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世觀

我的三世觀

1997年初我前往嘉義，在當時的南華管理學院籌設生死學研究所，春末順利招收第一屆碩士生，入秋風光開學。猶記得生死所開張不久，就有人找我上電視，節目叫「星期天怕怕」，充滿靈異的味道，指定我談的題目竟是「觀落陰」。錄影當天，我準時至攝影棚化妝間等候，尚有八卦雜誌記者到場插花，問了一大堆生老病死、怪力亂神的問題。這種情形不免讓我納悶：難道傳播媒體以及他們服務的社會大眾，對生死學的認知與興趣就是這些？好在我這個人凡事往好處想。觀落陰我沒有經驗，但是在一個叫「蓬萊仙山」的第四臺節目看過，彷彿是有人牽引遊地府的「探親」過程。既然是探親，讓我聯想到慎終追遠、善盡孝思之類道理。雖然有點迷信，但反映的仍屬傳統德行，所以還是包含些足以引申之處，我也就樂得在螢光幕前暢所欲言、侃侃而談了。

    節目快結束前，主持人文英突然問我：「教授，你相不相信三世因果？」我當時脫口而出：「我願意相信。」主持人不得其解，我整理了一下思緒，給了她一個自以為是的理由。我是受哲學訓練出生的，中間還兼習了三年科學；科學教我「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哲學教我「在不疑處有疑」。三世說包括前世、現世、來世，此前有本暢銷書《前世今生》大大流行，我讀完只道是催眠療法，大部分讀者感興趣的卻是輪迴轉世。問我有沒有前世，自忖即使有，他也不曾來顯靈或托夢，而我也沒有被催眠的經驗。前世姓誰名誰，我活過了半輩子從未得知，教我如何相信他？但我寧願相信有前世，理由很簡單。人一生如果只有現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孤懸的生命沒有著落，不免單調。再說人生如果僅此平白走一遭，好也是活，歹也是活，到頭一切歸零，責任心又往那裏放？因此我盡量往好處想。

假如有前世，那他一定表現得不差，我這輩子才有機會投生為人，否則就得做畜生、變餓鬼、下地獄去了。前世種下善因，讓我此生得以為人，理當學得對前世「感恩」。同樣道理，此生為人，要想有所作為，改善現狀，盡到做人的責任，不是一個人得以實現，是要靠大家一起打拼的。因此當我們活得衣食無缺、快樂幸福時，理當學會對現世「惜福」。再說到來世，不管他是我的下輩子，還是我們的下一代，此生所作所為，總不要招致他們抱怨。我希望來世也能對前代感恩，所以我們應該留給他們一個乾淨的地球，沒有匱乏，無所恐懼，子子孫孫、千秋萬世後代永寶用。如今，當我們一舉手、一投足在種因造業之際，理當學到對來世「積德」。二十年過去了，行將邁入2017年，祝願朋友都能對前世感恩、對現世惜福、對來世積德，這便是我的三世觀。

自 決

自  決

　　

最近老記者傅達仁到處大聲疾呼「安樂死」合法化，此事退一步便是「醫助自殺」。「醫助自殺」聽起來不免令人感到矛盾和不可思議：醫師不是救人的專業，怎麼還會幫助別人自殺？再說自殺不是自我了斷，怎麼還需要別人協助？其實這原來是一個翻譯的辭彙；照字面的意思，的確是指「醫師協助病人自殺」。這是因為病人罹患不治之症，已到生命末期，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痛不欲生，亟思迅速作一了斷。而當病人連自盡的力氣都沒有時，只好靠醫師來助一臂之力了。這多少會讓人大吃一驚，但是上述二者在歐洲某些國家以及美國部分州已經合法。我個人的看法是：法律備而不用，也非壞事。它們可當作是「安寧緩和醫療」以外的另一種選擇；因為有些人或許覺得，早死晚死都是死，倒不如早點結束生命，以免令家人掛心。這種想法實在無可厚非。

　　

