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遺囑

寫遺囑

    多年前我在臺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講課，提到寫生前預囑及身後遺囑的事，一名研究生告訴我，學校過去曾發生老師請學生寫遺囑當作業，被家長瞧見而大動肝火，找上門來理論之事。我聽到此事為之沉思良久，一方面為之納悶，一方面也深感遺憾。女兒學護理，本來就要看盡人間生老病死之事；怎麼連寫下遺囑，都不見容於父母呢？我們的社會上有太多這種思想保守卻又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使得年輕人的心智遭受無形損傷，真是愛之適以害之的例證。我很慶幸自己沒有碰上如此不通人情的家長。教了多年生死學，我也經常請學生寫下遺囑，希望他們藉機檢視一下自己目前的人生樣態。有的同學不把它當一回事，草草數語了事；有的同學則慎重其事，鉅細靡遺交代後事，告別親人，還簽名蓋章以示負責，令我讀了也不禁感佩。

    由於大部分學生對此都很認真，為了鼓勵同學，我允諾將他們精心撰寫的遺囑妥善保存至畢業，同時祝福大家最好不要派上用場。有天我在報紙上讀到兩名我所任教學校的學生，騎乘機車在山路上遭汽車追撞跌落山溝，造成一死一重傷的慘劇。遇難學生的名字似曾相識，好像曾修過生死學課程，頓時讓我嚇出一身冷汗，心想不要真的把遺書拿出來兌現，那就太令人鼻酸了。好在事後發現她並非我的學生，這雖然令我鬆了一口氣，卻又不免覺得悵然。因為假如我手上握有她的遺言，就真的可以為她做點事，以告慰家人和親友了。當然另一方面，這樣做也必須考量家屬的感受，以免弄巧成拙。經常請學生寫遺囑，我自己到底寫了沒有？答案是沒有。

    我雖然沒有白紙黑字留下記錄，卻多次公開宣示以交代自己的後事，諸如不辦後事、遺體燒成灰灑向大海、書送給學校、其餘財產留給太太等。至於預立指示主要在為醫院而非當事人著想的性質，我雖然覺得仍有待商榷，也大致同意；因為我一向主張生命的真諦在精不在多，苟延殘喘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則。我年進入老，回想一生平順走來，未曾遭逢橫逆，頗感知足常樂，並心生感激。目前我除了在網誌撰文外，真的想花點心思寫下第一份遺囑，並且堅持寫日記的習慣。我曾經從十九歲到三十二歲一天不漏地連續寫了十三年日記，成家後忙於立業而為之中斷；五十五歲前後為二老送終，反身而誠，又提筆至今寫了八年多。古人說「反身而誠，無向外馳求之誤」，正是我當前的生命寫照。

歸去來兮

歸去來兮

教生死學二十餘年，不免會被學生詢及死亡態度的問題，我一向都是輕鬆以對。有回學生問我，臨終前最後一句話想說什麼？我直覺地答以：「我先走了，你們隨後來啊！」然後哈哈大笑。那天晚上下課，我獨自穿過一個陰森的人行地下道，突然想起自己先前說的話，竟然開始懷疑會不會笑得出來。我常跟學生講，我不怕死，但是怕痛。死亡不可怕，不死才可怕；我無法想像人生一直活下去要做些什麼。不過現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到頭來會死於痛苦的絕症；聽到各式各樣有關受盡折磨病死的傳言，我不禁感到驚恐。誰也無法預料自己死前會是何等景象，但終究必須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只希望在嚥氣之前，還有氣力說出上面那句話，並且放聲大笑。

其實細細咀嚼那句話，又勾起我的一些疑惑。「我先走了」，走去那裏？信教的人有「死後世界」可以投奔，有「死後生命」為之嚮往；不興或不信此道的人，只好獨自承擔「不知所終」的孤寂和失落感。現世主義者著眼於當下，不去碰生前死後之種種，難免會產生一些焦慮。但是放大去看，科學告訴我們宇宙無限大，相形之下人類益發顯得渺小。過去我也經常對宇宙之外有些什麼感到困惑，如今則覺得有此遐想不一定要找到答案。如果我們把追求真相的心態，轉換為追求美感的體驗，也許會為之釋然。人類登陸月球後，沒有發現嫦娥和玉兔，卻更加鞏固了嫦娥奔月的神話地位。人死後明明無處可去，但是把它想像成登上天堂、步入極樂、回返道山，也不失美事一件。

