者當然不是妥當的態度。舉例來說，學生考試爭高分、爭第一、爭獎學金都無可厚非，但是這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按步就班地學習。學習功課一方面固然要講究進取方法，另外一方面則應該保持自然而然地快樂學習心情，否則弄得患得患失，可能會得不償失。像求名、得利、逐位之事，有些人顯得樂此不疲；不過有得必有失，想到失去這一切的痛苦，我看還是有所保留的好。溫和的態度通常對事情都有所保留，不會表露過頭；在這一點上，洋人很難體會其意境，而華人更容易對洋人會錯意。西方人不見得個個外向，但是他們的文化卻鼓勵勇於表現的行為。

我曾經到美國短暫留學，上課時只見班上有問題便問個没完，老師也耐心作答，卻因此耽誤了教學進度。坐在我旁邊的同學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問的問題没啥程度，浪費大家時間。但他只能跟我嘀咕，卻不能阻止課堂提問，除非老師有自己的規矩。對照之下，我們在臺灣上課時，學生的表現就很溫和；不但少人提問，即使問起來也平和許多，在洋人眼中則不免覺得呆板。我不想評論孰優孰劣，只想強調民族習性與文化氛圍的因素不應被忽略。溫和的態度雖然可以習得，但是我必須承認，有些人天生性情溫和，有人卻容易急躁不安分，像我就屬於後者。要我處事溫和，我得先學會捺住性子，否則常常把事情搞砸。

    不過我對於溫和、柔軟的行事態度，只要不是矯揉造作，還是會加以肯定與認同；這也是我對於「溫情」的看法。在我眼中，「溫情」作為「熱情」的持續狀態，毋寧是件好事；若是成為「激情」甚至「濫情」加以包裝下的產物，則一無可取。後者的典型代表，包括影視節目、商品廣告，以及政治宣傳中的「溫情主義」。溫情主義的弊病，是空泛地提倡一些溫和或溫馴的保守價值，卻忽視社會現實中的不合理現象，而未加以批判。依此觀之，溫和的態度理當是外圓內方，在圓融的態度中，必須帶有一定的堅持，否則就容易流於鄉愿了。

生活的規範：信

「人無信不立」，這是說一個人缺乏誠信，恐怕在社會上寸步難行。無奈當今社會無信者比比皆是，太相信別人就不免吃眼前虧。如此說來，講求誠信到底好不好？當然好！說起誠信，不禁令我感同身受；因為我的名字中有個「誠」字，不誠也不行，否則便名不符實了。平心而論，我的做人原則最起碼便是待人以誠，否則寧願儘可能不接觸；相對觀之，我最不欣賞別人對我表現得虛情假意。此事只要察顏觀色一看便知，否則聞也聞得出來；既然沒有交流的誠意，還不如敬而遠之，也因此我身邊實在沒有幾個朋友。

《論語》和《孟子》二書中都表示「朋友有信」，這正是交友之道。我雖然好朋友不多，但身邊卻有幾個怪朋友。有一個結交近三十年的老同事，中年離異，女兒歸太太養，於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閒錢甚多。此君懶得理財，有天聽說我購屋缺頭款，二話不說就借給我一百二十萬元，連字據都免打，更不要利息。後來他續弦成家，我很識相地逐年攤還；因為他沒收利息，我便盡力介紹他到處兼課，讓他賺進不少外快。這事兒原本表示我要感激他，結果反倒是他一直謝我引介兼課，令他在學校之外認識許多朋友。「朋友有通財之義」，此話在我與老友之間一點不假；但是也有可能反目成仇，看來交朋友還是少扯上金錢為妙。此外還有兩點也是交朋友之忌，那便是名位與權勢。

       

