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的淘寶樂趣不只在於舊書,新書亦不放過,而新書一條街就在隔壁道路,稱作重慶南路。臺北市不大,但重慶南路卻很重要,地位等於北京市的長安大街,因為它橫貫總統府門前,書街便位於官府斜對面。我的有關存在主義、禪宗、精神分析等生命學問,大多薰習自一家叫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翻譯作品;至於學術事業的起步,則要從另一條街道說起,那便是跟牯嶺街、重慶南路相近另一條平行的泉州街。當年泉州街口有一座「美國新聞處」,從香港進口了相當豐富的美國文化譯作,連科普作品都包含在內。科普即指「科學普及」,通常是由科學家執筆,寫給外行人閱讀的通俗科學與技術著作。正是其中一冊《雙螺旋鏈》,讀來十分引人入勝,從而令我一度嚮往當科學家。該書出自發現DNA結構的諾貝爾獎得主華生之手,生動講述了他跟克里克在劍橋的發現始末。
DNA結構的發現正是我出生那一年,華生僅有二十五歲,卻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的成就屬於分子生物學,說從此改寫了人類命運並不為過。一九九零年代由華生領軍解讀人類基因密碼,至世紀末初步完成;接下去呢?未來人類會不會像「中華豆腐」一樣,標示為「基因改造物」?我想念哲學的初衷是為解答「人生的意義」,後來發覺科學家足以揭示「生命的奧秘」,遂發心一探究竟。但這並非閱讀科普作品淺嘗即止,而是必須投身其中親歷實證。尤其《雙螺旋鏈》原著也出版於1968年,不久便有中譯本,且不止一個版本,對正讀完高一、剛學過「BSCS新生物」的我而言,不啻為一道嶄新的心靈洗禮。說來也妙,知性的科學知識和感性的生命學問,在我高中時期各據靈性天平的兩端,非但沒有衝突,反而各自發展。最終成果是我投考哲學系,並從大二起選生物系為輔系。
修生物輔系多少是對沒當成科學家的補償,但它的後效卻令我終身受益。自二十五歲碩二決定以科學哲學為研究方向撰寫論文起,至今四十餘載學思歷程,我分別以生物學哲學、物理學哲學、護理學哲學取得碩士、博士及教授資格,並且從科學哲學走向生命倫理學、生命教育、教育哲學,再放大至華人應用哲學,進而拈出眼前的「大智教化」論述。「大智教化」宣揚「大智教」,其實就是自度度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的大智大慧。它不屬於任何宗教信仰,僅提出人生信念大智慧小常識;勉強給它一帖哲學名相,即是「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華人應用哲學」或「天然論哲理學」,簡稱「天然哲」。過去六年我就此已撰成四書,不再贅述。但是它的活水源頭,正是我在高中時期所接觸到的存在啟蒙與科學新知。在好讀書不求甚解情況下,學校課業難免疏忽,結果混了五年才考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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