用審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可以矇矓一些，不必太當真。於是我開始相信自己一旦「先走了」，便得以擺脫「心為形役」的苦痛，迎向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美麗境界。陶淵明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乃有「歸去來兮」的決定。人生終究得有個去處，無處可去或不想漂泊則乾脆回家。我們大可把死亡想像成回家，回到還不曾受孕以前那種空靈的境地。年輕時我對性愛之事感到好奇，發心一探究竟，甚至還開過一門「愛情學」的課，卻終究不曾轟轟烈烈。後來開始對生死之事強烈嚮往，一頭栽進生死學的世界，浮沉二十載，著述十餘冊，近來卻漸感辭窮與不耐。看來生死不能一味空想，生活仍然必須實實在在地過。長期以來的求知生涯，不知是否能夠用美感去加以修飾？

視死如歸

視死如歸

　　

過去每當我看見「視死如歸」這四個字時，總會把它簡單地解釋成「不怕死」而已。行將入老之際，開始覺得死亡已在不遠處向我招手，猛然間對這四個字有了新的體認。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我常把「視死如歸」跟「賓至如歸」聯想在一道，彷彿步向死亡便像回家一樣。若真問我怕不怕死，答案應該是不怕；但我相信自己怕痛，我極不願意忍受無謂的痛苦與折磨。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安寧緩和醫療、醫助自殺、安樂死等措施，也許都是我的選擇。我選擇念哲學是為了安頓自己的顛倒夢想，從來沒想到要靠它謀生糊口；之所以走上這條路，大概是別的路都走不通的緣故。我踏進哲學至今四十四個年頭，始終感到自己徹頭徹尾是個邊緣人，同時不斷在進行邊緣性的思考，這大概是我的邊緣性格所致罷！

也不確定是什麼機緣，我從哲學邊緣滑向生死學。如今生死學當道，我卻始終認為它像宗教一樣，「不可說、不可思、不可議」，勉強去說它，只會掉落於名相之爭中。仔細想想，「生死」如何「學」？要想成為這方面的學者專家，莫非得死而後已？雖然近年我還是開授一些以「生死」為名的課程，但我主要在向學生表達自己的人生哲學。我並不希望年輕人有樣學樣，卻想讓他們找到自己的人生觀。至於我自己的人生哲學，可說是私淑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一書的結果。記得頭一回讀這部書，是在考大學前夕。當時我夾在十萬考生中，心情七上八下；信手拈來的雜書，卻意外帶來醍醐灌頂的清涼效果，至今仍覺受益匪淺。四十多年後，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哲學時，仍免不了受惠於林語堂的儒道融通思想。

古典儒家和道家都是標準的現世主義者，直到佛教和基督宗教傳入後，「死後生命」才變得有意義。有人曾問我這方面的問題，我的一貫答案是：「如果有來世，那便不是我；如果那是我，就不算來世。」死去便一了百了，親切得像回家一般，有什麼好怕的？死亡當頭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把許多事情看破、看透、看開。其實這並不需要等到臨終前才有所醒悟，人原本即無時無刻不在步向死亡，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八十歲同十八歲在宇宙時空座標上根本沒有差別，而人死後不管入土入塔，等將來地球變成一團大火球，全部清潔溜溜。我說這話不是悲觀消極，而是「退一步海闊天空」。老實說，自從我產生了「視死如歸」的感受後，生命與生活反而出現嶄新的意義與價值。活著仍舊不錯。

善 終

善  終

　　