爭議來自「自然死」與「人為死」是否能夠等量齊觀。「自然死」是指人該死了就讓他死，不要拖延時日，造成無謂的痛苦。「人為死」其實也有同樣的用意，只是時候未到，卻提早令它發生；許多人對此都期期不以為然，宗教團體更斥之為殺生。問題就出在這可能並非殺人，而是自殺；自我了斷在此並不一定是壞事。例如有一冊叫做《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的書，描寫一位一百零三歲的老先生，覺得人生活夠了，便絕食自殺，週遭的人也都向他祝福告別。倘若一個五十三歲的人做同樣的事，大家恐怕就要責怪他了。難道自殺還有年齡之分嗎？我覺得討論自殺問題，首先不應該泛道德化；何況醫助自殺處理的，還是末期臨終病人的痛苦與困難，需要用更為人道關懷的態度，設身處地去尋求解決之道。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既然把民主與自由當作普世價值來追求，就必須瞭解其背後的真正動力。我認為這種動力乃是「自覺」，也就是「自我覺察」的能力。從「自我覺察」出發，去認真思考本身的處境，在其中慎重作出「自我抉擇」，以達成適當的「自我決定」方案。倘若一個人不具備或者放棄這種「自我覺察」的能力，凡事跟著感覺走，或是讓原始本能凌駕一切，則會處處受限，終於「自絕生路」。而若不知回頭是岸，任憑外力或命運擺布，則不啻「自掘墳墓」。在不是沒有選擇餘地而是經常無可適從的情況下，我們更要學會從「自覺」的「自抉」到「自決」的工夫，以避免因缺乏「自覺」而陷入「自絕」終至「自掘」的悲劇。像醫療上的生死決策，亦當作如是觀。

破 執

破  執

　　

我是一個相當執著的人，經過多年觀察比較，我確定這跟一個人的個性有關。古希臘人曾經把體型和氣質加以對照，歸納出人的四種個性：膽汁質、黏液質、多血質、神經質。我無疑應該被歸類於神經質一型，患得患失，坐立不安，從小到大都神經兮兮的，沒有安全感。唯一跟希臘人說法不同的是，神經質理當體型瘦長、愁容寡言，我卻大腹便便、嘮嘮叨叨。後來仔細一想，我是因為焦慮而好吃，為掩飾焦慮而好說，沒想到卻成為靠嘴皮吃飯的老師。當老師是一種「演藝事業」，必須揮灑自如，不能拘泥執著。經歷三十多年的磨鍊，我確實已經習慣於站上講臺，海闊天空地高談闊論；近年甚至喜歡在白紙黑字間舞文弄墨，但我很清楚自己並未因此「破執」。

　　

臺灣俗諺云「一種米養百樣人」，道出了「個別差異」無所不在。年輕時我執著地認為自己處處不如人，後來不禁迷惑，到底要跟誰比？誰才是我的榜樣？不是有句話說「人比人，氣死人」嗎？想想也就沒啥好比的了。然而如此一來，又有人說我沒上進心，要我學著跟自己比；結果我嘗試了一陣，發覺此事著實困難。回想自己一路行來，大多是在學校中發展，不是做學生就是當老師。過去聯考當道的時代，我幾乎什麼都考過：初中、高中、五專、三專、大學，每戰必役；一旦念起哲學，似乎只有碩士班、博士班步步往上爬。三十五歲學成正式當老師，不久發現還有一道「升等」的關卡有待突破，於是又埋首拼了幾年。如今這一切都變得事過境遷，竟讓我覺得有悵然若失之感。

　　

    仔細反思，失落感不正意味我仍然有所執著嗎？我自忖沒有宗教徒那種放下、捨得的慧根，乃決心逆向操作，盡可能去發揮我的「神經質」。這種個性上的特質，一度讓我陷入「精神官能症」，也就是俗稱的「神經病」。印象裏我始終有著程度輕重不一各式各樣的「強迫觀念症」，有些事非做不可，有些話不吐不快；開始時深覺苦惱，近來卻逐漸習慣與之和平共存。我終於領悟到，必須接受一個不完美的自我；凡事順其自然，包括適應我自己的執著。刻意去打破這些執著，反而容易陷入另外的執著。執著多少屬於人心意志的體現，反映出一個人的本能欲望。我們很難做到棄絕欲望，卻可以學得清心寡欲。寡欲優於無欲，歸隱勝過出家，我想這正是道家比佛家高明之處。

