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過中年撰寫自傳是想通過自我檢視，以印證各階段「生命情調的抉擇」是否真屬存在抉擇，或僅隨波逐流。前文曾提及存在主義思想對我影響深遠，但事後總覺得它是如此濃得化不開，因此從未就學理面一探究竟。怎麼也沒想到在人生哲理方面帶給我最大啓發的，還是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所展示的「抒情哲學」。抒情乃相對於說理，是情意而非認知性的哲理表述，令我感同身受，而這一些偶然機緣都跟牯嶺街有關。在《觀人生》的末尾我附錄了十一帖文字，它們乃是先前的試筆；最後一帖題為〈牯嶺街少年〉，有如下的觀解：「我的人生觀之樹立，與牯嶺街有深厚的淵源。……我自高中到大學時代，時常到那兒去尋幽訪勝；不經意購得的舊書，填飽了我渴望求知的心智。說是認知的心智，但更深沉的則是抒情的性靈。」日後的性靈書寫實由此而起，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
我們這一代生長於臺北市的四年級生，大多都可能去牯嶺街淘過寶；那兒除了賣舊書外，還有俗稱「小本」的色情書。2005年初我去江西南昌開會，會後上廬山賞雪，住在名為牯嶺的小鎮，始知廬山和牯嶺均屬九江市轄區，而九江正是我身分證上登載的歷久彌新「籍貫」之所在。對此我深有所感：「身為九江人，憶起年輕時流連於牯嶺街挖掘精神食糧的情景，雖然一切僅係歷史性的偶然，但總讓我覺得冥冥中似乎有些牽連的線索。我這一生以文人身分應世，以講授人文學問為業，可說就是從牯嶺街的書堆中伸出頭、回過身的結果。……這些伴手讀物，伴隨著我的心智成長……。科學讓我追求真、哲學帶我思索善、文藝引我貼近美，多年來我正是依此順序，次第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的。」我的思想體系正是「天然哲大智教」，用以自度度人，而出版自傳則多少可以自娛娛人。
從百帖自述中應可讀出我如何從事自我教化，《觀人生》遂跟之前出版的《觀生死》與《觀生活》一同列為「自我生命教育」系列書籍。接續此等努力已更上層樓，2016年《學死生》的副題乃係《自我大智教化》，之後《六經註》則標榜《我的大智教化》；後者屬於學思憶往的記錄，更顯個人特色。為何我如此熱衷於自我呈現？是否太過自戀而難以自拔？其實這一切反身著作都算教學實踐的延伸，以文會友，善結有緣人。一度重返杏壇擔任客座，教的仍是生死學或生命教育單學期課程，每期約有二百五十至三百名生徒受教；言教之外若要身教，講述個人生活故事不失可行途徑。就像維根斯坦所指，學生應該把老師當作一座橋或一道梯子，要懂得過河拆橋以及登高望遠的道理。課堂教誨只是方便法門而非不二法門，我把性靈小品貼上網誌，提供同學們自我教化的素材，何樂而不為？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