1993年初，我跟隨一個師生訪問團前往大陸，在心理學前輩黃天中教授帶領下，走訪了當時的天津醫學院，首次接觸到「臨終關懷」活動。二十四年過去了，改名後的天津醫科大學，如今已成為大陸上首屈一指的臨終關懷教學與研究機構，面向十幾億中國人推廣「善終」的觀念。「臨終關懷」在臺灣最早稱作「安寧照顧」，後來改為「安寧療護」，再擴充為「安寧緩和醫療」或「安寧與緩和療護」，但我還是覺得大陸的名稱淺顯易懂：對臨終病人的關懷照顧。不過事情並沒有像表面上那麼簡單。因為現代醫療科技發達，即使是臨終病人，也必須救治到底；所以關懷照顧經常被加護急救所取代，死而後已，卻未得善終。為了讓末期臨終病人擁有另類選擇，西方國家乃發展出「緩和醫療」，以取代急救治療。

　　

緩和醫療以緩和病情為主，事實上已不再進行無謂的治療了。但是如此作法，在病家看來無異是「等死」；醫護人員很難說服病人和家屬，放棄最後一線希望。這件事表面看起來很殘酷，但是仔細一想，它正是每個人終究必須面對的現實；臨終關懷適足以讓這個過程，變得更合乎人性。記得有一回到淡水馬偕醫院安寧病房去參觀，他們送了一卷公益教學錄影帶，我帶回來放給學生看，大家終於曉得是怎麼一回事。節目裏有孫越、陶大偉、張小燕講解，大意指人生是一段旅程，到了站就該下車，這點我想人人都懂。問題是有些人的臨終階段，需要拖上一段時間，卻很容易被人間遺棄；也就是所謂「生物性死亡」之前的「社會性死亡」，這的確不是一件妥當作法。

　　

無論是「臨終關懷」還是「緩和醫療」，其目的都在為末期病人送終，同時希望他們能夠得到善終。在臺灣，安寧與緩和療護的主要對象乃是癌末病人。由於每年死亡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癌症患者；而癌末病患必須忍受半年上下的痛苦歷程，緩和醫療即為緩解此一痛苦而發。我對緩和醫療的瞭解，最早來自一冊書《情深到來生：安寧照顧》所介紹的美國實況，近年臺灣也有不少學者專家通過醫護現場的考察，記錄下安寧病房的點點滴滴，可視為極佳的在地化生命教育教材。不過像「臨終關懷」這樣的概念或議題，要想深入人心，不只是在學校推廣生命教育，更必須把它擴充為一種全民教育。唯有把死亡和臨終的議題，納入每一個人的人生觀當中來考量，生命方能真正彰顯出意義。

交 代

交  代

　　

自從知道有「預立指示」或稱「生前預囑」這件事以後，我就覺得它代表著今日人類的無奈與悲哀。1996年老父在美國重病送醫，第一次看見這種文件；而在家屬代行簽署之後的三十二小時，他老人家便離開人世了。想想可算是有驚無險，讓他得以全身而退。有些重症病人恐怕就沒有這般幸運，他們可能在與死神拔河的過程中，受到命運無情的擺布，挨到最後一刻才含恨以終，死前仍痛不欲生。現代科技如此折磨人，可真算是文明的一大諷刺。以前的人活不長，無藥可救時卻能「知命」；如今我們活得夠久，臨終前被機器控制只好「認命」。「安寧緩和療護」的出現，以及「預立指示」的普及，多少意味著不希望作繭自縛的出困之道。科技造福人類，卻也帶來不少後遺症，由此可見一斑。

　　

以一般遺囑交代「後事」，屬於人之常情；需要用到預立指示交代「前事」，可就不近人情了。偏偏現代「先進的」醫療科技，把我們帶進這種生命的窘迫之境，加深了臨終前「身不由己」的悲哀。而從另一方面看，其實醫療人員也有身不由己的處境。畢竟救人乃是醫師的天職，他們不能見死不救。過去醫療不甚發達，醫師和病家只好「聽天命」，彼此沒有什麼爭議。如今科技越來越進步，足以「盡人事」的空間變得寬廣許多；醫病雙方對於治療方案和生死決策，並不一定同調，反倒容易引起爭議。尤有甚者，萬一病人不幸死於手術檯上，家屬一狀告進法院，或是在醫院門口灑冥紙抬棺抗議，都會讓醫院產生困擾。預立指示的實施，一方面固然是尊重病人自主，一方面也有為醫院擺脫醫療糾紛的考量。

