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憶往 47：生死學

    我跟生死學結緣至今二十四載，是否偶然的必然，或許蓋棺方能認定。生死學係由旅美哲學暨宗教學者傅偉勳所創，在他的心目中，生死學乃是西方死亡學與中國生命學融匯貫通後，「心性體認本位」之「生命的學問」。他去世於1996年，晚年先後以《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及《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二書，於臺灣在地開創出「生死學」此一新興學科。新書暢銷帶動新學發展，他在辭世前不久，應邀至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創辦生死學研究所，壯志未酬，設所大業竟意外落在我頭上，繼承前輩遺志，而於次年正式招生。南華後來改名大學，生死所也擴充為生死系，至今與北護生死諮商系，同屬國內僅有以「生死」命名的二系。「生死」雖然涵蓋生老病死，但仍令人有所忌諱；甚至連殯葬相關科系，也盡量以「生命關懷事業」或「生命事業管理」為名，避碰「死」字。

    作為「生死學之父」，學界大多尊稱前輩為「傅老」；在傅老的遺著中，僅為生死學勾勒出一幅簡要的草圖，一旦設立新所，師生只好「摸著石子過河」，邊走邊學。南華生死所成立於傅老逝世次年暑假，我於同時離開銘傳南下出任所長；在其中服務的三年半期間，逐漸摸索出一套自家本事。心智結晶化為文字，初次體現為2001年秋季，為空中大學開課所撰寫的教科書之中；四年後擴版增修，內容更形完整週全。簡單地說，我以「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架構成生死學的上游理論構面，再納入「教育、輔導、關懷、管理」四門專業，打造出具體可行的中游實務構面。理論面主要參考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以及護理學對「身、心、靈」的關注，再加上必要的「倫理」考量；至於實務面則以國外專業執行為標準，希望建立證照制度。

    生老病死無疑是科學與人文或宇宙與人生的重大議題，但在哲學界似乎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我在大學時，僅存在主義課聞及海德格「人乃向死存有」之說，此外就屬莊子討論最多。傅偉勳著書立說卻不敢掠美，尊奉莊子為「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絕非偶然。我因為對存在主義及道家思想情有獨鍾，在銘傳教通識課正愁找不著主題，適巧傅老新作問世，立即借題發揮。由於他是宗教學者，不可避免地會在這方面大作文章；我卻長期研究科學哲學，尤其著眼於生命及健康科學，遂對科學與人文進行科際整合，以形成自己的觀點。我的論述缺乏傅老的深度，廣度則相對週全，較適用於一般大眾，以及非哲學宗教的助人專業人員。因此我除了為空大編撰《生死學》教科書外，另外還寫了一本《醫護生死學》，並親自用此書去耕莘護專教五專生，但不知小女生對生死大事能有多少體會。

學思憶往 46：宗教學

    我在銘傳規劃設計通識課程那些年，源自本土的生死學正好應運而生，自己立即排課披掛上陣，至今一教就是二十四載。這期間我曾應邀至空中大學開授此課，學習人數多達四千五百人，創下必修以外選修的最高記錄；有趣的是，排名第二乃是理財課，足見社會大眾一心所繫之二端。人們對理財與生死議題保持同等關注，充分符合我近年提倡「大智教化」的根本目的，即教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脫死」；經濟生活至少達於無所匱乏，生老病死最好能夠無有恐懼。而在生死學興起之前，銘傳通識課最受歡迎的竟是宗教課；起初開授的「佛學概論」太深奧，後來改為「佛學與人生」則較具彈性且引人入勝。我對此算外行，但眼見開課熱門乃姑且一試，不久便知難而退。然而一旦涉及宗教議題，又激起新的探究方向；最終成果便是我升等的參考著作，題為《性愛、生死及宗教》。

    這部伴隨代表作送審的參考作，是探討我曾經講授過三門通識課相關理論的結集，它們分別為愛情學、生死學與宗教學；我後來選擇以教生死學「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但其他二者對人生仍至關重要。此三門都屬於跨領域新興學科，其中宗教學在西方歷史悠久，是由德國人類學家所創，已問世一百五十年；但它在臺灣為主流學界所接受，從而列入官方學科分類專門及研究補助對象，不過是近十餘年的事。尤有甚者，生死學的西方根源死亡學創始於法國也有上百年之久，至今卻仍妾身未明；至於源自在地的愛情學，似乎就更難進入學術殿堂了。宗教學探究人類文明最為重要的活動之一，為何遲遲不見容於我們的主流學界？可能原因恐怕是對學科內涵的誤解，以為一旦觸及這方面的議題，便不免要傳教。事實上，「宗教」只是一個普遍概念，傳教則來自個別的宗教系統，不可不辨。

