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教化——生命教育新詮》收錄的十八篇論文包括兩部分,歸為「生命教育」的前九篇寫在離退之前,納入「大智教化」九篇則為其後作品。全書首篇〈教育倫理學本土化重構〉撰成於2010年暑假,於我同樣具有生涯發展里程碑的意義。當時剛從大陸歸來準備開新課,查閱所上課程架構,發現除了教育哲學、生命教育、情意與道德教育三門之外,能教的只有教育倫理學,乃決定撰寫講義以披掛上陣。教育倫理學是一階應用哲學和二階教育哲學之下的三階學科,過去只見臺師大博士班開授過,算是深化課程。但是它在我心目中屬於專業倫理探究,跟以前涉足的醫學倫理、護理倫理、殯葬倫理等,同樣可構成應用倫理的專業考察,從而探討教育實踐倫理與教師修養倫理兩方面的課題。我既然在推廣教師生命教育,遂思及建構本土教育倫理的可能,讓在地教師貞定中華文化根柢。
我嘗試對教育倫理學進行本土化重構,有著一定學理背景:「『現代教育學之父』……赫爾巴特在其《普通教育學》一書內,從倫理學作為實踐哲學的立場出發,楬櫫了教育的最高目的為道德實踐,而這也是人類存在的最高目的。……兩百多年過去了,時下智育當道、科技掛帥,方向不免偏頗,實有必要重振以德育為中心的教育目的。而當此種德育目的放在中華文化的背景中考量,本土化非但不可或缺,更有其必要性。西方德育源自基督宗教信仰,此與中土倫理歸於儒道人生信念,畢竟屬於兩種不同的道德實踐路數。」受到赫爾巴特影響,著名哲學家與教育家杜威在出道早期,正是以提倡教育倫理學起步,撰有相關著述,再逐漸擴充為教育哲學。由於他曾來華講學兩年,深為後來國民政府所重,從此民國教育政策遂將教育哲學列為師範生必修,至今仍是教師檢定考科之一。
無論是早年的師範生或如今的師培生,所受的專業教育都屬於「教師教育」。教師教育可分為入行培育與在職訓練兩階段,對岸稱作培養及培訓,言簡意賅。教師教育來自西方,大陸照字面直譯較到位,我們說師資培育只涵蓋一半。對此我先後撰成〈教育哲學與教師教育〉及〈生命教育與教師教育〉兩篇論文,分別於北京和杭州的研討會上發表。在前者中我分判「教師教育的哲學」與「哲學的教師教育」,後者則提出「教師的生命教育」及「生命的教師教育」等複合概念,目的就是通過多元概念分析,讓人們知道有著不同選擇的可能。最佳例證可見之我對於「命運」一辭的分析。一般人相信命運,若時運不濟往往認命卻無法知命。倘若將「命」與「運」拆成兩件事,前者指先天條件,後者表後天努力,則命好不怕運來磨,命不好靠運來補。勿將命與運混為一談,存在抉擇機會自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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