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少子化」在臺灣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人為有意造成的社會現象。先看一組粗略數字：民國元年人口三百四十三萬餘，出生十四萬多；半世紀後的五十二年人口一千一百五十萬餘，出生達於巔峰四十二萬四千多；又過近半世紀的九十九年，時值虎年，人口近兩千三百二十萬，出生十六萬六千餘，跟民初幾乎一致，但人口已多了近兩千萬。最大落差出現在上一個虎年，即民國八十七年，出生一次跌掉五萬五千人；若說是虎年惹的禍，但之前並不明顯。八十七年出生的嬰兒，到一百零五年上大學，立刻造成招生不足的窘境；情況還會持續下去，結果是後段班大學紛紛關門。近年「少子化」多與「高齡化」相提並論，但二者實不可同日而語，畢竟「生不生」與「死不死」在本質上乃大異其趣；老齡代表活出應有水準，少子卻是有意無後，尤其當避孕技術應運而生更水到渠成。

 

    三十六年前我們夫妻去戶政單位辦理結婚登記，辦事人員要我們先去旁邊的「家庭計畫」櫃臺選取避孕工具；我們選擇了口服藥物，並留下聯絡地址電話。從此不時獲得節育宣傳品，且每年必定接到電話，問我們是否已經「做人」成功；三年後我告知膝下猶虛，對方竟再三稱謝，從此沒有下文，料想已達成既定業績目標。我始終沒機會告訴對方，我們夫妻乃是當時難得一見的「無後主義者」；正是「無後」的相同理念，方才促成我們在認識十九個月以後共結連理，並堅持理想三十餘載而不墜。無後雖然是我們心之所嚮，但一開始也的確反映出生活中諸多困頓，譬如進修、謀職、購屋等等。三十二歲才成家，太太小我五歲；當時在念博士的我，靠她當小公務員來養；三十五歲任教不久購屋，竟碰上百分之十二的房貸利率，七年後忍痛脫手而賃居，利弊得失一場空。

 

    結婚十餘年後經濟情況稍有改善，我又升上教授，「無後主義」便由消極的「捉襟見肘」，轉進為積極的「無後顧之憂」。從此我和太太分別選擇當思想者和藝術家；我開始努力著書立說，她則辭去公職改當設計師至今。看來「無後主義」還是有其具體貢獻，它讓我們成就自己，同時擺脫「養兒防老」的妄念迷思。說起來「無後主義」的始作俑者，還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他有一首小詩〈我的兒子〉：「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後主義』的招牌，於今掛不起來了！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句句實話，堪稱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