生活中的重大誘惑便是「名、利、權」，男人還加上「色」。說也奇怪，我始終覺得名與權既扎手又是沉重負擔，一向敬而遠之；倒是對利與色不乏興趣，但也曉得適可而止。讀到報上說大陸貪官無不包二奶，情婦甚至有多達十位數者；如此妻妾成群，究竟是享齊人之福，還是斲喪自己？真搞不清楚這些人是怎麼想的。我想多賺點錢，是希望讓夫妻二人老來無後顧之憂。在臺灣，私校教師退休年金與公校有天壤之別，我只好自求多福。至於美色當前，純屬欣賞又不花錢，何樂而不為？

毫無疑問地，年輕就是本錢；我在大學教書，成天所見不乏年輕漂亮的妹妹，光看著也會令心情年輕不少。不過一旦這些小女生坐在講臺前，泛著迷惘的眼神，聽我大談生老病死，卻是一問三不知，才發現代溝嚴重；而那紅顏美色，也就逐漸化做夢幻泡影了。戲言盡於此，還是回頭再來談「信」吧！「信」可以是朋友互信，也包括個人自信。我從小就是個沒有自信心的孩子，所以在上大學之前，連一個女朋友都交不到。後來愛上同班同學，稍縱即逝；跟學妹愛情長跑五年半，卻漸行漸遠。最後在老同學撮合下，認識現在的太太。結婚三十二年，我們堅持無後主義；愛情早已褪色，恩情卻在我心中不斷滋長。

年過半百後，開始對生活有些信心，說起話來也變得比較大聲。過去我寫文章一向述而不作，不喜歡也沒信心去批評別人；現在可好，老是有股不平則鳴的衝動，只能盡量自我克制，做到「時而後言，人不厭其言」的地步。不知道是不是老師當久了而多話，每逢開會就彷彿不吐不快，結果常惹得別人不快。但我一直認為既然是開會，就應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鳴大放一番，否則寧可不去開會。我從前自信心不足，又往往過分信任別人，以至於吃了不少虧，太太便經常為此責怪我。不過我在想，自己一介書生，除了滿腦袋雜念和一屋子書外，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別人占我便宜的地方。

這種心態與我的道家式生活型態「無求於人，亦不為人所求」直接呼應，我也樂得自求多福了。但我仍然曾經為了信任別人卻不被人信任而耿耿於懷，如今事過境遷，才深深體會到，有的朋友可以論學不能談心，有的可以談心不能共事；至於什麼都搭不上線的，就不夠稱作朋友了。人生苦短，對於那些「不夠朋友」的人，大可不必浪費時間跟他們一般見識，還是及早敬而遠之的好。朋友有信，根據我的經驗，朋友還是限制在論學與談心兩方面，比較能夠長長久久；一旦共同任職或合伙賺錢，就得有心理準備隨時翻臉。

因為友情經常通不過利害關係的考驗，還是保留一點的好。年歲日長，環視左右，也沒有什麼生死之交，就跟朋友維持著「淡如水」的情誼吧！從信任自己到信任朋友，再到信任政府，這中間跨越了一大步，但是不能不談；因為儒家講究內聖外王，從獨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由格物、致知開始，止於治國、平天下，所以不能不談到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乃是「必要的惡」，一個好的政府，便是事情管得最少的政府，而非事必躬親的政府。然而放眼看去，世界上鮮有不管事的政府，而且越管越多，這或許便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吧！

生活的規範：智

前面網誌所貼的隨筆，都是我直覺把握到的常識之見，它們屬於我的生活經驗積累。生活在現今社會中，總跟別人脫不了關係，我講的便是一名行將入老教師的生活所見，嘗試激發讀者認同或批判的心理，進而讓各人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眼前我在寫一本自我反思的書，希望看見自己，也照亮別人。我無意化身為輔導諮商的「張老師」，或指點迷津的「薇薇夫人」。薇薇夫人是我們那個年代報紙婦女版的專欄作家，後來讓位給電視上講解星座命盤的「薇薇安」，可惜後者英年早逝，已經不在人間了。

