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教化

 

 

    「仕與隱」或「兼濟與獨善」的抉擇，始終為古人所面臨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課題。問題是在帝制政體下的農業社會，只有官場沒有職場，一旦不做官就得回家躬耕自給，陶淵明便是一例。比較有點規模的商業活動，要到宋代以後才開始，但為官者通常身不由己，只見謫貶難以退隱，蘇東坡又是另一例。而折衷方案卻來自前代詩人白居易，他的「中隱」之道，巧妙地為後人提供了一條可行途徑：官照樣做，生活情趣也盡量發揮。這種機會當然可遇不可求。唐代尚有閒官可做，至明代高壓統治，當官就像袁宏道苦不堪言，但畢竟辭官七次仍得全身而退；至於唐伯虎也還能夠煮字療飢、鬻文維生，因為那已是商業發達的時代，「中產階級」於焉形成。「中產中年中隱」是我為今人所提供的一道處世良方，其前提不是打混式的「積極不作為」，而屬獨善式的「不積極作為」。

 

    「中隱」之道的實踐，當然需要一定的配套條件；像中產生活的無所匱乏便很重要，且年近中老方足以如此要求。這雖然是從我的生活經驗中提煉而成，卻能夠放大成一套職場生涯的理想參照；其背景則是「人之存在」的實相，亦即齊克果所發現的「存在」奧義：「『個體』在『時間』之流中，不斷『變化』而趨於『死亡』。」此乃你我他每個人一生經歷之總和，從佛學觀點看，「生老病死」就是「生住異滅」、「成住壞空」；既然是非成敗轉頭空，「由死觀生」之下理當自我覺醒，越老越應該多把時間留給自己。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先行從事人生「典範轉移」，於廣大華人便是將生活態度從儒家轉向道家、將群體「善」調整至個體「美」。其最深層的思想根源，實來自道家楊朱的「為我」哲學；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指出，楊朱認為生命最要緊，一切皆為「養生」與「養身」。

 

    對自己「愛生惜福」其實無可厚非，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過「為我」思想要能落實相當不容易，一不慎便可能走偏鋒。它的核心價值乃是「隱逸」，屬於中國傳統文人特有的「避世」人生態度，連積極「入世」的孔子，都曾興起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感謂。避世是道家思想的主調，在現實中越來越難以單獨實踐，必須跟儒家搭配思考，融匯貫通而後行。「儒道融通」的前提是「儒陽道陰、儒顯道隱、儒表道裏」，儒家作為表象，道家才是核心。這或許跟時下流行的主流思想大異其趣，但正是因為「知其不可而為」，才有追求的需要。道家思想伴隨儒家生命情調長達兩千六百多年，《史記》記載孔子曾問學於老子；中華文化的兩大根源，自始至終相輔相成，為「大智教化」提供了堅實的理念基礎。通過「了生脫死」的考量，道家終於有可能蔚為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