    簡單地說，宗教學是研究宗教信仰作為社會現象的跨領域學問，至少可分為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兩方面進行探究；其中人文領域主要包括宗教史、宗教哲學、宗教文學、宗教藝術等，社會領域則含有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宗教政治學等。當然想全面把握宗教信仰，不可能只停留在現象層面；若要深入其堂奧，勢必得面對各宗教系統的獨特內容。根據宗教學者的歸納，任何宗教系統，大致都要具備「教主、教義、經典、儀式、皈依」五個條件；其中最關鍵者乃屬「皈依」，亦即「加入教團」。我經常表示，宗教為團體活動，信仰屬個人抉擇；人們可以選擇信這個教或那個教，也可以完全不信教。教團由神職人員或僧侶加上信眾所構成，多少具有排他性，因此一個人在同一時期內只能信一種教；「改宗」並無不可，但同時信多種宗教則顯得不可思議。

學思憶往 45：應用倫理學

    銘傳商專改制升格後有四年過渡期，待末代五專生全部畢業，專科部遂功成身退。管理學院時代共歷經七載，終於在創校四十年之際改名為大學，全方位地多元發展。但學校係以商管起家，策略規劃始終走實用路線，連日後設立語文系所的名稱，都統一冠上「應用」二字。尤其當應用中文系通過設立時，通識中心內人數最多的國文老師，即將集體調至新單位，讓我們這些教歷史和哲學的老師羨慕不已。在心動不如行動的激勵下，還先後出現增設應用哲學系與應用史學系的提案，準備培養專業倫理及社區營造方面的人才；提案甚至列入最後審議，終因時機不成熟而功虧一簣。但努力並沒有完全白費，史哲教師還是以通識中心為平臺，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課程；歷史老師指引學生關懷鄉土，哲學課則推廣應用倫理，後者甚至有兩年列為全校必選。

    應用倫理學是一九八零年代興起於美國的整合型學科，將哲學倫理的分析與批判，用於社會所關注的實際問題上，主要包括醫學倫理、環境倫理和企業倫理三大面向。由於銘傳教學當時仍以商管為主，必選課的內容遂多講企業倫理。如此安排並非想當然耳，而是有其時代背景。因為美國商界長期以來不斷有重大弊案爆發，輕則影響公司員工，重則傷及社會大眾，不得不尋求防弊之道。立法嚴格控管固然有效，訴求道德良知亦同樣重要，於是像名校哈佛的高階及一般企管碩士學程，遂納入「企業倫理」一科，讓在職及未來的中高級經理人，在作決策時懂得反身而誠，以減少唯利是圖的私心。當時由於銘傳各系將必選的通識課安排在大二以前，學生對經貿商管並沒有完整的認識，向他們介紹企業倫理，不能一上來就講大道理，我就想起以前念過的個案分析，盡量跟同學講故事。

    「講故事」的學術用語叫「敘事」，屬於質性研究方法之一，通常是研究者準備好題綱，針對個案從事訪談，詳加記錄，事後盡量逐字謄錄訪談稿，在字裏行間找尋有「意義」的關鍵詞語，進行哲學性的「詮釋」。這是一套比較細膩的現場研究工作，若難以為之，可以對個案展開重點式觀察與訪問，記錄重要現象與資料，回頭再予以分析解讀。總而言之，講故事只是描述事象，職場人群關係中的倫理規範，才是上課要介紹的。西方倫理學傳統上有德性論、義務論、效益論三大派，晚近則新增關懷論，這其中效益論比較貼近企業倫理分析所需。英國的效益主義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對資本社會的商品經濟，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在倫理課上講授這些議題，是教導學生日後踏上社會進入職場，要懂得實踐「有為有守，知所進退」，以免誤觸法網。

學思憶往 44：通識教育

    回顧我的學者生涯，雖然遲至三十四歲才取得博士學位，但九年後便升上正教授，在同儕中並不算落後。我的博士及教授論文皆屬科學哲學研究，但從未在哲學系專任教職，因此沒有機會一展所長，或許是此生唯一遺憾。但其實也算幸運，因為較少受同行制約。我到底在學校教些什麼課？答案只有一個：「通識課！」雖然長期在研究所授課，目前仍偶爾為之，我始終認為自己所從事的乃是通識教育，更具體說則為生命教育。不同於一些學界朋友把諸如生命教育或生死學，直接當作學術課題來研究，我一直認為它們就是通識課；尋求教學方法的改善並無不可，一旦要從事研究，勢必就得深入各門相關基本學科。舉例來說，跨領域的生死學終究屬於泛論，要深入探討唯有分別從「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諸面向著手；這便是我為生死教學與研究提供的「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

    其實此一模式中的靈性面向，由於涉及宗教或民俗信仰的考察，對應的宗教學也像生死學，屬於跨領域學科，同樣得回到基本學科研究始不致掛空。說起通識教育，我在銘傳資管系代理主任功成身退，接下正式職務乃是新成立的「共同學科」主任；該科日後正名為「通識教育中心」，總算跟高等教育政策接上軌。通識中心師資陣容龐大，直屬學生卻無一人，主要任務便是為全校大學生開授共同必修課及通識選修課；二者大約佔畢業下限一百二十八學分的四分之一，算算每位老師負擔的確不少。為因應教育部評鑑所特別針對通識課的部分，學校不敢怠慢，聘任大批專任教師，我便是其中之一；雖然曾因任務需要調入資管系、教育所、師培中心等單位服務，但自我定位為通識教師。畢竟這是哲學背景的我，在學校唯一長期可靠的歸宿；一群文人在其中相濡以沫，倒也感到溫暖親切。