存在先於本質

存在先於本質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印象裏我大概也是十五歲上高一那年，開始對於學問的事物有些感受。正確時間是1968年，大陸還在進行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法國的學生運動拖垮一個政府，捷克出現短暫的「布拉格之春」，美國年輕人則在反戰風潮中選擇當嬉皮；臺灣呢？殷海光藉著邏輯實證論大談「沒有顏色的思想」，反傳統的李敖對「老年人與棒子」的問題緊咬不放，王尚義則傷感地遙望「野鴿子的黃昏」。這些對於一個每天生活在高中灰暗城堡內的苦悶心靈，的確有著莫大的吸引力。我便是在這種氛圍中，開展終身「自學方案」，一路從「年少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十五歲，竟然快走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六十五歲。我們那個時代流行存在主義，喜歡把沙特的名言「存在先於本質」掛在嘴邊，並且高喊著要選擇做自己。但是要做什麼樣的自己呢？沒有人清楚。

現在回想起來，身為住在海峽這邊的華人，慘綠少年的歲月，還可以幸運地蹉跎度日。如果生在對岸，恐怕不是當紅衛兵去搖旗吶喊，就是下放勞改去受苦受難。多年來在大陸上訪問交流，遇到跟我同年齡層的學者，幾乎無一例外都吃過苦頭；有些人談到傷心處，還不禁老淚縱橫。他們難道年輕時，沒想到要選擇做自己嗎？選擇做自己的確很辛苦，也相當不容易。它令我在高中階段花掉五年時間，才算找到自己的路，足足比別人多摸索了兩年！老實說，大學念哲學系，多少是我的「存在抉擇」。我壓根兒沒有思及前途，只是一心想為自己的苦悶找出路。然而一旦進入哲學系，才發現學院中講授的義理，跟自己的生命情調仍有一段距離，於是嘗試展開知識大旅行，不斷博覽群籍。

大學宮牆內豐富的知識寶庫和課外活動，讓我這個哲學邊緣人受益匪淺。「由你玩四年」的時光，我穿梭在課堂、圖書館與社團之間，優游自得。如今回想起來，可說是一生中最為自由自在的黃金歲月。我選擇念哲學，自認做了生命裏最重要的存在抉擇；當時以及後來，似乎都沒有考慮出路問題。退伍後到娛樂傳播界做了三年事，在風花雪月的演藝圈中，驚覺看見一片鏡花水月；於是忙回頭，想再抓住些什麼。這回哲學選擇了我。重返學校當博士生，就多少註定此後要當教書匠，而且得靠哲學混飯吃！想到一般人認為靠哲學吃飯的行業乃是算命先生，自忖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又何以示人？結果呢？三十多年過去了，追求存在的年輕學子，成為講臺上推銷存在的老教授。這段生路歷程，究竟有沒一絲本質性的意義，我不知道。

宗教體驗之種種

宗教體驗之種種

我是個沒有多少慧根的人，宗教體驗對我而言不免貧乏，而且大多屬於外緣流轉，沒有深入其中，也就談不上假諦真諦了。有一天我偶然經過兒時居住過的巷弄，看見滾滾紅塵中的教堂一隅，竟又勾起了塵封已久的記憶。就在我讀小學高年級時期，巷口教堂發放的餅乾和牛奶吸引住我的興趣，也把我帶入一種讀經、唱詩和禱告的團體活動。上初中後搬了家，我還是會不時往其他教堂跑，因為在那兒可以認識許多同年齡的朋友。念高中和大學時，我甚至主動報名加入學校的團契，繼續維持我的屬靈生活，但我從頭到尾都未曾領洗歸主。大一暑假隨同班上幾名同學興沖沖地跑去參加五天四夜的「夏令會」，感動得差點走上信主的行列，卻在最後一刻被自己的哲學理性打住。