　　

美國是一個講究法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勵行預立指示制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身處華人社會的我們，住院治療還要自擔風險，難免令人不太適應。但是如今它已於法有據，大家只好從善如流了。不過我總覺得，既然預立指示都已交代，不如把遺囑也一併寫下，如此一來可說萬事齊備。寫遺囑、立指示，都屬於未雨綢繆之舉，卻也可以就此反省人生。我多年來開授通識選修課「生死學」，照例期末得寫遺囑當作業。看他們在課堂上煞有介事地埋頭苦幹、振筆疾書，有人寫到下課都不捨得交卷，不免深有所感。有位同學表示，他就是聽說這門課要寫遺囑才來選修的。年輕人覺得如此上課很新鮮、很「酷」，我卻希望他們在大學畢業成人之前，對自己有個交代，讓人生從此擔起應負的責任。

自卑與超越

自卑與超越

近半世紀前我念高中時，有一夥三人死黨，喜歡逛書店、讀雜書。臺北市的牯嶺街是我們的最愛，早年那是一條滿布舊書攤的藝文街道，名導演楊德昌還曾以它做題材，拍了一部得獎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這群三人組，真是不折不扣的「牯嶺街少年」，下課後便在那兒流連忘返。當時臺灣正流行存在主義思潮；年輕人浸淫虛無、咀嚼苦悶、追求晦澀、嚮往存在，在「存在先於本質」的口號話頭下，視一切莫不充滿荒謬。那年頭我們崇拜沙特、卡繆、貝克特，言必稱齊克果、叔本華、尼采，同時囫圇吞棗嚥下一堆道家、禪宗、心理分析的零碎概念，用來印證自身存在的無意義。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種擺盪的心情，真的會引領我們走向無意義的生活。

    我們三個愛讀雜書的好友，對學業書本的態度卻南轅北轍。我認為讀教科書無益於人生，所以得混且混，功課一塌糊塗；畢業時是全班倒數第二名，雖然沒留級，卻註定考不上大學，只能流落到補習班準備重考。另一位較年長的同學比我用功，卻考運不濟，被拒於大學之門外；因為年歲稍長，役期已屆，來不及重考，便去當兵了。偏偏三個人之中有人考上臺大，予另外兩人沉重的一擊。我算是比較散漫的，考不上就準備重考，沒什麼大不了。當兵的同學卻不作此想，總覺得自己很丟人。他是長子，爸爸為醫學院教授，當兵時留著小平頭，休假回來不好意思見人；只跟我這補習班高四生約在新公園見面，然後沒頭沒尾地發一陣牢騷，頭上始終帶著一頂便帽。

平心而論，我的同學兵當得十分涼快，在部隊門口站衛兵，一天值勤六小時，其他啥事都不用管。壞就壞在他在軍中空閒時間太多，多到沒事兒盡胡思亂想。有一回他休假來找我，兩人在公園各灌下一瓶烏梅酒，這老兄竟趴在我肩頭上痛哭流涕，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十天後他就在部隊附近撞火車自殺了，更嚇得我好幾天魂不守舍，坐立不安。事後我和讀臺大的同學到他家去上香，看見熟悉的公車月票上大頭照高掛靈堂，場景荒謬得令我忍不住想發笑。出門前他父親拿著一些老友的遺物給我，其中有一冊他從我書架上取走的書──心理學家阿德勒寫的《自卑與超越》。我翻開一看，講自卑那幾章被他劃得密密麻麻的，旁邊還作了許多註腳眉批；而論超越的部分卻乾乾淨淨，隻字未讀。我突然領悟到同學離開我們的原因了。