    在智育掛帥、科技當道的時代和社會裏，大學生選擇熱門的專門或專業科系就讀，著實無可厚非。但如今大學畢業生滿街跑，加上少子化效應下人人都有學校念，擁有學士學位絕對稱不上專家，想當專家就必須更上層樓讀研究所。既然專不了，又無法成為通人，這是高等教育的失靈；為挽救缺失，乃有通識教育之需要。考其歷史，1958年英國學者史諾對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互相輕視的憂慮，於1977年促成美國哈佛大學設置「核心課程」，我國則於1984年將之引入，設計通識教育選修課程，規定每名大學生至少需選修八學分始能畢業。銘傳改制後不久，自行摸索出一套通識課程，記得其中有「佛學概論」一科，曾創下三百多人選課記錄，必須臨時改在大禮堂上課。只是佛學博大精深，並非如想像中的營養學分，一次期中考下來自然淘汰，終於趨於正常教學。

學思憶往 43：醫療與照護

    護理人員既關心也照護病患，可謂功德無量；但護理究竟是何種性質的活動，護理學又屬於何種領域的學科，大多數人並不見得瞭解。一旦缺乏瞭解，就容易被刻板印象所制約，甚至出現性別歧視，亟待通過正本清源以推陳出新。「護理」在古代西方的原意，是指對於家人的細心照顧，屬於人之常情；後來受到宗教慈愛的影響而推己及人，擴充至在外旅人和受苦病患身上，真正的重大變革則來自南丁格爾。他深切瞭解光有愛心並不足以讓患者康復，照護技能與公共衛生同樣重要；從此世間有了受過訓練的護理人員，以及由她所創辦的國際紅十字會，讓宗教的博愛精神流傳各地。就在十九世紀護理萌芽之際，醫療科技也在突飛猛進地發展，兩種助人專業攜手協力以救助病患。時至今日，二者已構成醫療院所的標準搭配組合，相信大家在踏進診間時，便能充分體會。

    正如醫療科技一日千里，護理專業也在與時俱進，從百餘年前的醫院附屬訓練班，陸續發展成獨立的護校、專科及大學科系，進而成立碩博士班，一應俱全。過去護理系多隸屬於醫學院，後來基於專業分工，自立門戶的護理學院也應運而生。然而無論是在醫學院之下或獨立設院，護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學科自不待言；但若進一步追問它歸於何種知識領域，就不免出現爭議了。由於過去護理系大多列在醫學院之下，彷彿理所當然就算應用性的自然科學學科，其科學屬性也就會被要求一定的堅實與精確，但這其實跟護理本身的陰性特質不盡相應。事實上，當我因為要作研究而必須參考大量護理文獻時，發現大部分英文期刊都歸類在社會而非自然領域。進一步看，護理研究雖不乏統計量化文章，但少見實驗成果報告，近三十年來更出現大量質性研究論著，這些無疑皆屬社會科學。

    回顧人類知識發展的歷史，最早當然是哲學無所不包，科學革命後自然科學脫穎而出，遂形成自然與人文二元知識，至今歐陸仍可見此一傳統。但目前最為人所熟悉者，乃是自然、社會、人文三分天下，其中社會科學正是模仿自然科學而生。但認真反思，自然與社會雖然同列為科學，其探究對象卻有著本質性的不同；簡單地說，自然明確針對「物」，社會卻擺脫不了「人」。放在醫學與護理學的分野上看，差異立見分明。醫學採用笛卡兒的身心二元觀，假設人體為精密機器足以修補；護理學卻堅持人乃「身、心、靈」三位一體，不得拆解。在此種對於「整全的人」要求下，護理研究方法勢必會朝向外在的觀察或調查，而非走進實驗室。至於講究「意義詮釋」的質性研究，則更是向哲學靠攏了。這種情形和趨勢，頗類似於應用心理學的發展，使得護理學與心理學皆具跨領域特質。

