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2017年暑假我去北京自學之旅，購得一書《白居易與〈莊子〉》，細讀之下恍然大悟，原來我仰慕了十年的白樂天，竟然「自顧庸且鄙」，對於新官上任，「置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自願離京外派，「因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尚擬拂衣行，況今兼祿仕」，果真「中隱」之道的實踐者。該書作者鮑鵬山從頭到尾都對白居易企圖攀附莊子的道德高度，卻落得東施效顰而頗不以為然，稱之為「從愧疚自省到沾沾自喜」的「士大夫精神失落」，更引用清儒王夫之對白居易及蘇東坡等人的批評，「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一時令我陷入沉思，心想「儒道融通」的分寸拿捏何其難；古代文人在憂患意識與閒雲野鶴之間何去何從，無論有為有守都可能遭人物議。倘若大智教化有意推廣中隱之道，這將是無可規避的問責。

 

    白居易於五十七歲那年在洛陽做閒官，對自身處境歸結出一套「中隱」之道：「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這首詩替後世歷代任職為官者，樹立起一座足以模仿效法的標竿，至今猶有足資參考的價值。中隱之道容後再予闡述，現在先行檢視樂天七十有四的一生，兩千九百餘首詩作，於「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二項，究竟有何值得大智教化反思深化之處。我想關鍵在於古典儒道二家的思想，如何在後世與時俱進地相互融通；同時還要有意地發展出不墨守成規的批判規準，用以更週全地針對文人言行加以包容與瞭解。白居易畢竟是傳統士大夫，他的視野與心境肯定不同於莊、陶二人。

 

    樂天是唐代詩人中最勤於動筆的大家，一生創作近三千詩文；他於五十二歲自編詩文集，得詩近一千四百首，分為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大類。雖然最終已不採用此等分類，但後人至少仍以前兩類作為考察其詩作的標準。簡單地說，諷諭詩秉持儒家經世濟民的胸懷而寫，閒適詩則逐漸走向恬淡自處的道家境界；今人粗估後者約佔七成，或許可以反映出其人生際遇與由儒入道的相關性。觀其一生，以其自負的「富貴閒人」視之似乎不差。他在古代文人中算是高壽，僅得老人病而無惡疾，雖不時掛心老病死，卻又快活自適。去世前八年模仿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寫下〈醉吟先生傳〉，表示「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接著說「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無不自知其興如何」，似乎仍對酣酒吟詩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