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

學思憶往 64 :觀生活




    《觀生活》無論如何也算是我頭一部人生哲學著作,但它既未呈現為學術論著,亦不屬於教科書,而是有其一貫內在理路的百帖千字文。採取小品文形式舖陳我的人生觀,其實是想用「生命敘事」或「生活故事」的情意書寫,來體現活學活用的效果。回想我曾在空中大學擔任「人生哲學」一科的面授教師,見考試居然用非對即錯的是非題,來評量學生的人生觀解,令我深感無奈。後來在銘傳開同名通識課,就想到用小文章來談大道理,只可惜當年還未動筆,只能拿些坊間的美文借題發揮一番。用小品來表達哲理,是我在南華任教的事;之後再回到銘傳,手中已有自己的心得了,就讓學生同樣寫心得當作業繳交評分。這是一種情意教育下的體驗工夫,評量標準就看年輕人有沒有參與感,真正做到「我手寫我心」,而非拿別人的文章搪塞,但不幸還是發生了小小憾事。

    事情是這樣的:我請同學繳交心得作為平時成績,有人全力以赴很當一回事,有的便草草寫幾行虛應故事一番,等而下之則是用抄襲拼貼交差了事。最令我惱火的是,有個小伙子抄了一篇討論為學與做人的文章,居然是從校報的社論下載的;他大概以為我不會讀學生報紙,偏偏那篇社論的作者正是我,這下子摸魚摸到大螃蟹啦!我當即罰他抄寫原文一百遍,否則該科當掉;後來於心不忍,輕判抄十遍算了。其實退一步想,一種米養百樣人,每一班都有用功的和打混的學生;而我教的又是大家心目中的「營養學分」,只能盡可能提供年輕人一些心靈養分,吸收不吸收得了,就看他們用心與否了。我常苦口婆心表示,上大學不像中小學是義務教育,而是權利教育;大家都有求知的權利,自願放棄不是賺而是賠。當然這還是要看同學們怎麼想,想我大學時代也不是用功的好學生啊!

    《觀生活》所展現的人生哲理,前半部是採取我在建構生死學時所使用的框架,只是將「生死學」轉化為哲學性的「人學」,再依理論面的「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與實務面的「教育、輔導、關懷、管理」,總共九大面向加以引申闡述;至於後半部則以「修身、齊家、合群、治國、入世」舖陳「生活的開展」,再取「真、善、美、聖」觀照「生活的本質」。對此我自認為已於人生諸般面面俱顧,無所偏廢;後來為了要償還出版商的書債,遂另外創作一本生活心理學通俗著述,由「生活的開展」倒著講,倒也頗能自圓其說。在《觀生活》的末尾,我再度拈出自己的哲學觀點,此即之前三年於《教育哲學》一書中所楬櫫的「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十餘年後的今天,我已將其深化,稱之為「天然論哲理學」,以作為「大智教化」的哲理基礎。




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學思憶往 63 :觀生死




    2004年初我出版了兩冊套書,主題都是《生命教育》,副題分為《倫理與科學》及《學理與體驗》,序言皆稱〈生命教育二書〉,結集了此前十年的生命書寫,當時生死學正方興未艾。2007年底我再度端出兩冊套書,主題分為《觀生死》及《觀生活》,副題則是《自我生命教育》,序言各取〈心靈會客室〉和〈生命情調的抉擇〉,開啟了此後十年的大智書寫,凝聚出今日的「大智教化」論述。我所建構的「大智教化」,自視為官方「生命教育」的民間版、成人版、擴充版與升級版,秉持「各自表述、各取所需」精神,彰顯「安身立命、了生脫死」宏旨。2016年中出版的《學死生》,反思了自2001年中《生死學》問世十五年以來的生死探問,拈出「向死而生、由死觀生、輕死重生」三部曲的哲理論述,此乃對《觀生死》「生老病死、生住異滅、生生不息、反身而誠」四部曲的常識深化。

    第二批套書的誕生其實十分偶然,當時我在四年之間連續寫成七種教科書,篇章之後都附有〈心靈會客室〉專欄,共得百餘帖。專欄的柔性訴求得到學生廣泛認同,詢以是否能夠結集出版單行本,予我相當激勵作用,遂動手整理修訂舊作。與此同時,一家知名出版機構正在規劃通俗心理學叢書,邀我共襄盛舉,我當然樂於參與其事,於是選在2007年大年初一開春動筆。或許是樂在其中,意志集中,力量也集中,居然在十六天內便完成百帖千字文;平均每日六、七千言,大約跟當年在電視臺當雜誌記者的功力不相上下,二十五年下來寶刀猶未老,頗感欣慰。只是這種快樂與欣慰,不久之後就被編輯當頭潑冷水,全書退稿啦!原來我把人家設計的生活心理學通俗著作,寫成了人生哲理系列表述,當然不符所需。但是已經簽約領錢,不能不有所交代,只好另外再寫一本交差。