學思憶往 42：女性主義

    我參考了三百種英文文獻，撰成十餘萬字升等論文《護理學哲學》，其副題為《一項科學學與女性學的科際研究》，顯示出跨領域與跨學科研究的特性。顧名思義，我所從事的乃是對護理學進行哲學的後設研究，主要採行來自兩方面的意理，即科學學與女性學。科學學包括科學史、科學哲學及科學社會學，通過歷史主義而非邏輯主義的觀點，對各門自然或社會科學學科加以考察；至於女性學則可放大至以女性主義觀點所建構的女性研究、男性研究、性別研究、同志研究等等一系列另類學科。護理從業人員以女性為主力，一般佔九成以上，性別特色造成此一學科的陰性基調，使之與陽剛的醫學呈現重大差異。西方護理學界自上世紀五零年代開始，嘗試找出其間差異性；經過三十年努力，終於拈出以「關心、照護」為主的「關懷」觀，相對於以「診斷、治療」為主的「療癒」觀。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有兩位美國女性主義教育學者吉利根與諾丁斯，不約而同出版專書以楬櫫「關懷」意旨。吉利根的研究發現，小男孩和小女孩在分配事物時的考量有所不同；男生在乎公平正義而平均分配，女生則考慮各人需求而多予關照。女性主義學者的努力，發展出新興的「關懷倫理學」，進而形成倫理學內部的「原則主義」與「脈絡主義」之爭；前者主張「依原則行事」，後者要求「看情況而定」。女性主義原先為社會運動產物，能夠站上學術舞臺成為有力意理絕非偶然。「意理」即是「意識型態」，代表一套待人處事的信念系統；女性主義乃伴隨民權主義、社會主義而壯大，用以對抗十九世紀以降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階級歧視三座大山。首波女性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爭取到「女男平等」，至六零年代則主張「女男有別」，護理專業的發展亦受此影響。

    專業護理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南丁格爾，為照護克里米亞戰爭傷患所創立之人道服務，深具宗教精神，但附屬於醫療之下。百年後護理教育已普及於大學殿堂，並且設立研究所，不斷深化學科的理論基礎與專業實務。護理學者努力想建構自身學科的「哲理」，卻始終圍繞著傳統倫理德目而難以突破，直到關懷倫理應運而生，終於讓護理學術與實務找到有力的核心價值，那便是「關懷」之下的「關心與照護」。醫師也關心病人，但僅止於診療而不予照護；護理師則提供無微不至的專業照護，讓關心得以落實。時至今日，這套互補互利、相輔相成的衛生保健專業服務機制，已為一般社會大眾所熟知。在我們的經驗裏，醫師負責療癒，護理師體現關懷，彼此只是伙伴關係，而非從屬關係。這種醫護職場中的「女男有別」，正是女性主義意理不斷爭取而得。

學思憶往 41：護理學哲學

    人生在世就不時會接觸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因緣際會，從而形成各式各樣的偶然與必然；我的前途事業，正是被一些偶然的緣會所影響，意外開拓出一條必然的途徑，打造型塑出今日之我。三十一歲那年我選擇離開職場回頭讀博士，因此大致決定要步向教學研究之路。這條路上最大挑戰便是升等為教授；一旦通過，從此高枕無憂。我是取得博士學位九年後成功升等的，實際下苦功的時間大約五年。乍看之下，碩士、博士、教授的研究方向都屬於科學哲學，彷彿一路行來水到渠成；但後者其實是一連串偶然所造成，遭遇多少有些像絕處逢生。說了也許別人不相信，我的升等研究，竟是由於地緣關係而來的，否則說什麼也不會邂逅護理學。那是因為護專跟銘傳僅十分鐘車程，我就近去兼課，意外在人家圖書館內發現知識寶藏，從而令我得到心智大豐收。

    當年護專圖書館共有三層，一樓多期刊，二樓為中文書庫，師生經常光臨，因此燈火通明；至於三樓西文書庫總是一片黑暗，摸索半天才找著電燈開關，從此點亮我的後半人生。如此說來應不為過，因為我後來從科學哲學走向生命倫理、生死學、生命教育諸領域，無不涉及醫療照護下的生老病死。倘若無緣接觸到護專的寶貴資源，利用它進行五年辛苦研究，恐怕到如今也不會醞釀出「大智教化」的奧義。大智教化可看作我自己的生命教育，它所體現的愛智慧見，正是我追逐了半個世紀的人生哲理，其目的皆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既自度也度人。到底我在護專的知識寶庫裏發現了什麼，得以發人所未發？簡單一句話，那便是「護理學哲學」。書庫中有一冊厚重的《理論護理學》，翻閱後深感如獲至寶，乃發心一探究竟；心得最終通過升等，更以《護理科學哲學》為名出版。

    2017年秋天在臺灣發生一件性別歧視的新聞，激起少許漣漪，未久復歸平靜，只有護理界一致揚言提告。事情是一名男性網紅看診時，稱護理人員為「護士」，遭對方糾正為「護理師」，從而心生不滿，回去便在自己的網站上，直播不堪入耳的言辭，其中充滿情色想像。平心而論，「醫生」、「護士」本屬日常用語，但專業名稱則為「醫師」及「護理師」。事實上臺灣早年護校畢業生，的確只能考授「護士證書」，專科以上才有資格得到「護理師證書」。但如今護校早已停辦十餘年，護理人員為維護自己專業形象而在乎正名，實無可厚非，由此也反映出護理專業化之路走得十分艱辛。這也是為什麼西方護理學界長期以來相當重視理論紮根工作，她們稱之為「護理哲理」，是碩、博士班的必修課；而我所提出的「護理學哲學」，便屬於為護理哲理奠定更紮實深厚基礎的努力。