寂寞的十七歲

寂寞的十七歲

白先勇早年有部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其中一篇〈那晚的月光〉寫得相當動人，還翻譯成外文流傳海外。大意是講一名專科女生跟大學生談戀愛，在浪漫的月光中發生關係，未婚懷孕，奉兒女之命成婚，年輕的生命從此開始背負起家庭的重擔。故事充滿著淡淡的美麗與哀愁，彷彿就是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寫照。我還依稀記得自己十七歲時正在讀高二，處於「年少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慘綠少年階段，每天啃咬著一些存在主義晦澀的話語，感嘆人生不知何去何從。有時還在校刊上塗抹些用虛無意念堆砌起來的文字，就這麼跌跌撞撞走完了寂寞的十七歲。它的唯一後遺症，是我因此執意要考心理系或哲學系；後來果然進入哲學系，一生面臨存在抉擇至今。

    並不是每個人的十七歲都能夠順利度過，從念哲學到教生死學，總讓我想起兩個十七歲即遭遇不堪的年輕生命：王曉民與廖曼君。王曉民於1963年9月因為遭逢車禍昏迷不醒，成為植物人前後四十七年，創下長期存活悲慘的世界記錄。當時她是中山女中高二資優生，同時還擔任學校儀隊隊長；但是一場意外車禍，卻讓她的後半生完全改觀。王曉民的個案，曾經在臺灣激起一陣討論安樂死的風氣；她的父母甚至向總統上書求情，但終歸無效。後來父母逝世，由妹妹撫養至死。曉民從十七歲躺到六十四歲，都到了可以作祖母的年齡；帶給人們的印象，卻仍停留在高二的不幸遭遇。另外一個年輕的生命，則在十七歲猝然而止，那便是臺中女中高二資優生廖曼君。

廖曼君於1998年9月的一個清晨，從五樓住家躍身喪命，有家室的男友也在同一天跳河殉情。我們只知道她愛上了不該愛的人，但是小女生卻認為大人們的世界太複雜，於是她留下遺書走了。廖曼君事件發生的時候，剛好碰上臺灣省政府開始大力推動生命教育，一時蔚為新聞重點，留給世人的則是無限哀嘆。廖曼君在不該告別的年紀，寫完遺書然後離去；王曉民則完全未留下隻字片語，便從此不言不語。兩人的青春年華已隨風消逝，卻為我們捎來兩點啟示：生命教育應該加入女性主義的素材，讓女人在命運面前挺立而非臣服；預立指示應該納入生命教育向全民傳播，最好是從青少年身上著手以未雨綢繆。畢竟從十七歲到七十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家都希望看見的是，每一個年輕的生命不斷上揚而非殞落。就讓我們共同攜手推動生命教育吧！

牯嶺街少年

牯嶺街少年

        我這個人心浮氣躁，雖好讀書卻不求甚解，且喜讀雜書而非課本，因此功課一塌糊塗；別人高中念三年，我卻前後熬了五年才進入大學之門。然而事後回想，我這五年也沒有白過；雖然制式教育於我幾乎毫無所獲，自我教化卻相對呈現一片豐收。可以這麼說：上大學之前這五年，我是遊蕩在牯嶺街頭，渴望發掘心靈食糧的苦悶少年加蒼白青年。在信手拈來、囫圇吞棗、隨興抹塗之下，結果造就出一個於現實邊緣夾縫中求生存，卻永遠愛作夢而不顧甚至反抗現實的哲學系學生，以及今天的哲學教授。說我「四十年如一日」似乎有些超過，但今日之我仍看得見那年少時特立獨行的身影。四十四年前我選擇了哲學，如今哲學選擇了我；但不是學院裏那些繁瑣的專門哲學，而是如常識般貼近身心的人生哲學。

   

