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與佛：生死學

【生死義理 43∕48】

如今回想起來，我的生命學問事業理當是接下傅偉勳未竟之業，1997年在南華辦起生死學研究所開始的；於此之前，我只是一個以科學哲學寫升等論文、在通識課上講授應用倫理學的平常學者而已。傅老雖為佛學專家，但是替佛教辦的大學籌設生死所純屬偶然，那只是龔校長受到佛光山星雲法師邀請興辦南華的因緣，緣起後來又奇妙地部分流轉至我的手中。傅老壯志未酬不幸往生，我出任首屆所長後，立即面對學科建構的問題。畢竟「生死學之父」只提供了一幅簡略的理想藍圖，我隨同五位老師加十五名研究生只好摸著石子過河，邊走邊學，走一步算一步。四年後我離開嘉義返回臺北，替空中大學開授「生死學」，一年兩學期加起來近萬人選課，也算蔚為風潮。此刻新興的生死學之於我雛型已具，只是仍停留在西化科學取向階段。

2003年上半年疫病流行期間，我閉門替專門出版醫護教科書的華杏撰寫《醫護生死學》，首度提出「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用以建構生死學考察整全的人之五方視角。如此基本上雖足以面面俱顧，無所偏廢，但仍未及於本土關注，直到下半年動筆寫《教育哲學》，始拈出「華人應用哲學」的大纛，從此回歸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傅老晚年曾明確表示，其生死學乃係西方死亡學與中國生命學之整合，並撰有《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一書，以示對新儒家牟宗三所提「生命的學問」與劉述先「生命情調的抉擇」之認同。牟宗三更點出生命學問要以「生命中心」而非「知識中心」為治學途徑，這的確是生死學的學科建構不二法門。生死學一如人生哲學，用以樹立生死觀或人生觀，並躬行實踐。

放大來看，生死學、人生哲學等學科，如今都已列入高中生命教育類課程，指引即將邁入成年的青少年安身立命、了生脫死。臺灣各級學校的生命教育大多具有一份使命感，相關課程在各家教團的加持下，更類似宗教教誨。像佛教福智基金會便傾全力自辦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一應俱全，用以推動佛法生命教育。我站在大智教化立場，原則上樂見教團認同支持此一教育政策，也將宗教信仰視為人生中充滿喜樂的美感體驗，並提出大智教化共襄盛舉。但我心目中的大智教化跟各家各派宗教相異之處，即在於除開放的教義外，完全排除教主、經典、儀式、皈依等條件；也因此大智教化雖同樣在社會上宣揚，卻不是團體制度宗教，而屬個人自我教化。它本於「文理並重、東西兼治；物我齊觀、天人合一」的旨趣，用以自度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