學思憶往 40：策略管理

    如果哲學讓我意識到在作邏輯思考，那麼管理學就教會我如何從事策略思考。「策略管理」是政大企管所各種班別的共同收尾課，具有集大成、擴視野的功能，由人稱「大俠」的司徒達賢教授主講，他言簡意賅地提出策略制定的「四問」：「檢討現在企業是什麼樣子？將來想變成什麼樣子？為什麼要變成這個樣子？今天應採取什麼行動，才可以從今天的樣子變成未來理想的樣子？」這些提問大至國家小到個人都可以用得上，的確予我極大的啟發。他還有兩句話，更是一針見血點出策略之妙用：「在決定要『如何做好一件事』之前，必須先決定『哪一件事才是真正值得投入的重點』」，這表示「做對一件事」比「做好一件事」更重要。課堂同樣有個案分析，由於同學們都已學過兩年半的管理課，討論起來便顯出得心應手許多。在一片爭議和歡笑聲中，大伙兒結束了含辛茹苦的學習。

    說「含辛茹苦」並不為過，這套在職進修課程非但不如想像中輕鬆，老師們更不斷給予壓力，以致到頭來讓半數同學不幸「陣亡」。由於上課是在平日選一天從早到晚，大家勢必得按時向工作單位請假。我是老師要抽空不成問題，同學們有人身為部門經理甚至副總，要他每週固定抽一天出來進修，而且長達三年，可謂困難重重。因為大多數課程都以分組討論進行，所以一開始有些同學會遲到或缺課，認為只要有人上臺報告就沒事。不久老師看出端倪，乃在各組中抽點上臺，若不在場又未請假，則全組成績皆墨。如此一來，想念下去的人只好乖乖來上課，並且全組齊心協力作功課，以免有人被點到答不上來而失分。在這種課業壓力下，小組成員久之便形成一股「革命情感」，懂得如何集思廣益並分工合作，甚至發展出每週聚會以討論功課，這些其實就是組織中的團隊精神。

    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再回想起這些際遇，就不免會用策略管理的「四問」加以檢討。第一問發現自己於不惑之年去在職進修，當時的「樣子」或資源只有博士、副教授、系主任三者；第二問反思將來最想變成的樣子，但求先當上正教授再說；第三問確認這是最高教職，置身大學內沒有理由不為之奮鬥；第四問決定二話不說，全力以赴寫論文以通過升等。事實上，就在進修期間，我已有意無意走上這些步驟了。入學政大同年，我意外獲聘去當時的臺北護專兼課，對末代三專生講授自己最喜歡的「人生哲學」。由於學校為了改制升格，想加強學術研究，學刊便積極邀稿，連我也不放過。有天我踏進圖書館找靈感，居然發現西方護理學界有不少人大談「哲理」，心想何不繼續嘗試走跨學科研究之路，遂於其後三年在臺灣開創出空前的「護理學哲學」論述，並連續獲得國科會獎勵。

學思憶往 39：資訊管理

    如果從二十五歲動筆寫碩士論文算起，至今六十有六已然入老這大半輩子，我的研究與教學生涯理當告一段落了；回顧既往，儒者唐君毅先生那句「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教誨，便會在腦海中浮現。好一個「靈根自植」啊！有時我不免想到，三十一年前如果沒有接下銘傳聘書，而去了香港能仁書院，或等待東吳大學通知，從而走向哲學專業之途，是否會有後來一連串的知識大旅行，包括涉足管理學、護理學、教育學、生死學，甚至殯葬學等等，經驗到相當驚異的身心靈奇遇歷程。長久以來，正宗哲學博士不是竭力往少數哲學系窄門擠，得以長此「立命」；就是向外飄零至各大專院校任教，但求暫時「安身」。我選擇進入銘傳的情況正是如此，一開始並不足為奇，但兩年後因為學校改制升格，基於人力調度，而將我放在一個奇特的位置，從此影響了我的整個生涯發展。

    反身而誠，我確定此一影響是良性且有利的；不曾進入哲學系任專職，或許正是我的幸運。當然人生不可能重來過，正如米蘭昆德拉所指出，一切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彷彿過眼雲煙，稍縱即逝。但對我而言往事並不如煙，而是有其一貫旨趣的「生命敘事」或「生活故事」；如今我把它寫出來，不啻符應了著書的副題《我的大智教化》。一旦講起自己的故事，就不由得讓我想到「人生如戲」這句話；在銘傳當上資管系代理系主任，而且一幹就是兩年，還真的是頗具戲劇性的奇遇。日常代理一些例行性事務難不倒我，但資管系作為全國最具潛力的新興科系，當我接到其他學校系主任聯名，希望我加入相關學會發起人以共創大局，立即有種打鴨上架或騎虎難下的感覺。當時銘傳是最年輕的資管系，我義不容辭；但被選上理事並接下舉辦學術會議的重擔，才真正面臨重大挑戰。

