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儒：國學熱

【生死義理 38∕48】

今日的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畢竟早已形成為三門獨立學科，各有所專，不可能再回到渾然一體的初始型態。但是後現代鼓勵跨領域、跨學科對話，以中華文化為平臺，重新建構一套具有多元價值的新興學科似無不可。這種統合性學科在性質上接近西方中世紀的廣義「哲學」，也跟中國傳統「經學」同屬較高層次的學問；事實上近來在兩岸已出現某種雛型，那便是「國學」。「國學」之說始自日本，他們在明治維新時受到「西學」衝擊，乃有維護「國學」之議。其後中國也面臨維新的壓力，遂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因應。此一「中學」在提倡西學的胡適看來，不啻為已經式微過時的「國故學」。但令人意外的是，以八國聯軍庚子賠款興辦的西式學堂清華大學，竟然辦起「國學研究院」，積極研究起古典學問來了。

回首一世紀前的「五四」革新時期，其實真的可以「百家爭鳴」稱之；一方面有人呼籲「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亦見本土學者緊守國學之堅持，甚至有國立無錫國學專科學校之設置。不可諱言的，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大陸赤化前，保守的國學其實就是儒學最後的壁壘；而當共產黨以馬列主義建立新政權後，舊學除了部分留用為意識型態服務外，其餘全掃到故紙堆裏進入焚化爐去了。歷經文革的焚書加上鬥倒臭老九後，大陸竟物極必反迎來改革開放，走向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的資本主義道路上面去，又弄得拜金流行、精神污染，亟思改善之道。大概誰也不會料到，踏進二十一世紀後，大陸逐漸躋身世界大國，甚至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為了推廣漢語和中華文化，他們在五大洲創辦了四百多所「孔子學院」，儒家思想一時又成為顯學。

真正奇妙的事情是，當代新儒家於1975年在臺灣創辦《鵝湖月刊》，對照於對岸仍處於文革鬥爭之際，一步一腳印地為維繫中華傳統文化之命脈而默默耕耘，至今三十餘年如一日。在鵝湖諸君子中，有一位任教於教育大學的王財貴教授，以個人之力編撰教材，大舉提倡兒童讀經，日積月累下竟然在寶島蔚為風氣，甚至流行到對岸。2014年初我自銘傳正式退休，立即協助過去南華校長龔鵬程教授，於四川成都下轄的都江堰市孔廟內創辦一所國學院。目前此一國學院已成功經營、順利運作，開設師資培養班，以及兒童與青少年讀經班。2015年夏季我曾前往講授「生死學」，藉以推廣大智教化，算是一回實驗性教學，學生反應尚佳。不過在我的心目中，國學也好，大智教化也好，都不能再像過去將儒家定於一尊，而應有容乃大多元發揮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