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隱：林語堂

【生死義理 44∕48】

臺灣官方生命教育圍繞著「天、人、物、我」四者的互動關係而開展，大智教化認同此點並予深化，乃有上述四句教之實踐方向。但是人生諸多作為中，其實蘊涵著無為的種子，無為又辯證地走向無不為，從而為而不有。大智教化想表達的並非神秘教義，而係世間常識。我是波普式常識實在論者，確認人終不免一死，而且人死如燈滅，是非成敗轉頭空；但人又是清醒地活著才想到這些道理，卻不能就此懷憂喪志，反而應該置之死地而後生，走向為而不有之途。為而不有反映出道家式處世態度，它是對儒家式積極作為的一種收斂機制，一旦儒道融通，則傳統文人的「仕與隱」兩難抉擇，就得以迎刃而解。古代官場可以類比於今日職場，但古人的出路較為封閉，選擇退隱不做官有可能餓飯，莊子和陶淵明都有此遭遇。

一般多將隱居不仕歸於道家情懷，但這終究還是得放在儒家的社會背景中看，方才顯出其意義。換言之，道家的出世或避世，是與儒家的入世及用世呈現一定的相對性質，不見得互斥，更好視之為互補的可能。我對此點有所領悟，多少是受到林語堂名著《生活的藝術》的影響。此書寫於抗戰初期，乃係《吾國與吾民》一書接著講；二者先後以英文在美國出版，向西方人引介中華文化與傳統思想。當時林語堂正值不惑之年，對道家生命情調情有獨鍾，秉持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寫作風格，勾勒出幽默對於性靈生活的不可或缺，遂被國人貼上「幽默大師」的封號。幽默來自退一步想的自我調侃，對人生不如意時的自我解套頗有助益。我初識此書時正面臨考大學前夕的心情七上八下，一朝讀畢頓有醍醐灌頂的清涼效果。

林語堂受的是語言學訓練，當過大學教授及校長，為二十世紀舉世聞名的華人作家，晚年則以編纂漢英大辭典著稱。幾乎沒有人會把他視為哲學家，但他的確曾有意將《生活的藝術》命名為《抒情哲學》，以示對中華文化的情意結晶進行整理，然後有系統地介紹給西方世界。也因此他在書中舖陳出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品文章，予以發揚光大，呈現令人驚豔的文學佳作，例如《老殘遊記》、《浮生六記》等等。林語堂去世後歸葬臺北陽明山故居，距離我家不遠，已開闢成紀念館，偶爾上去喝杯咖啡憑弔一番，仍覺十分親切。想我高中時代雖曾涉獵「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三位一體的思想，卻不見得領略箇中三味，直到聯考前夕在林語堂的字裏行間尋找慰藉，才真正得以海闊天空、豁然開朗。這就是我初次對自己所進行的大智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