    一場由新成立學會舉辦的研討會，安排在剛改制不久的銘傳管理學院進行，對學校而言當然與有榮焉。我身為系主任，自然成為業務承辦人；但更令我感到無比壓力的，還是作為主辦方，必須發表論文以共襄盛舉。外行如我這下子不就立即洩底了嗎？好在窮則變、變則通，我當下拿出寫博士論文的能耐，到各校去影印相關外文期刊論文，準備從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觀點，寫一篇探討「資訊管理學」來龍去脈的論文。皇天不負苦心人，到頭來還真讓我如願以償，端出一篇四平八穩的科際整合型論文，細數在座資訊專家都不盡瞭解的本行學科背景故事，令他們對我刮目相看，進而把我當成「自己人」，讓我頗感欣慰。尤有甚者，此番寫作經驗，意外成為我後來從事跨界研究以撰寫升等論文的一回試驗，那便是盡量參考對方的文獻，通過科學史哲分析，提出令其信服的後設研究成果。

學思憶往 38：管理心理

    人屆中年，回頭去當老學生，當時叫「在職進修」，如今則稱「終身學習」，意指「活到老，學到老」；而生活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更必須「學到老，活到老」。我自三十八歲起去政大念企管所，三年半共修了十五門課，計四十四學分；其中只有一門兩學分的課，卻彷彿重逢故舊，那便是「管理心理學」。在進博士班以前，我曾兩度想改念心理學。大學轉系不成，就去修了一大堆教心系的課；就業一年後短暫留學，又回來在應心系補修兩年課，無不是因為心有所嚮。上博士班當然很自然地死了這條心，誰又料到任教後還有機會進修，並且再度跟心理學打照面。我以哲學人去資管系代行政職，再到企管所進修，在在開啟了科際整合的契機。當年讀完生物輔系，後來又修滿企管碩士學程，不經意地展開知識大旅行，悠游於自然、社會、人文三大領域，樂在其中。

    管理心理學請了一位心理系教授來授課，他從管理講到人事、行銷、顧客、廣告及創新，為我們提供一幅應用心理學的多樣盛景，引人入勝。之前我所認為的應用心理，僅侷限於輔導諮商、臨床治療等方面，大多屬於「防弊」，沒想到它還有「興利」的一面，而且豐富得多采多姿。就以人事心理為例，主張人性本惡的「X理論」，便與相信本善的「Y理論」大異其趣；前者要監控，後者多激勵，都有一定效果，不能一概而論。當然職場控管不全然是人事主管的事，然而一但牽涉到人性善惡的假定，連帶就影響及績效考核、教育訓練等活動的設計，心理學便會派上用場。從心理看管理，我對「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持相當保留態度。資源的確可分為「人、事、時、地、物」，但人應該列為首要核心考量，必須另眼相待，不可與其他因素一視同仁，等量齊觀。

    面對人的問題，我立即想到「人性化管理」；這是頗具中華本土文化考量的方向，跟西方思維有所出入。西方心理學自古至今探究的對象，依序為靈魂、精神、心靈、意識、行為及認知；這些除行為是外顯表現外，其餘都屬於人心內在的作用，但心境並不全然代表一個人。相形之下，中土心理學自始至終只問人性究竟為何？應當如何？這屬於整體性考量，將心理納入倫理來看待。而在西式組織管理體制內，要想實施人性化管理，勢必得經歷一番轉化，包括對管理心理學的重構。也就是說，要在西方有關管理與心理的知識內，納入一些東方倫理元素，讓三者進行良性對話。其實管理學者早在上世紀後期，就開始思考「東方式管理」的可能。那是因為看見日本經濟起飛後，迅速步入先進國家之林，公司治理卻跟西方大不相同。這種重視文化差異的覺察，讓管理更趨多元，而非定於一尊。

學思憶往 37：管理學

    考大學時我有乙、丁兩組可以選擇，前者僅文科，後者則有法、商科；自了漢的我對法商興趣缺缺，毅然報考乙組，而且填寫最冷門哲學系為第一志願，當時壓根兒就沒想過出路問題。這其實對我而言乃屬一大冒險，因為生性保守，我只想在安定中求進步，卻走上一條看似毫無保障的文人之路，到頭來不是耍筆桿就是耍嘴皮，結果兩項我都做過，並且靠後者成家立業至今。人生是條單行道、不歸路，無法回頭再過，且會越走越窄，到頭來卻一場空；這便是我的虛無主義基調。但是虛無主義的最大弔詭，便是難以真正實踐，因為邏輯上註定不可能。人生不管值不值得一活，畢竟是活著才得有所想法，於是虛無必須稍微向實用主義靠攏，始能擁有發言餘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實用主義，可視為管理學術的基本預設；管理績效當繫於此，「管用」比什麼都重要。