    別人不要的那本放著可惜,正好小品文結集已經成形;反正都是百帖千字文,就乾脆搭配在一道,編成套書出版。如此一來,既屬意外收穫,也算圓滿結局;事後想來,不禁菀爾一笑。生死與生活可以對照地看,非死即活;新的套書從死之觀照寫到生之哲理,預示了日後三部曲論述的方向。平心而論,《觀生死》寫得比《觀生活》來得活;雖同為小品文形式,但前者來自散布各書的多元專欄,後者則屬一氣呵成的系統表述。專欄文章當然依於不同教科書的主旨而寫,它們分屬生死學、醫學倫理、生命教育、教育哲學、教育學、殯葬學、殯葬教育。面對如此多元的論述,我在編修專欄文章之際,採取的乃是「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原則;幾經調整纂輯,終於浮現相互參照、前後呼應的理路,閱讀起來非但不感吃力,反而還會發現其中的連貫性,這是我引以自豪之處。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學思憶往 62 :醫護生死學




    2003年我屆齡半百,在SARS的陰影中花了三個多月時間,獨力完成一部教科書《醫護生死學》,作為大專護生的生命課用書。三年後終於有機會親自上陣授課,在耕莘護專面對百餘名女娃兒暢言生老病死;沒想到小女生對我的書興趣十足,除了練習題方便她們準備考試外,真正吸引目光的則是全書十六章所附的三十二篇哲理小品,我稱為「情意教育專欄」,總標題都是〈心靈會客室〉,以承繼過去在報端開同名專欄一貫的性靈書寫精神。由於生死議題算是人們心目中「難以承受之重」,倘若能夠在「說理」之餘,對照一些「抒情」小品,跟知識性論述相輔相成,或許更能啟迪人心。發現如此嘗試相當管用,我便在日後撰寫各種教科書時盡量沿用,「軟硬兼施」,對讀者的知情意行從事全方位教化。小品文寫多了,又意外結集出版,受到歡迎,我甚至考慮專事此類創作。

    行年六時有七,前後總共完成三十三部著作;沒有什麼著作等身、立言以不朽之類想法,純粹是我手寫我心,不吐不快。其實我因為勤於反省,所以還會寫日記,學生時代連續記了十三年,晚近又不停書寫十二載;反身而誠,理由無他,自我療癒安頓而已。神經質性格的我,待人處事往往患得患失;加上優柔寡斷,成事不足,眼高手低之下不時感到失落。倘若不是勤於動筆,又好為人師,恐怕早已尋短去了。年輕時經常鑽牛角尖,的確曾經想過輕生,只是猶豫不決於如何減少痛苦得以好死,竟蹉跎活到今天。如今大抵已不再起心動念,但願能活完平均餘命,於願足矣。回想我是因為研究護理學哲學,從而接觸到護理專業人員,進而涉足護理通識及專業教育。像我曾在嘉義崇仁護校為老師講授「生死學」,以及耕莘護生的同名課,都被歸於專業課程。

    我對護理人員所執行的專業,一開始並沒有什麼具體認識,頂多在醫院看見護理師和護士辛勞值勤,還有就是母親年輕時曾擔任軍護工作,甚至獲頒「准尉」軍階,有老相片為證。白衣天使的照護形象,加上母親的戎裝英姿,令我對護理專業與人員保持相當敬意,進而樂於參與其中,提供教育訓練服務。我的教科書分為生死關懷、生死抉擇、生死服務三篇,向科技專家施以人文教育;正是在此書中,我所建構發展的「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得以全面落實,運用於所有章節中,成為論述骨幹。日後我更將該模式不斷深化,使之成為各種生命書寫的敘事觀點,從而對人的生命之把握得以面面俱顧,無所偏廢。回顧我的著作雖多,卻大多為教科書,難以擲地有聲。不過在書中納入情意性的文字,卻逐漸轉化了我的寫作風格。




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學思憶往 61 :心靈會客室




    將宗教信仰、民俗信仰以及人生信念,都視為美感體驗,而非不變真理或是行善指南,是我的一貫態度;既然古希臘哲人將真善美相提並論,把信仰與信念納入美,或許能讓生命更臻於和諧。我的態度雖來自長期生活閱歷,卻並非自以為是或空穴來風;民初哲學家暨教育家蔡元培便寫了一篇文章〈以美育代宗教論〉,闡述其中緣由。哲學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三大面向,前二者處理「求真」的問題,後者分別探討「行善」與「審美」;一般多認為宗教勸人為善,因此宗教主要便在行善。但是蔡元培卻看見其中潛藏的危機,因為世界上宗教不止一種,而每種教派本身又具有排他性,一旦擇「善」固執,互不相讓,便會引起衝突,嚴重時更發生戰爭,歷史上隨處可見。相形之下,美即和諧,美與不美見仁見智,雖可能各執己見,卻不易形成對立局面。

    「求真」有經驗中的客觀真偽足以分辨,「行善」和「審美」卻牽涉到人心主觀的價值判斷;其中後者頂多分判美醜,前者卻要決定是非、對錯、好壞等等,情緒反應往往較前者來得強烈。一旦「義憤填膺」,每個人都認為正義站在自己一邊,動氣便容易引發爭執,審美便無此顧慮。雖同為價值判斷,當然善與美不可能隨處混為一談;但有些敏感立場若不同調,便容易爭論不休,尤其政治與宗教立場,還是少談為妙。如今政治歧見多訴諸選票,偶爾也會走上街頭陳抗;至於排他的宗教原本即凸顯分歧,只能共存無法融合。這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不同信仰的人彼此相安無事便好;不過如今國際社會上基於信仰的衝突不斷,像基督徒跟穆斯林對立此起彼落,不免令人懷疑各大宗教信眾的愛心善行究竟何在?既然行善仍產生對立,那麼退一步走向審美,有無改善可能?