我的人生觀之樹立，與牯嶺街有深厚的淵源。牯嶺街是臺北市南邊一條較為幽靜的街道，早年以滿布舊書攤聞名。我自高中到大學時代，時常到那兒去尋幽訪勝；不經意購得的舊書，填飽了我渴望求知的心智。說是認知的心智，但更深沉的則是抒情的性靈。三十多年來，我用知識傳授的方式，包裝熱情的生命吶喊；近年彷彿包不住了，常常在課堂上脫口而出，同學卻當作是演戲。其實當老師本來就是演藝事業；要站在講臺上，恰到好處地演示出個人的學養和技藝，讓學生有如沐春風、值回票價之感。不過話說回來，我並非有意選擇當老師的，而是「做了過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一旦考進哲學系，除非另謀他棲，否則就要更上層樓，拿到博士學位，也就順理成章加入為人師表的行列。

如果把十五至二十五歲當作人生的第一輪風水，一般年輕人大多循著高中、大學、就業的途徑前行，有時也會選擇進研究所深造。依我的經驗，高中階段可說是塑造生活態度以及樹立人生觀的關鍵時期，因為社會要求我們在這個時期選擇「我的志願」，然後開始累積實力，以實現這個志願。像我太太的姪兒考上高中時，問他將來想學什麼，他一時無法確認，但明確肯定不會念文法。過了一年要分組，他很自然地選擇自然組，並且在理工醫農裏，挑中工科為奮鬥目標；全力以赴之下，終於錄取國立大學電機系，如今則已取得碩士學位，並順利進入臺積電任職。這是許多男孩的典型生涯發展，偏偏我走上不一樣的道路，而且把步調弄得很複雜，高中和大學各重考一次，後來進的還是最冷門的哲學系，一切不能不說是我那混沌的意志，在嘗試錯誤下的漸次體現。

幼兒園

幼兒園

印象裏我是上過幼兒園的，那個年頭稱作「幼稚園」；我想自己當時一定十分幼稚，非常調皮搗蛋，以至於讓老師向我母親抱怨，我一個人要當四個人管。這件事在半個世紀後還被老母不時提及，令我懷疑自己小時候很可能是過動兒。過動兒的特性就是坐不住，而沒定性的人很可能會一事無成。不過事情也並非那麼絕對，如果讓過動兒朝拚命動的方向發展，也許會大有出息，此事已在榮獲八面奧運金牌的美國游泳選手身上得到印證。至於我可說完全沒有運動天份，好動純粹就是心浮氣躁使然。幸好年歲日長以後，我學會盡量將生活簡化與淨化，然後集中心力到少數對我有意義的事務上；即使無法專注，也不會毫無所獲。如今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不外寫作、志工與教學三者。

 

教學與研究曾經是我身為大學教師的興之所在，如今退休兼課，只能視為志工性質，歡喜做便是。至於過去在學校裏擔任行政工作，那是五十歲以前的人生試鍊；年過半百之後，能免則免吧！唯有寫作一事，始終是我心目中「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崇高事業。我雖然當過記者，靠耍筆桿混飯吃，但總覺得自己在這方面成不了大氣候，以至如今僅能寄情小品散文以聊勝於無。我羨慕那些能信手寫小說的人，猶記得住校時在宿舍內吃火鍋，當酒肉穿腸過之餘，只見大伙兒皆是滿口荒唐言，卻有一名學弟可以一邊手握酒杯暢飲，一邊下筆百萬大軍，此人即是張大春。另外我還聽說小說家張系國可以一邊讓兒女爬上身，一邊在筆下爬格子，這般定力不知是如何培養的？總之，我這一生對此是難以體會的，因為我既無子女又未曾寫小說。

   

有小孩的家庭可以享天倫之樂，而父母的快樂相當大程度地建築在子女的快樂身上；究竟今天的孩子快不快樂？我不太確定，唯一確定的是我在念幼稚園時，並沒有什麼造成不快樂的壓力存在。但願不是我跟不上時代，現在的兒童似乎要學習的內容實在太多，例如外語、電腦、樂器等等；當然這些都是未來的事業發展及生活修養之所需。不過我總覺得太小就接觸難免揠苗助長。也許樂器應該從小學起，可是一個五音明顯不辨的孩子，買臺鋼琴給他就嫌多餘。我同意在幼兒園階段應該及早發掘孩子的潛能，但為人父母者不能陷入「避免輸在起跑點」的迷思，而一味去讓子女學東學西。有時候放羊吃草是最好的學前教育，何況有些兒童確實可能大器晚成。起跑點固然重要，但唯有跑到終點才算數，不是嗎？