    管理的首要前提乃是資源分配，而且資源必須有限；如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便無所謂管理了。從宏觀的國家社會到微觀的公司組織，以至於個人生涯發展，都有必要從事管理思考，但求事半功倍。十七、八世紀不但出現科學革命，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也應運而生，自由民主與自由貿易二者，到如今被視為最有效且最有用的人類生活方式。英國的效益主義及美國的實用主義，都為此提供了哲學註腳，從而彰顯出管理學術的愛智慧見。作為一門中游學科的管理學，上游以心理學、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統計學為基礎，用會計報表和資訊科技當工具，對工業生產到商業服務一以貫之地落實下游的管理實務；它既是科學又是技藝，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學科發展上，它又可分為企業管理和管理科學兩大面向；前者重個案討論，後者多數學模式，成果各有千秋。

    臺灣的管理教育始自政大企管所，引進哈佛大學的個案教學是其特色。我在學期間，除了統計學套公式跑電腦外，其餘幾乎每科都會觸及個案討論，其中包括角色扮演；上起課來活學活用、針鋒相對，一點也不冷場。有時角色扮演會分董事會和經理人兩方角力，前者盡力開源節流，後者希望投資創新；雙方都必須拿出數字加願景說服對方，資料準備越詳盡越好。這種課以學生為主，甲方乙方各有所執，老師留在最後給予講評。為加強說服力，甚至花招百出。記得有回討論到加州一家紅酒公司要投資擴廠，剛好臺灣有賣他們生產的三公升特大瓶玫瑰紅，於是當我們那一組扮演經理人，便買了三瓶帶進教室當道具，大力宣傳如此佳釀應該多加量產，果然打動人心，獲得董事們全票支持。下課後同學迫不及待開瓶暢飲，酒酣耳熱，歡樂滿堂，確是難得的學習經驗。

學思憶往 36：企業概論

    我調入資管系屬於代理性質，以為一年後可以另謀他棲，未料一時難覓接手人選，只好繼續代理下去，從而意外展開三年半的在職進修歷程。那年我三十八歲，頂著博士、副教授、系主任三個頭銜，推甄進入政大企管所科技管理研究班，研習我一度排斥且相當陌生的商科知識。這是一種為公民營科技相關事業中階以上主管而設計的學分班，修課三年至少四十學分，學成可獲頒結業證書；我因自願多修課，比同學晚半年離校。總體來說，這趟求知之旅令我獲益良多且終身受用，因為我學會了使用管理的眼光來觀照宇宙與人生。用最簡單的話講，管理乃是善用有限資源，使其發揮最大效率的一系作為。政大設立的是企業管理研究所，隸屬商學院，上課地點卻不在校本部，而是市區裏的「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此處集結了第一和第二部門的行政及管理教學與研究。

    管理大致分為三大部門：公家政治部門的行政管理、私人經濟部門的企業管理，以及民間社會部門的非營利組織管理。從某種意義上看，行政即管理，君不見熱門學位企管碩士“MBA”那個“A”就指行政，否則應稱為“MBM”才對。或許可以這麼說，行政係指組織的功能，無論是「計劃—執行—考核」的「行政三聯制」，或「規劃、組織、任用、領導、控制」的「管理五大功能」皆屬之。至於管理則是一套完整的科學或技藝方法，通過上述諸功能而作用於各部門；典型的企業部門包括「生產、行銷、人事、研發、財務」，近年另有掌理工具利器的資訊部門。我進入政大企管所學的第一門課即為「企業概論」，意外發現授課老師竟是預官同期受訓同學；更吃驚的是，他後來陸續當上政大校長及教育部長，果真學以致用，他就是吳思華。類似的角色轉換其實在業界十分常見。

    我上的科技班入學管道甚窄，雖屬推甄，一百二十五人僅錄取三十，三年後順利結業者則只剩半數。所上規定至少得修四十學分，大約十四門課，除工具性的會計、統計、資訊課外，上述企業五大部門的管理知識都在列。管理在對岸視之為「軟科學」，但軟中其實帶硬；越偏工業越硬，有關商業則軟。其中我念得最得心應手也最有心得的課，乃是行銷管理、人事管理，以及伴隨的管理心理學；這些都是較軟也較有「人」味的學問，相形之下，同學多來自科技業，似乎對較硬的「物」興趣更大。事實上，管理學術最早的確起源於工業，探討如何進行標準化作業，以增加效率與產能；到如今服務業後來居上，工廠的生產作業管理，遂可代之以服務流程管理。部門管理雖然以企業組織為準，但同樣可轉化運用於政府及各種非營利組織上。擺脫營利與否，管理知識更有助於人生的安頓。

學思憶往 35：學生輔導

    我進銘傳屬於專科時代末期，兩年後改制升格為管理學院，正式登上大學層級，至今已歷二十九年矣。商專時期的銘傳專收女生，老校長包德明女士以「嚴管勤教」聞名全國，不但堂堂點名，考試作弊立即退學，而且嚴格實施舞禁；學生一旦涉足舞會，教官立聞風而至，逮個正著，記過處分便少不了。但包校長絕非食古不化的老派人物，反而相當能夠與時俱進，更上層樓，締造改革創新的契機。記得改制前一年，學校接獲升格通知，上下皆十分興奮；校長遂於畢業典禮前夕，宣布要在校內禮堂隆重舉辦舞會，希望同學攜伴並身著正式服裝共襄盛舉。當天為週日，我以小主管身分到校協助準備工作，卻傳來對岸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時令大家陷入兩難。好在到頭來危機處理得宜，晚間舞會照常舉辦，先由校長帶領大家默哀三分鐘，總算顧全大局，未讓畢業生失望。