上了大學眼界漸開，世俗樂趣淡化了神聖追求，基督教邊緣人的角色終於告一段落。但是因為念的是天主教大學哲學系，而且從大學部到博士班總共十年，多少會跟神學打交道。這回是學理上的交流，我寫過研讀《舊約聖經‧約伯書》的報告，教授給我極高的分數，還主動拿到神學刊物上去登載，讓我覺得與有榮焉。雖然我的博士論文有三分之一篇幅屬於宗教性對話的內容，但是我做為天主教邊緣人的角色，卻也隨著踏出校門的腳步而漸行漸遠。拿到學位後正式擔任教職，頭五年浮沉於成家立業的生活安頓，四十歲那年遇見一位曾任專科學校校長的大學學長，人生乃有所轉變。由於他的引介，我展開了往後參與佛教團體興辦高等教育的行列，前後接觸過兩所佛教大學，皆因理念不同調而打了退堂鼓，但這回我卻因緣俱足皈依了佛教。

    我皈依受戒跟服務學校的因緣尚淺，倒是親送高齡老父往生成為直接緣起。1996年暑假我接獲邀請赴美參加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竟然湊巧趕上為僑居美國的老父送終。父親與民國同庚，半生戎馬，五十三歲退伍轉入民間文職，六十八歲退休旅美與子孫同住，至八十五歲往生可謂壽終正寢。他老人家在抗戰期間曾一度蔚為大江南北的傳奇人物，甚至成為當年報紙連載小說的主角，原因是他在首都保衛戰時不及撤出，乃遁入空門化身為僧，避居八月後伺機逃出，虎口餘生躲過一劫。化身出家和親見南京大屠殺，使得父親後來不斷親近佛法，並立志為佛祖作傳。老父的志願在生前便已達成，我卻始終覺得人生中有份願望未曾實現，皈依受戒的目的應該就是還願罷！

知識分子生活家

知識分子生活家

我從「吾十有五」有識之日起，就有心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生活家」，無奈成長至今行將入老，在這兩方面仍做得不夠得體，只能以「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況。我不是個早熟的孩子，上高中以前一切均懞懞懂懂，以後則漸有體悟，卻走過頭成為「造反派」。不怕別人笑，我高中時代最大的夢想是「革命」，一心希望「反攻大陸」。由於進的學校是臺大法學院附近的成功高中，因緣際會看見大學生為了保衛釣魚臺和退出聯合國而走上街頭，我也熱血沸騰躍躍欲試。擔任校刊主編時盡寫些「反動」文章批評現狀，還曾經被訓育組長威脅要記過退學；但是我的內心深處卻強烈追求閒雲野鶴的出世生活，以致考大學完全不考慮前途出路，一心只想念追尋人生奧義的哲學系或心理學。

高中時期外務太多，心浮氣躁，功課奇差，壓根兒不想考大學，結果分數只夠念三專。重考勉強擠進哲學系，還托作文得高分之福。印象裏四十分的作文我拿了三十六分，多少註定以後要靠耍筆桿吃飯，事實上我也真的做過三年雜誌記者。還記得當年大學聯考作文題目奇長，曰：「曾文正公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試申其義。」我確知此「一二人」指的是在位者，乃就「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引申發揮，相信搔著癢處而得高分。如今回想起來，竟然驚覺這個題目對今日現狀而言，是多麼地如實貼切！身處於是非顛倒、價值混淆的逆境濁世，要對著莘莘學子講授生命教育課程，我唯有寄望年輕人追求做個「知識分子生活家」的理想。

可惜現實之中經常事與願違。像我長期開授人生哲理方面的通識課程，在臺上講得口沫橫飛時，只見學生個個在下面振筆疾書，埋頭苦幹；當時以為他們勤作筆記，後來才搞清楚是在演算會計習題，因為每週下午都要小考。可愛的大學生什麼時候才會抬頭起來報以欣賞的微笑呢？當然是我勉強擠出一個笑話之際。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依然站在講臺上推銷「知識分子生活家」的理想人格境界，但是已經能夠不在意學生是否認同接受。畢竟已盡了力，縱使我無法「兼善天下」，至少能夠「獨善其身」。近來我越發期望遠離人群，回歸自我。當然教書面對年輕人不是壞事，但是人群之間仍不免有利害關係。盡可能簡化、淨化自己的生活，生命才得以美化、純化。