三歲看一生

三歲看一生

我考上大學的1973年有三位生物學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他們研究的專門領域是動物行為學。其中有位學者提出一套有關學習關鍵時期的理論，後來我還曾經在心理學課本中讀到。此一理論大致是說，任何高等生物在學習生存與生活技能時，都有一段可以觀察並計量的時期。以人為例，三歲以前的模仿學習頗具關鍵性；錯過這個階段，再想學就不免事倍功半。這或許就是經驗性說法「三歲看一生」的由來。不過當初科學家注意這個現象，是從觀察小雞、小鴨、小鵝開始的，他們觀察到家禽自卵中孵出後，張開眼睛看見的第一個會動的物體，便認定是母親而追隨之。有張著名的相片，呈現這位科學家在前面行走，後面跟著一群小鵝，想必是他因緣際會當上了鵝媽媽。

既然是科學理論，想必可以實驗證明；我雖然沒有探詢究竟的精神，卻在一個奇妙的際遇中，意外地得到驗證。事情是這樣的，學生時代有年暑假跟同學到福隆海水浴場露營，玩得一身骯髒狼狽，回程搭火車不好意思去擠客車廂，只好窩進燠熱的貨車廂內席地而坐。我們坐在稻草上昏昏欲睡，面前疊了一堆蛋盒子。過了一會兒，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當車子停靠站時，盒子卻不斷晃動。不久便見到蛋殼陸續裂開，一隻隻濕漉漉的小鴨子破卵而出。又過了一陣，鴨毛乾了，變成毛茸茸的鮮黃色，小傢伙也開始吱喳不休；重點為我是它們第一個張眼看見會動的物體，於是便跳在我身上打轉。那天下午我當了一個多鐘頭快樂的母鴨，苦惱的是下車時十幾隻小鴨跟著我在月臺上疾走，結果當然是一片混亂。

我已經不記得那天是如何收拾殘局的，要怪只能怪天太熱造成鴨蛋提早孵化，卻讓我意外地接觸到一場生命降臨的洗禮。小鴨子跟著我走是本能的反應，人之初有樣學樣不也是一樣？據說人類三歲以前的反應，還不如我們的遠親黑猩猩呢！不過只要三歲前正常地學習，日後的成就將不可限量。人跟猩猩分道揚鑣的重大差異是語言的使用，講話溝通令人類個體不斷接受刺激並作出反應，從而大大地開發了頭腦的潛力。我們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也創造出集體的文明。所以打算生小孩的人，必須想清楚孩子在滿三歲可以送進幼兒園以前的家庭教育要如何進行。子女這一生的成敗，很大一部分決定於這一階段的養育教化，為人父母者能不慎乎？

死生有命

死生有命

　　

有天晚上看見電視中在訪問一對異國夫妻，而且是老夫少妻，兩人一道開店製作豆腐。記者問及兩人婚後相處情形，已經能夠用流利國語表達的越南配偶笑著說道：「一切都是緣分嘛！」坐在一旁吃著炸豆腐的先生也靦腆地表示：「沒有緣分她早就回家去了。」原來越南新娘嫁過來的時候，不會煮飯作菜；家人擔心先生不接納她，便叫她一旦不適應就趕緊回家來。好在年輕女孩有心嫁雞隨雞，加上肯學，就這麼一道一道菜學了三年，如今兩人已成為生活加事業的共同體，彼此終身厮守。當太太把炸好的豆腐端上餐桌時，先生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我每天都吃自己作的豆腐，這樣才知道作得好不好。」畢竟這是太太親手炸的，而太太的辛苦努力，才使得這段情緣長長久久。

　　

