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 代

交  代

　　

自從知道有「預立指示」或稱「生前預囑」這件事以後，我就覺得它代表著今日人類的無奈與悲哀。1996年老父在美國重病送醫，第一次看見這種文件；而在家屬代行簽署之後的三十二小時，他老人家便離開人世了。想想可算是有驚無險，讓他得以全身而退。有些重症病人恐怕就沒有這般幸運，他們可能在與死神拔河的過程中，受到命運無情的擺布，挨到最後一刻才含恨以終，死前仍痛不欲生。現代科技如此折磨人，可真算是文明的一大諷刺。以前的人活不長，無藥可救時卻能「知命」；如今我們活得夠久，臨終前被機器控制只好「認命」。「安寧緩和療護」的出現，以及「預立指示」的普及，多少意味著不希望作繭自縛的出困之道。科技造福人類，卻也帶來不少後遺症，由此可見一斑。

　　

以一般遺囑交代「後事」，屬於人之常情；需要用到預立指示交代「前事」，可就不近人情了。偏偏現代「先進的」醫療科技，把我們帶進這種生命的窘迫之境，加深了臨終前「身不由己」的悲哀。而從另一方面看，其實醫療人員也有身不由己的處境。畢竟救人乃是醫師的天職，他們不能見死不救。過去醫療不甚發達，醫師和病家只好「聽天命」，彼此沒有什麼爭議。如今科技越來越進步，足以「盡人事」的空間變得寬廣許多；醫病雙方對於治療方案和生死決策，並不一定同調，反倒容易引起爭議。尤有甚者，萬一病人不幸死於手術檯上，家屬一狀告進法院，或是在醫院門口灑冥紙抬棺抗議，都會讓醫院產生困擾。預立指示的實施，一方面固然是尊重病人自主，一方面也有為醫院擺脫醫療糾紛的考量。

　　

美國是一個講究法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勵行預立指示制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身處華人社會的我們，住院治療還要自擔風險，難免令人不太適應。但是如今它已於法有據，大家只好從善如流了。不過我總覺得，既然預立指示都已交代，不如把遺囑也一併寫下，如此一來可說萬事齊備。寫遺囑、立指示，都屬於未雨綢繆之舉，卻也可以就此反省人生。我多年來開授通識選修課「生死學」，照例期末得寫遺囑當作業。看他們在課堂上煞有介事地埋頭苦幹、振筆疾書，有人寫到下課都不捨得交卷，不免深有所感。有位同學表示，他就是聽說這門課要寫遺囑才來選修的。年輕人覺得如此上課很新鮮、很「酷」，我卻希望他們在大學畢業成人之前，對自己有個交代，讓人生從此擔起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