酒肉與生死

酒肉與生死

    我之所以偶然走上生死學的道路，多少是因為交了一位忘年的「酒肉」朋友──傅偉勳教授。足足大我二十歲的傅教授，人稱「生死學之父」，因為罹患癌症而寫了一部生死學著作，不料因禍得福，成為暢銷書作家，博得不少文名。自從他的大作《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於1993年中在臺灣出版後，至1996年10月他在美國去世為止，三年間傅教授多次來臺演講訪問，而我大概在這之前四、五年即已與之結識。1988年我拿博士學位前後，一直在東吳哲學系兼課，當時的系主任趙玲玲教授與傅老（我們都這樣稱呼他）是舊識，多年來皆照例為其接風送行，把酒言歡。在我成為座上客不久，即因同傅老一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而逐漸熟悉起來。傅老是位不醉不歸型的海派人物，能夠坐上「生死學之父」的寶座，絕非浪得虛名。

    傅老的生死學如果只是止於紙上談兵，久之便無甚新鮮之處。結果是他在生命晚期碰上一位貴人，也就是同樣喜歡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龔鵬程校長。他們合作的因緣有許多傳言，但真正成果則是促成生死學研究所的設立。可惜傅老早走了一步，未及親眼看見他夢想的研究所掛牌成立。而龔校長的貴人則是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師，他讓龔校長連續創辦了南華和佛光兩所學院，且同意令其揮灑自如，不能不說是一位有容乃大的出家人。我曾有幸於南華服務三年，在我眼中的龔校長，雖然為佛教團體興辦大學，但他的作風卻更接近道教，葷素不忌。當年在南華管理學院鼎盛時代，還有一位擔任副校長的哲學學者袁保新教授、一位精研佛學的佛教研究所所長萬金川教授，以及文采奕奕的文學研究所所長李正治教授，所見盡是學問擲地有聲的「酒肉」朋友。

這些佛教大學裏的風流人物，相當接近我所說的「知識分子生活家」。縱使多年後大伙兒各奔西東，但是那些年學校裏「人文薈萃」的豐盛景象，恐怕為臺灣各大學所僅見。雖然有些佛門弟子和信徒，看見一群文人在學校裏藉酒肉論生死，難免感到突兀。但是這一切因緣，莫不是託傅老和龔校長之福，才得以和合的。緣起緣滅，世事無常，酒肉中論生死，不也正是要悟得個中道理嗎？離開南華已有十六年光景，我常回想起那幾年在這個偏僻鄉間小學校，所受到的人文精神薰習，也許是我這一生最可貴的生命教育體驗。理由無他，豁達與開放而已。學者常被要求謹言慎行，而學校可以辦到一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一邊弦歌不絕、學風不墜，倒也真是千古絕唱了。

媽祖婆與卓文君

媽祖婆與卓文君

近三十年前我去當時的臺北護專兼課，講授人生哲學；而全校只有護理科一科，三專男女兼收，但是每班男生都寥寥可數。記得他們一年級下學期就要到醫院實習，有些男同學被分到對面的臺北榮總，老榮民一見護士也是男的，便拒絕接受服務，讓同學備感挫折。我有時會開玩笑地說，男護士將來的出路，大概只有進精神科一途，竟嚇得他們想休學重考。為了安慰這些少數族群，有天我趁著風和日麗，帶領全班校外教學，穿過榮總院區，去爬後面山上的軍艦岩，一覽臺北盆地風光。我們在青山之上「與天地合其德」，想藉機討論人際相處之道。在岩頂回頭一望，發現臺北市的示範社區威靈頓山莊即在不遠處，想起裏面還有一間遠近馳名的「情人廟」，我決定率眾男女生前往一探。