    這是一回令我終身難忘的舞會，也象徵著學校發展和個人生涯都將步入新局。半個世紀前臺灣的專科學校開始遍地開花，東南西北到處開設，讓後來國中畢業生的前途得到多元出路。唯專科教師人力結構大多以講師為主，銘傳也不例外；我在改制前以博士資格應聘副教授，竟意外成為升格學院的儲備人才，甚至在轉型過渡時期，當了兩年代理系主任。我所代理的資訊管理系，同時包括專科部的電子資料處理科，專兼任教師六十九人，學生一千一百名，這才是真正考驗我的領導統御能力之始。為避免總是外行領導內行，次年學校推薦我去政大念企業管理研究所，知識領域從此多為我開了一扇窗。雖然兩年代理功成身退，轉任正式職務共同學科主任，亦即日後的通識教育中心，我還是十分懷念那些年在資管系日夜待命、忙進忙出的帶兵帶心歲月。

    我原本為小主管，被徵詢是否願意換單位任代理職，只在乎是否需要打卡，得知答案為否，立即允諾調差；因為過去我經常忘記打卡，年度考績竟然不及格。沒想到調入新單位後，雖然省去行政制約，卻是責任重大，不得怠忽。原來資管系專科部還有夜間生，也必須由我負責。學校規定系科主任是總導師，督導每一班導師的學生輔導工作，並列入考核。改制後雖男女兼收，但初期男生實為少數族群，除了為他們增設廁所外，倒也相安無事。反而是專科生看見大學生進來，連制服都不必穿，偶爾會有些心理不平必須疏導外，亦無大風大浪。在我任上只有兩名學生的輔導工作較為棘手，一人因考試作弊面臨退學，家長來校爭論，折騰整天方告一段落；另一則因精神異常在校內發作，鬧得雞犬不寧，乃緊急召救護車將之送往醫院安置。這些亦屬危機處理，幸有同仁協助而得解決。

學思憶往 34：學校行政

    退休前十餘年間，我任教於銘傳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教到許多準老師和在職教師，意外成為老師的老師，這在過去是屬於師範院校的專利。「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為人師表不但要從事言教，更應當有所身教；倘若前者集中於智育，後者則大可施之於德、體、群、美諸育。我如今所提倡的「大智教化」，正是為師三十六載所凝聚的愛智結晶；在「好為人師」的激勵下，仍然希望能夠推己及人，幫助年輕朋友「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不過放大來看，如今教師行業已不像古代在私塾中進行，而是納入一套西方傳來的學校體制運作，於是不可避免地要從事行政管理。公立學校教師由於同時具有公務員身分，編進體制擔任行政工作或許正常；但像我身為私校教師，涉足行政應屬兼差服務性質，不宜本末倒置，這乃是我始終如一的工作態度。

    算算自己正式任教二十五年半，兼任行政職共計十一年半；由於擁有副教授以上身分，大多擔任二級或一級主管。大學職務有學術主管和行政主管之分，前者即院長、所長和系主任，我擔任過三年主任、兩年所長、三年院長，加上教務及幕僚工作，算是對學校行政小有經驗。尤有甚者，我曾經因為工作需要，被學校推薦去學管理，花三年半時間修完所有MBA課程，學以致用於之前與之後的行政工作。它更為我帶來全方位的觀察與反思空間，對於個體處於組織群體之中如何安身立命，有了較為深切的體會，也為「大智教化」提供更貼切的務實考量。我始終強調，人生在世，「既然無逃於天地之間，就應該學會如何頂天立地。」如今人人都活在民主法治與工商經濟社會之中，不可能遺世獨立；即使想獨善其身，也必須考慮現實條件。對我來說，二十五載專職生涯正是一大試煉。

    學校行政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有人卻竭力追求；恕我孤陋寡聞，我直到教了在職研究生，才知道中小學校長和主任是考來的，而且不必教書。進一步看，中小學教職和行政工作，跟大學實在大異其趣。我一直覺得大學教師不如中小學老師，因為我們沒受過師資培育專業訓練，基本上不懂得如何「教書」。而中小學多為公立，自有其人力進用及培訓程序，不像大專主管多找教師充當，有時不免外行。以前聽人說「官大學問大」，大學裏卻是「學問大官大」，有些位子必須教授方能坐上，譬如校長、副校長、院長，以及教務、學務、總務、研發等四長，有時還包括主任秘書與圖書館長。我當過教務長和主秘，的確需要多方協調、面面俱顧，跟我的自了漢性格不甚對路。然而一旦坐上去就必須盡力而為，同時懂得適可而止；因為行政畢竟是兼任，教學與研究方為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