    印象裏看韓劇不時發現婆媳相處與孝道的劇情，再聽說許多人願意娶越南新娘，是因為她們較守婦道；後來仔細一想，原來韓國和越南都是深受中華文化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家，所以在生活習性上，讓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真正有意思的是觀念的融通，東南亞各國多信佛教，而佛教正是講緣起緣滅、聚散無常的。人生若是一切隨緣，則長久的人際關係便難以建立；此時儒家所看重的名分，就可以適時發生作用。「緣分」其實可以拆成「緣」與「分」兩件事來看；「緣」指「偶然的緣會」，「分」指「必然的名分」。人際關係的建立皆屬偶然，連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也不例外；然而一旦建立即得以靠名分固定住，再由彼此用心加以維繫。我們跟家人親友的關係，都是各式各樣的緣分；而個人的生滅消長，則歸於命運。死生有命，在生命終點之前，藉由緣分所建立的關係，還是可以發揮關愛之情的。

　　

    「緣分」與「命運」是華人社會最常被拿來解釋人生種種遭遇的觀點，倘若大家能夠把這兩個觀點分別拆開來看，無形中便多為我們帶來了一些選擇餘地。一如「緣」指「緣會」，「分」指「名分」；「命」反映的是「命定」，而「運」則可以體現出「運氣」。命中註定的事情當然不能改，而可以改的部分，就表示我們在「運作」自己生命裏的「氣勢」。由此觀之，「緣」與「命」似乎由不得人們作主，但是「分」與「運」卻正是可以大有作為之處。人之將死也許是命，用科學的說法，即是由基因決定；但是對臨終者的關懷，卻是周遭與之結緣的人們，可以多所發揮的地方。像殯葬業者若是因為生前契約而與客戶結緣，當客戶走到生命盡頭時，則嘗試以朋友的關係接近當事人，為其提供無微不至的關心與照顧。你我都是有情眾生，在死生有命的情況下，推己及人去關愛別人，不是等於「同體大悲」的實踐嗎？

單身貴族

單身貴族

身處華人社會，傳統的社會規範乃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今西風東漸，人們的思想也開始多元化。從多元的觀點看，一個人成年後的選項，並非只有一種，而是四種：結婚生小孩、結婚不生小孩、不結婚不生小孩、不結婚但生小孩。最後一種是組成單親家庭，這在歐美社會或許行得通，但在華人社會卻可能引來閒言閒語，影響下一代全人發展，因而在此不予鼓勵。至於其他三種可能性，我覺得大家都有進一步瞭解的必要。結婚生小孩是典型的家庭樣態，過去在大家族裏生下小孩不怕沒人帶，如今核心家庭必須要生也會養。常常看見夫妻忙於工作事業，孩子交給別人照顧，長年下來造成親子疏離，長大後更缺乏相處機會，如此生小孩便失去其意義。

    我覺得生小孩就必須善養，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社會。著名學者胡適在1918年推行五四運動前一年，曾經留下一首寓意深長的新詩，題目為〈我的兒子〉。他是如此苦口婆心地寫道：「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後主義』的招牌，於今掛不起來了！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雖然胡適後來陸續生了四個孩子，其一還在大陸反對胡適的運動中，用此詩批判父親；但是我仍然推薦這首詩，並認為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細細咀嚼。

無後主義的精神，我和太太擇善固執地用半生實踐予以印證，確定有充分可行性。至於單身生活，年輕人嚮往做「單身貴族」，我的看法是：單身容易貴族難。所謂「貴族」，應該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而非全然為經濟能力的無所匱乏。現今有些人達到適婚年齡，雖然衣食無缺，卻終日惶惶，魂不守舍。這種人充其量只能視為處於擇偶階段，根本稱不上「單身貴族」。要想主動維繫單身，而非被動保持單身，一個人必須學會安身立命的工夫，落實生涯規劃和時間管理，如此才有資格進入「單身俱樂部」。當然這兒指的單身，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真正自了漢，不包括同居生活在內。一旦選擇過單身生活，就需要培養個人興趣，並持之以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