香火鼎盛的情人廟我曾去過兩回，一次是大學時班上同學郊遊，覺得很新鮮；一次是讀研究所時帶女朋友同往，心裏很嚮往。事隔十五年再度登臨，發覺景物依舊，「神」事全非了。原來的情人廟稱「照明宮」，是由華僑出資興建，供奉古代偉大情人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卓小姐家世甚好，但十七歲便不幸守寡。後來遇見文學才子司馬先生，兩人一見鍾情，結為連理，卻不見容於家人，只好外出謀生，以賣酒為業，至今四川仍有文君酒傳世。好在先生有出息，日後做了大官，兩人總算修成正果；卻沒想到兩千多年以後，在臺灣竟變成了情人頂禮膜拜的神明。但是情人廟又不知得罪了何方神聖，被人告進官府，指為違反善良風俗的「淫祠」，限期拆除。廟方只好改名「照明寺」，連神明也換上媽祖婆。

媽祖雖然神通廣大，畢竟還是未曾婚嫁的大姑娘，如何能取代歷經滄桑的老情人？我不禁悵然。後來上課時，我把早年抄在日記裏的兩首詩念給同學聽，大家都心有戚戚焉。這是我分別從情人廟的臺階前和石壁上「下載」的，無疑是有意義的情意教育教材。其一為：「情人雙雙進廟來，不求兒女不求財；神前跪下起個誓，誰先變心誰先埋！」其二為：「情人雙雙進廟遊，地久天長暗中求；神像前面許個願，變心也做好朋友。」前一首代表傳統的兩性關係，講究從一而終；第二首反映當前的男女情緣，希望好聚好散。如今當我們翻閱報紙、打開電視，不時看見層出不窮的情殺和殉情事件，這次第又怎一個「情」字了得？情人廟的勸世詩帶給我們一份啟示：「愛」的相對面乃是「不愛」，並不一定要用「恨」解決問題。一旦有人變心，即使不做朋友，也可以視為陌路，又何必以仇家相待？

修行在個人

修行在個人

有一回哥哥嫂嫂興沖沖地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在僑居地參加了一種由臺灣傳過去的心靈成長團體活動，三天兩夜的修身養性，花了大把銀子，還是覺得不虛此行。他們勸我在臺灣一定要參加由這個機構所舉辦的活動，保證身心都會得到大幅成長。兄嫂平時忙於生意，得閒則外出旅遊，很少看見他們對「生命」修養之事如此熱衷。大概他們認為我這個念哲學的弟弟，更適合接觸這方面的事物，便充滿熱情地向我分享他們的體驗和喜悅。接到如此遙遠的召喚，我好奇地打開電腦，上網查詢他們所介紹的成長團體，居然發現許多曾經參加活動的人士所作的見證，幾乎一致認定獲益良多。這使我想起以前讀過一冊談論「禪七」心得的小書，靈修倘若果真如此有效，生命教育何不借力使力，順水推舟？

老實說，以我這種自了漢的作風，加上哲學懷疑性格，對於團體活動一向興趣缺缺。太過清明的自覺反省習性，使我面對被別人帶領從事的體驗活動，總會感到渾身不自在。我雖然當了三十三年的老師，卻幾乎不做柔性輔導或情意體驗。「說理」為我所專，「抒情」則絕非我所長；好在我教的是大專學生，要是去教中小學生就慘了。記得有一回我應邀到國中朝會上演講，三千學子坐在太陽底下聽我大談哲學義理，玄之又玄恐怕更是火上加油，苦不堪言。此後我對這種苦差事一概敬謝不敏。後來又有一所國小的主任打電話來邀請我去演講，我第一句話就是問她：對象是老師還是學生、是用國語還是用閩南語講。如果不問清楚，去到現場一定賓主難歡。

託生命教育的福，三十多年來我在海峽兩岸做過數百場演講，主要對象是成年學生和進修教師，反應還算差強人意。我喜歡滔滔不絕，別人以為我好為人師，其實我是害怕沉默。除非有人發問，否則我一定講個不停。口才變好了，人際關係卻始終疏離，我想這對自己的邊緣人性格也非壞事。反正我通過言詮說理去提點聽眾，修行與否就看個人。近年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對自己所進行的生命教育，包括經歷過一圈知識大旅行以後，我重新回到哲學園地，然後朝向本土文化去作另一回生命大探索。中華文化對我而言，意味著一種生命的學問。我靠古聖先賢的書本文字引進門，能夠修行幾分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正在路上尋幽訪勝。

