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

 

 

    如果說蘇東坡是所有中國人的老朋友，應該不為過；除了茹素者和穆斯林外，大概人人都嘗過「東坡肉」；而電影「赤壁」至今仍不時會在電視中播出。他是天生的詩人，文字信手拈來組成詩詞，讓後生朗朗上口，更足以感同身受。而其父親與弟弟也不遑多讓，一家三口列名「唐宋八大家」，實屬空前絕後。但即使是如此立言以不朽的偉大詩人，其一生遭遇卻只能以「坎坷」來形容。身處北宋黨爭時代，新舊黨彼此相煎，只要風向一轉，無論何黨都有人要遭殃。蘇軾像樂天一樣多次遭貶，而其流放期間的際遇，又頗似陶潛般困頓，於是令他對二人產生高度認同。尤其是對陶淵明，在其留存的兩千七百多首詩文中，竟有一百多首「和陶詩」，足見他對前賢的敬重。至於他對白居易的「互文」，主要包括流放期間的「人生如寄」，以及老夫少妻的「紅顏知己」。

 

    東坡的愛妾朝雲的確稱得上是他的紅顏知己，因為小女子一針見血地指出大男人的性格特質：「一肚皮不合時宜」。率真性情加上才氣縱橫，使得他在官場上不斷跌跤；但也因為如此，一旦身處逆境，不朽佳作便會源源流出。事實上，就連「東坡」這個自號，也是在謫貶黃州時苦中作樂之所得。他稱自己「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以及「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都是尚友古人的真心寫照。至於「和陶」則更為積極，包括〈和陶桃花源〉及〈和陶歸去來兮辭〉；在後者中他從「知命」走向「安命」，寫下「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之句，既追隨陶潛更上效莊周，可見道家思想在其心目中的地位。這種思想上的影響，在他臨終之際表露無遺，由是拒絕佛教上西天迎來生的妄念，這正是「由死觀生」的大智大慧。

 

七年前我曾在〈大智教化的理念與實踐〉一文中寫道：「歷史上三蘇的『蜀學』與二程的『洛學』處於同一時期，卻對於心性問題的關注大有出入；前者以人情為本，反對理學家的性善情惡觀。平心而論，哲學家不妨多從文學上去品味蘇東坡說了些什麼。」尤有甚者，「他最具戲劇性的揮灑，則見於臨終前的一刻。當法師為他接引西方，他表示『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友人接稱『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最後遺言竟是『著力即差』，真正空谷足音！」林語堂著有《蘇東坡傳》，對這段臨終對話的詮釋是：「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脫之道在於自然，在不知善而善。」道家將自然之道體現於人的本心本性，形成合乎人情的處世態度；東坡面對死亡時的真情流露，不但可上溯至樂天、陶潛及莊周，連七賢也足以充分呼應，其後的唐寅、三袁更係如此。

 

高齡化

 

 

    如果說「少子化」是「無後主義」的有意體現，那麼「高齡化」理當更有意體現出「壽終正寢」，而非「苟延殘喘」。作為人生存在抉擇的一環，「少子化」若能從「養不起」發展到「不想養」及「不必養」，才算真正達到生活精緻化的目的。至於「高齡化」的理想境界，需要從「量變」到「質變」，將「活得長」轉化為「活得要好，死得更佳」。現今活得長的人比比皆是，我岳父九十歲中風，在養護中心臥床四年半去世；同學母親則躺了近五年，他幾乎每天去護理之家探望，並寫下詳盡的記錄。四年前名作家瓊瑤出版《雪花飄落之前》，這回不是言情小說，而屬沉痛告白；係對自己同意讓中風失智的先生接受插管維生悔不當初，字字血淚，震撼人心。其實這種情況每天都在各地上演，也難怪「安樂死」的呼聲會此起彼落，不少人期待立法以利尊嚴辭世。

 

    臺灣的立法有時表現得十分先進，像同志成家合法化開亞洲風氣之先，相信安樂死立法也將不負所期；何況韓國已將此事排上立法議程，我們絕對不能落人之後。「高齡化」在某種意義下，其實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醫療照護和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個人自我管理能力的提昇，最終造成不少人活出應有的水準，讓國人「平均餘命」不斷攀升。像我六十出頭退休，計算年金發給的方式是以「餘命」為準，將部分退休金分攤至二十三年，計二百七十六個月撥付，於是我每月領得一萬七千餘元，僅比臺北市低收入戶的標準一萬四千元稍高；但妙的是，光領這些錢我還有結餘，因為越老越難花錢，也變得不會花錢，跟年輕時想花卻沒錢花，呈現兩個極端，我想這就是人生實相罷！好在「大智教化」提醒我：盡力而為、適可而止；及時行樂、知足常樂，遂為之釋然。