閱讀也是一種判斷活動，一邊判斷一邊吸收，如果吸收不下，便棄之不讀。人心判斷的對象，部分屬於事實真假，大多指向價值辨別，而有是非、善惡、對錯、好壞、美醜之分。孟子把「智」的體現歸於是非之心，也就是明辨是非。這裏所講的「智」，仍著重於安頓人際關係，並沒有太多知識意涵。到了荀子才加以區分，他指出「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字與「智」通，最早用於待人處世方面的明辨是非，以後才引申到認清事情道理的真假。如今我在此討論作為德行的「智」，看重的不是它對於知識內容的分判，而在於當下直觀的常識把握，以及反身而誠的智慧流露。

這完全發生在人身上，也全然針對人；是道德實踐的工夫，而非懂得用功讀書應付考試以出人頭地的能耐。我們的教育活動過去長期以來都獨厚智育，雖然也提倡體育，卻明顯忽略了德育、群育及美育。若說以前升學主義掛帥還講得通，像我考大學那一年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五，難怪要拼命念書以擠進大學窄門。到如今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高中生都進得了大學之門，再不落實五育並重就說不過去了。五育並重其實並不會排斥智育，出現反智的作法；而是讓學生所接受的五類教化相輔相成，無所偏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來形容，所有的教育都是「生命的教育」；而我更有心去推動的，乃是今日儒家學者所楬櫫的「生命的學問」。

儒家的生命實踐講「內聖外王」，具體作法包括「道問學」與「尊德性」。過去我把這兩者分別想成現代意義下的為學與做人，後來才慢慢領略出傳統上的為學即是學習如何做人；如此看來，一切都屬於德育。這種讀書人的生涯發展方向在中國維繫了兩千年之久，清末西學東漸，講究理性認知的系統知識才開始影響華人的思維。西方的理性知識不但開創了無數科技產品，也醞釀出各種政治體制；如今奉行民主的自由主義與實行專政的社會主義，都來自人類心靈的理性設計。當西方人在積極從事多元的心智活動時，中國卻走向閉關自守，滿清後期更與外國為敵，終於引來聯軍入侵，為帝制王朝的覆亡種下原因。

當時有一位曾經是小留學生、受過西式教育的醫生挺身而出，堅持「上醫醫國」理想而領導革命，那就是孫中山。大陸每年十月一日國慶放長假，孫中山的肖像照例放在天安門廣場供人追念。作為共產黨口中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曾經簡單扼要地指出：「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孫先生不是唯心論或觀念論者，他甚至於跳出來做行動派，提倡「知難行易」學說，鼓勵人民群眾搞革命，結果革命沒有在自己創立的國民黨手上搞起來，卻讓共產黨達成目的，難怪老共要紀念他老人家。

孫先生是我們口中的「國父」，國父所言「人者心之器」，確實是一項睿見。它的意義與「知難行易」相通；也就是說，當我們把事理弄清楚後，做起來即方便多了。傳統上儒家所言的「是非之心」，指的是待人處世的道理，大多集中在倫理學方面。如今社會活動益形複雜，社會科學也相對發達，大家不妨多參照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行事。我認為一個人的常識越豐富越好、知識越廣博越好；視野絕對不能過於窄化，以免見樹不見林，作出不恰當的判斷與決定。但是在求知的過程中，必須確定「中體外用」的主從關係，方能成就自家本事。

我長期研究科學哲學，卻始終對過去兩百年社會科學有意模仿自然科學的作法與結果不以為然。年輕時候讀哲學，我相信英美國家的知識三分法，把自然、社會、人文知識視為不同質的；但如今我更傾向接受歐陸國家的二分法，將人文與社會知識視為一體兩面。「人文」與「天文」相對，在西方指「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於中土則係「人文化成」的文化性活動，發生場所即是各個大小社會，人文與社會密不可分。人文與社會之知是我對「智」的親身體驗；說穿了還是那句話，學習「大是大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