人生的哲學

人生的哲學

「人生的哲學」之說在此有兩種意義：「人生」的哲學與「人生的」哲學；前者是針對人生問題所作的哲學思考，後者則是具有人情味的哲學表述。對我而言，四十餘年哲學生涯不外解答前者的問題，三十多年教學生涯則不外追求後者的理想。這讓我回想起三十年以前，初次講授「人生哲學」一科的奇特體驗。1986年空中大學正式開辦，頭一學期即開授「人生哲學」課程，我當時正在讀博士班，沒有正式職業，只能靠到處兼課打零工養家活口。空大授課除廣播電視教學外，尚需要為數眾多的面授教師，到各地學習指導中心去擔任一個月一次的面授工作，同時負責監考及閱卷。考試由主講教師出題，面授教師只管批改考卷和作業。那年為了多賺些鐘點費，我自願從臺北跑到臺南去面授。

由於時間訂在週日上午，一共兩班四堂課，我每月有一個週末要搭客運車至臺南市，借住同學家。第二天起個大早，趁人家仍在熟睡之際，悄悄出門搭乘公車往成大，跟一群同我差不多年紀的三十出頭老學生，一道切磋「人生哲學」。除了打工謀生外，我的確是因為對這一科情有獨鍾，才會毅然南下授課的。只是我的熱情在一次考試中幾乎消磨殆盡。那時空大除了期中、期末考之外，還有月考式的段考。學校剛剛開辦，考官大概怕學生一時不適應大學的開放式教學，改以是非、選擇、填空、簡答命題，一律都有標準答案。如此一來，雖然沒有模稜兩可的情形，卻讓學生完全無從發揮。

考卷發下後，我發現有一題是非題，只列出八個大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心想「人生哲學」果然活學活用，連生活常識都可入題。不料閱卷時見到標準答案為「錯」，但是幾乎所有考生皆答「對」。到底是對是錯，一時連我自己都搞糊塗了。後來仔細一想，出題者的意思應該是希望大家不要自私自利，但是考生卻心想此乃再簡單不過的平常道理嘛！結果則是我違背做老師的職責，這題一律給分。那天我心裏掙扎地搭車返回臺北，挫折感可想而知。真正問題出在，人生哲學裏的疑難雜症，大多無法用是非二分的方式來解答，更不用提解決了。有了這番體驗，以後輪到我出考題時，都會讓學生海闊天空盡量發揮。然而也許是臺灣的學生自小被教導要追求標準答案，因此答起題來也不見得能夠揮灑自如。連我都尚且如此，何況學生？

人生與哲學

人生與哲學

我想我天生就是一個自了漢，走上以哲學為業的人生道路，多少跟哲學工作可以「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有關。臺灣流行中國和西洋兩種哲學，有人說中國只有哲學沒有哲學家，西方則是沒有哲學只有哲學家。這意思是說，中國哲學講究師承，於是只見儒釋道三家鼎立；西方哲學強調批判，於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才配稱哲學家。在這種情形下，我走上西方哲學的途徑，乃屬自然而然；尤有甚者，我一路走向當時最冷門的科學哲學研究，寫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和教授論文，都可視為紙上談兵、閉門造車的成果。我終於確定自己喜歡坐而言勝於起而行，這不能不說是我的生命情調之反映。然而我對於繁瑣艱深的哲學思辨卻一律敬而遠之，這又使我註定無法成為哲學家，只能勉強做個靠哲學吃飯的哲學從業員。