 

    國內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已超過百分之十四，正式進入「高齡社會」；相對地，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將在不久扯平，踏上「人口負成長時代」。面對此情此景，政府不斷想開源節流，但各項社會保障都被悲觀地預測，將在二零三零年代破產。那時正好是我的「餘命」告終之期，節衣縮食挺一下，就將一了百了，但下一代怎麼辦呢？這時我就不禁想起「三民主義」所許諾的「無所匱乏」理想，尤其孫中山先生將民生主義想像成社會主義，而目前對岸正在施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過話說回來，臺灣的全民健保的確稱得上是良法美意；猶記1995年連戰當行政院長，力排眾議立即推行，至今已有二十六載，可說造福了不少人。在六分之一人口的老人，要消耗三分之一以上醫療資源的現實中，如何活出應有品質，無疑將是我們的首要考慮。

 

白居易

 

 

    2017年暑假我去北京自學之旅，購得一書《白居易與〈莊子〉》，細讀之下恍然大悟，原來我仰慕了十年的白樂天，竟然「自顧庸且鄙」，對於新官上任，「置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自願離京外派，「因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尚擬拂衣行，況今兼祿仕」，果真「中隱」之道的實踐者。該書作者鮑鵬山從頭到尾都對白居易企圖攀附莊子的道德高度，卻落得東施效顰而頗不以為然，稱之為「從愧疚自省到沾沾自喜」的「士大夫精神失落」，更引用清儒王夫之對白居易及蘇東坡等人的批評，「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一時令我陷入沉思，心想「儒道融通」的分寸拿捏何其難；古代文人在憂患意識與閒雲野鶴之間何去何從，無論有為有守都可能遭人物議。倘若大智教化有意推廣中隱之道，這將是無可規避的問責。

 

    白居易於五十七歲那年在洛陽做閒官，對自身處境歸結出一套「中隱」之道：「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這首詩替後世歷代任職為官者，樹立起一座足以模仿效法的標竿，至今猶有足資參考的價值。中隱之道容後再予闡述，現在先行檢視樂天七十有四的一生，兩千九百餘首詩作，於「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二項，究竟有何值得大智教化反思深化之處。我想關鍵在於古典儒道二家的思想，如何在後世與時俱進地相互融通；同時還要有意地發展出不墨守成規的批判規準，用以更週全地針對文人言行加以包容與瞭解。白居易畢竟是傳統士大夫，他的視野與心境肯定不同於莊、陶二人。

 

    樂天是唐代詩人中最勤於動筆的大家，一生創作近三千詩文；他於五十二歲自編詩文集，得詩近一千四百首，分為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大類。雖然最終已不採用此等分類，但後人至少仍以前兩類作為考察其詩作的標準。簡單地說，諷諭詩秉持儒家經世濟民的胸懷而寫，閒適詩則逐漸走向恬淡自處的道家境界；今人粗估後者約佔七成，或許可以反映出其人生際遇與由儒入道的相關性。觀其一生，以其自負的「富貴閒人」視之似乎不差。他在古代文人中算是高壽，僅得老人病而無惡疾，雖不時掛心老病死，卻又快活自適。去世前八年模仿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寫下〈醉吟先生傳〉，表示「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接著說「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無不自知其興如何」，似乎仍對酣酒吟詩一往情深。

 

少子化

 

 

    「少子化」在臺灣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人為有意造成的社會現象。先看一組粗略數字：民國元年人口三百四十三萬餘，出生十四萬多；半世紀後的五十二年人口一千一百五十萬餘，出生達於巔峰四十二萬四千多；又過近半世紀的九十九年，時值虎年，人口近兩千三百二十萬，出生十六萬六千餘，跟民初幾乎一致，但人口已多了近兩千萬。最大落差出現在上一個虎年，即民國八十七年，出生一次跌掉五萬五千人；若說是虎年惹的禍，但之前並不明顯。八十七年出生的嬰兒，到一百零五年上大學，立刻造成招生不足的窘境；情況還會持續下去，結果是後段班大學紛紛關門。近年「少子化」多與「高齡化」相提並論，但二者實不可同日而語，畢竟「生不生」與「死不死」在本質上乃大異其趣；老齡代表活出應有水準，少子卻是有意無後，尤其當避孕技術應運而生更水到渠成。

 

