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教育倫理學

 


 

    2009年暑假,我卸下了銘傳社科院院長的職務,憑著學術著作加行政工作的積分,意外申請到一整年休假研究的機會,前往大陸進行訪問及自學。這種模仿美國大學的制度,主要是讓教師有機會暫時擱下教學或行政負擔,全心全力作研究;它原係專為正教授而設,其實副教授以下更需要休假研究以利升等。此於公立學校行之有年,私校一般難以全面落實;銘傳當時正面臨高教評鑑大關,各種應有制度一次到位,我專職院長及獲准休假,似乎皆拜評鑑之賜。而休假考其源頭,更可上溯至猶太教教誨,為妥善運用農地,乃有耕作七年休耕一年之舉。次年我銷假返校,無官一身輕,但必須恢復陽春教授上課時數;為展現研究成果並突破創新,遂決定另外開授新課,在所上課程架構中,挑了一門從未開過的「教育倫理學研究」,而於第二學期列入課表,予我新的揮灑空間。

 

    為此我上網去查閱,發現大多數教育所皆未設此課,唯有臺師大規劃為博士班課程,屬於「教育哲學研究」的進階與深化,伴隨的尚有教育形上學及教育知識論。形上學、知識論和倫理學乃是哲學的核心分支學科,師大有很堅強的師資陣容,以及很深厚的研究旨趣,才會開設如此理論性課程;銘傳教育所走應用路線,又只有我一個教育圈外的哲學教師,講倫理學絕不能閉門造車,更必須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為吸引研究生選修此課,我靈機一動,將之設計為「生命教育研究」的配套科目,彼此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但二者皆可單獨選修。我所構想的原則是,生命課講學生生命教育,指引在職及未來的教師,去中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倫理課學教師生命教育,讓老師或準老師反身而誠,從事自我生命教育。事實上教育倫理學的先驅乃是杜威,他的倫理著作較哲學專書更早問世。

 

    考其歷史,現代教育學誕生於十九世紀之初,赫爾巴特主張以倫理學為教育活動提供宗旨,其中就包括規範教師於教學時有為有守的「師德學」;無獨有偶,同樣出現於十九世紀初期的「醫學倫理學」,同樣偏重「醫德學」。既然有此傳統,而今日臺灣生命教育的功能正朝向取代德育而設,官方生命教育的內容更以倫理教育為主;我將倫理課建構成生命課,乃有一定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為此我於結束休假返臺後的暑假,立即著手撰寫論文〈教育倫理學本土化重構〉,通過「西用中體」的理念立場,從對西方教育倫理文獻的檢視,一步步開創本土化論述,再據此樹立專業倫理與職業道德。我以外爍的「主體際溝通」教師倫理,以及內斂的「萬物靜觀皆自得」人生美學,為專業教師的「群與己」做出如何安頓的建議。該論文於次年秋天在北京師範大學發表,與對岸專家互通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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