有人譏諷哲學家最大的本領，是把明明很簡單的道理說得莫測高深，讓別人聽不懂，同時還堅持自以為是。社會上許多人一聽到「哲學」二字便搖頭，我想哲學家至少該負一半責任。我雖然念的是哲學，卻一點也沒有那種「莫測高深」的本領，反而十分嚮往「清風明月」的平常境界，因此從探究一位自稱為「常識實在論者」的哲學家思想著手，一路走向與既有哲學不同道的「應用哲學」途徑。這在圈內人看來不免膚淺，我卻慶幸自己從未真正走進「圈內」，而始終以做為一個哲學邊緣人優游自得。我當上大學教師已歷三十二年，起初大多在講授通識課程；學生把它當作營養學分，我也樂得甘之如飴，彼此各取所需。直到生命教育登場，我才感受到教哲學其實是一種「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

大專課程有通識課程與專門課程之分，就連哲學系都有一定的專門課程。我教的大多是開放選修的通識課程，像「人生哲學」、「生死學」等科，有時候選課人數多到爆，讓我好奇這些年輕人所為何來？當然有些是來混學分的，但還是有不少人真正關心自己生命的未來。年輕人最寶貴的資產正是年輕的生命，他們有著無限寬廣的未來。生命教育對他們而言，雖然不見得收到立竿見影之效，卻可能產生潛移默化之功。在一般性的哲學通識課程之內，增添一份生命教育的理想，或許可以有所作為。年屆半百後，我的哲學關注焦點，從非常現代的西方知識，轉向相當古老的中國智慧，而且嘗試辯證地走出一條後現代「華人應用哲學」的道路。希望它能豐富生命教育內涵，也能增益我的哲學人生。

自學方案

自學方案

我走上生命教育這條道路雖然十分偶然，但是回想起來又不免覺得有些「命中註定」。我對「命理」的興趣不大，認識也很膚淺，有時卻也會隨俗地「迷信」一番。不過我的邏輯訓練告訴我，如果任何事情都是命中註定的話，那麼「算命」跟「不算」其實就沒有任何差別了。因為「註定」便意味不能更改；往壞處想，即是「劫數難逃」的意思，如此說來還是不算也罷！不過一般人「算命」的目的還是想「改運」，這表示先天不足之處，或許可以靠後天努力加以改善。因此我對「命理」的解讀，是認為它較接近「民俗心理諮商」；用時髦的話來講，多少有些「生命潛能開發」的作用。人們經過命理師稍微指點一番，也許就會朝自己認同的人生方向走，說不定從此變得海闊天空。

我很少去算命，但是個反省性很強的人，別人可能會隨俗方便行事，我卻會不斷追問「為什麼」；像為什麼要念熱門科系，為什麼要結婚生孩子等等。結果我為了「追尋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而選擇進入最冷門的哲學系，也因為剛好遇見一個跟我一樣不願生小孩的女人而選擇結婚。回頭想想，我大概十五歲以後，就開始陷溺在人生問題的反思中；三十五歲拿到博士學位，竟然靠著這種反思謀生糊口，成為哲學教授，講起生命教育來了。當我在講臺上夸夸而談的時候，有些人拼命忙賺錢，有些人馳騁在運動場，有些人沉迷於電玩，有些人則遭到戰火蹂躪或忍受飢荒。先不說動植物的「生命」，光是地球上七十多億生靈分分秒秒的際遇，是否跟你我都屬於「同體大悲」呢？我不禁默然。

    我很喜歡米蘭‧昆德拉所講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人生僅此一遭，世事亦復如是，於是變得輕飄飄地無足輕重。別人的命也許我們一時管不著，自己的命雖非值錢不值錢的問題，但是有腦袋會想事情的人，總會對自己的生命到底重不重要有所感觸。當年我在哲學系課堂上，找不著自己想要的答案，便隨興走出一條自學方案的途徑，開始邁上自己感興趣的知識大旅行，竟然從哲學、心理學、生物學、醫學、護理學、生死學，一路走進教育學門牆之內，中間還在管理學方面拐了個彎。如今這些學問知識都成了我的生命教育實踐方便法門。信手拈來揮灑一番。猛一反省，才發覺這一系自學方案，正是我個人反身而誠的生命教育。內心的探詢成為知識的求索。生命教育對我而言，正是年少輕狂至今未絕的人生探問心路歷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