    三十六年前我們夫妻去戶政單位辦理結婚登記，辦事人員要我們先去旁邊的「家庭計畫」櫃臺選取避孕工具；我們選擇了口服藥物，並留下聯絡地址電話。從此不時獲得節育宣傳品，且每年必定接到電話，問我們是否已經「做人」成功；三年後我告知膝下猶虛，對方竟再三稱謝，從此沒有下文，料想已達成既定業績目標。我始終沒機會告訴對方，我們夫妻乃是當時難得一見的「無後主義者」；正是「無後」的相同理念，方才促成我們在認識十九個月以後共結連理，並堅持理想三十餘載而不墜。無後雖然是我們心之所嚮，但一開始也的確反映出生活中諸多困頓，譬如進修、謀職、購屋等等。三十二歲才成家，太太小我五歲；當時在念博士的我，靠她當小公務員來養；三十五歲任教不久購屋，竟碰上百分之十二的房貸利率，七年後忍痛脫手而賃居，利弊得失一場空。

 

    結婚十餘年後經濟情況稍有改善，我又升上教授，「無後主義」便由消極的「捉襟見肘」，轉進為積極的「無後顧之憂」。從此我和太太分別選擇當思想者和藝術家；我開始努力著書立說，她則辭去公職改當設計師至今。看來「無後主義」還是有其具體貢獻，它讓我們成就自己，同時擺脫「養兒防老」的妄念迷思。說起來「無後主義」的始作俑者，還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他有一首小詩〈我的兒子〉：「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後主義』的招牌，於今掛不起來了！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句句實話，堪稱至理名言。

陶淵明

 

 

    我把「大智教化」定位為「成人生命教育」，通過個人的體證工夫，將之建構為一套自度度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的生命學問。其中隨緣「教化」乃相對於制式「教育」而言，強調反身而誠、自我貞定的工夫，不假外求。至於「大智」 則代表生命學問裏的大智大慧，其核心理念為「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屬於人生哲學信念，而非宗教或民俗信仰。此一信念將某些中西思想家的睿智融匯貫通，以「六經註我」之姿，打造出「大智教化」的具體內涵。我所尚友古人的思想家，在西方有叔本華、齊克果、尼采、佛洛伊德、海德格、波普、沙特及莫諾，在中國則為莊子、七賢、陶潛、樂天、蘇軾、唐寅、三袁和語堂；另有羅蒂及傅老可歸晚近人物。他們之中除齊克果與林語堂為基督徒外，其餘都擁抱現世主義，「向死而生、由死觀生、輕死重生」，活出真正的自己。

 

    在這一群「精神導師」中，最感到親切近人的，就是我的小老鄉九江人陶淵明；他的一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為大智教化「了生脫死」哲理，寫下了最妥貼的註腳；至於「安身立命」之所繫，則以「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之句，作出了最傳神的教誨。放在今日現實處境來考量，他的生死豁達足以效法；「應盡便須盡」正是自然死及安樂死的基本訴求，苟延殘喘實無必要。生死問題向陶潛請益沒有懸念，生活問題則必須考慮時空脈絡因素，「看情況」而定。他所處的晉宋之交政治極不安定，三出三處容或身不由己，小隱雖得田園之樂，卻可能落得食不果腹，何況還有五個孩子要養。後人在羨慕他反璞歸真之餘，有必要考慮其他可行之計。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我們讀到不朽詩人寫下「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的自況，雖然感慨良多，肯定不會羨慕，更不用提效法；畢竟此一時、彼一時也。陶潛所處時期為古代，不入朝為官就得自食其力；此乃受社會結構所制約，實無可奈何。現今則屬後現代，在「晚近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支配下的後現代處境，允許人們「質疑主流，正視另類；肯定多元，尊重差異」，加上各類職場生涯令人衣食無缺，至少過上小資生活不成問題。兩相對照之下，大可不必委曲求全。不過話說回來，是非成敗轉頭空，陶淵明在〈自祭文〉中所體悟的「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可是為後世「環保自然葬」的嚆矢，也為「輕死重生」的大智大慧平添一段佳話。

 

大智教化

 

 

    「仕與隱」或「兼濟與獨善」的抉擇，始終為古人所面臨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課題。問題是在帝制政體下的農業社會，只有官場沒有職場，一旦不做官就得回家躬耕自給，陶淵明便是一例。比較有點規模的商業活動，要到宋代以後才開始，但為官者通常身不由己，只見謫貶難以退隱，蘇東坡又是另一例。而折衷方案卻來自前代詩人白居易，他的「中隱」之道，巧妙地為後人提供了一條可行途徑：官照樣做，生活情趣也盡量發揮。這種機會當然可遇不可求。唐代尚有閒官可做，至明代高壓統治，當官就像袁宏道苦不堪言，但畢竟辭官七次仍得全身而退；至於唐伯虎也還能夠煮字療飢、鬻文維生，因為那已是商業發達的時代，「中產階級」於焉形成。「中產中年中隱」是我為今人所提供的一道處世良方，其前提不是打混式的「積極不作為」，而屬獨善式的「不積極作為」。

 

    「中隱」之道的實踐，當然需要一定的配套條件；像中產生活的無所匱乏便很重要，且年近中老方足以如此要求。這雖然是從我的生活經驗中提煉而成，卻能夠放大成一套職場生涯的理想參照；其背景則是「人之存在」的實相，亦即齊克果所發現的「存在」奧義：「『個體』在『時間』之流中，不斷『變化』而趨於『死亡』。」此乃你我他每個人一生經歷之總和，從佛學觀點看，「生老病死」就是「生住異滅」、「成住壞空」；既然是非成敗轉頭空，「由死觀生」之下理當自我覺醒，越老越應該多把時間留給自己。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先行從事人生「典範轉移」，於廣大華人便是將生活態度從儒家轉向道家、將群體「善」調整至個體「美」。其最深層的思想根源，實來自道家楊朱的「為我」哲學；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指出，楊朱認為生命最要緊，一切皆為「養生」與「養身」。

 

    對自己「愛生惜福」其實無可厚非，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過「為我」思想要能落實相當不容易，一不慎便可能走偏鋒。它的核心價值乃是「隱逸」，屬於中國傳統文人特有的「避世」人生態度，連積極「入世」的孔子，都曾興起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感謂。避世是道家思想的主調，在現實中越來越難以單獨實踐，必須跟儒家搭配思考，融匯貫通而後行。「儒道融通」的前提是「儒陽道陰、儒顯道隱、儒表道裏」，儒家作為表象，道家才是核心。這或許跟時下流行的主流思想大異其趣，但正是因為「知其不可而為」，才有追求的需要。道家思想伴隨儒家生命情調長達兩千六百多年，《史記》記載孔子曾問學於老子；中華文化的兩大根源，自始至終相輔相成，為「大智教化」提供了堅實的理念基礎。通過「了生脫死」的考量，道家終於有可能蔚為核心價值。

 

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係指魏晉交替時代聚集在河南地西北方一處竹林內談玄說理、飲酒作樂的七位名士，他們是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及王戎。七賢才氣縱橫、特立獨行，加上率直由真，跟當時政治上的高壓氛圍形成強烈對照，遂予後代文人極多好感與認同，從而被視為魏晉時期頗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當然七人年齡、出身、修養、志趣不盡相同，卻能聚集在一起論道談心，雖被史家評價為「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卻能夠名垂千古，成為不朽人物，只因為有一項共通點，也就是嵇康所說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充分表現出任情與率性。七賢的故事後來因為《世說新語》栩栩如生的精彩描繪更加形象化，終於成為此後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如今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轉變，高雄市長久以來就有一條「七賢路」，而與其他九條馬路並駕齊驅，絕非偶然。

 

    七賢既然傾向「越名教而任自然」，當然是遠儒家而親道家的；而竹林所反映出來的「寒風不變終身節」象徵意義，更強化了這群才子名士擇善固執的風骨。他們之中有人不事強權終遇害，有人戰戰兢兢過餘生，有人官運亨通得幸福，有人混吃等死卻享天年；照說不盡符合儒家的風骨，倘若以道家視之便無所窒礙了。因為他們即使入朝為官，亦以道家風骨自持，終能絕處逢生。這種有所堅持又能夠務實的處世態度，在後人白居易那裏得到了發揚光大，那便是「中隱」之道。中隱亦官亦隱，明哲保身；嵇康卻不願同流合污而「小隱隱山林」，但名士風流太高調反而招忌，不免惹禍上身。七賢之中講才情當以嵇康為上，而論學養又以阮籍為高；此外好飲善酒也是群體特色，其中劉伶更以一篇〈酒德頌〉流傳百世，至今大陸上仍有「劉伶酒」以招徠酒客。

 

    究竟「竹林七賢」能帶給「大智教化」何種啟示？我想「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具吸引力。大智教化雖主張「儒道融通」，但明確界定「儒陽道陰、儒顯道隱、儒表道裏」，道家思想才是核心價值，儒家則居於外核，此即「人文自然主義」之真諦。阮籍有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這是一種「自然一體」、「萬物一體」的思想，無疑源自莊子。進一步看，自然在此就代表生命的本性與真情，非但不應壓抑，更要因勢利導。嵇康指出：「六經以抑引為主，人心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此處「六經」代表儒家之名教，千百年來壓抑文人要「我註六經」，如今是到臨該以「六經註我」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