    「以美育代宗教」固然曲高和寡,但畢竟代表某種理想;尤其在「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為主的華人社會,開發一些人生美學,作為生命中值得去追求的信念,或許是可行的改革創新途徑。我正是在這種旨趣的引領下,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之路,動筆寫哲理小品,用以「獨抒性靈」。時至今日我已完成八部,它們大多以百帖千字文形式呈現。七、八百帖小品,「我手寫我心」,係從2001年初慈濟替我結集出版《心靈會客室》起步。那其實是一段偶然的因緣所促成,之前一年臺視老同事高雷娜到剛創辦的《人間福報》編副刊,邀請我寫專欄,每週一篇,標題就叫〈心靈會客室〉。我前後寫了十個月,共得四十餘篇,篇篇都是我見、我感、我思,「筆鋒常帶感情」,竟意外找回失落已久的詩情畫意,更改變了自己的生命情調。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學思憶往 60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將作為德育的倫理教育或道德教育,轉化擴充為更形多元的生命教育,當然不能只介紹及討論哲學方面的倫理道德議題,而必須放大視野,納入更多人文關注;若以此為標準看,當年高中「生命教育類」課程,至少已符合形式上的要求。高中生命課共規劃八門,除一門為概論外,進階課分屬哲學、心理學、宗教學及生死學;前二者為基本學科,後二者則歸跨領域學科。課程以終極關懷、倫理實踐和靈性發展為目標,其中又以後者最為關鍵;它希望「協助學生追求正向的自我觀念,增進人格與心靈的成長」,其用意則在於「將生命知識內化為生命智慧,使人能夠在『實踐』面『誠於中、形於外』,而將知情意行統整起來」。這不啻為德育的最高理想,亦即知行合一;但既然已轉化擴充為生命教育,理當打破德育壁壘,至少將促進團體活動的群育,以及激發美感體驗的美育一併納入。

    靈性即精神性,人格與靈性課遂紮根於心理學;本科課綱要求學生能夠「瞭解心理學中精神分析學派、行為主義學派、人本主義學派與超個人心理學派對人性的基本假設」,但這些只是流行於美國的科學心理學「四大勢力」,並未及於歐陸及中國的哲學心理學議論。進一步看,本科其實包括兩階段進程,亦即由「人格統整」走向「靈性發展」;它對前者的解釋為:「是指一個人在道德上的知行合一,也指一個人在人格內部如身心靈或知情意行上的一致與和諧。」而人格統整則可以通過品格教育來實現:「品格教育是強調『人應如何生活?』這個問題比起抽象的道德原則或理論更為根本,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價值、態度或德行。」心理學至此又回到倫理學,通過倫理實踐讓人格統整充分體現,從而進一步走上靈性發展的大道;只是本科採用超個人心理學路線,相當值得商榷。

    「靈性發展」係以「第四勢力」超個人心理學為依歸,而這又來自「第三勢力」人本心理學家對自身不滿與不足的改革創新之道,尤其是提出「人類需求理論」的馬斯洛。課綱指出:「馬斯洛在晚年對於需求理論的修訂,增加了『靈性需求』為人類最高層次的需求。」其於生命教育的作用則為:「透過靈性發展,協助學生瞭解我是誰、對自我的探索與期待、對生命意義的建構與追尋,及對信仰的盼望等的追尋。」就有關信仰部分,課綱的界定是:「傾向相信超越我們感官世界的經驗」,以及「對上帝、上天或終極存有的回應」;這是十足西方宗教信仰的看法,我表示尊重,但強烈建議應於在地生命課程中,納入中華本土文化的人文自然信念,讓學生有所反思,並做出妥善的存在抉擇。我所提倡的生命教育民間版稱作「大智教化」,主張「靈性即性靈」,將人生美學列為選項之一。




2020年7月13日 星期一

學思憶往 59 :生命與科技倫理




    1982年美國哲學家杜明發表論文,題目為〈醫學如何挽救住倫理學的命脈〉,標幟出醫學倫理的角色重大變革,並且宣示應用倫理學應運而生。醫學倫理誕生於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百餘年來都扮演著督促醫師在執行專業時,必須謹守道德規範;從古希臘的〈醫師誓言〉到近代英美等國的〈醫師準則〉,皆為知行準繩。但是二十世紀以後醫療科技日新月異,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也日益增加,醫學倫理的考量,勢必要超出規範醫德的範圍,而擴及至外界各種條件。1975年一名女大生昆蘭飲酒嗑藥導致重度昏迷,又錯過急救時機,只能靠著維生器材苟延殘喘,結果一躺十年才去世。此事曾為是否應拔管而鬧上法庭,引起全美矚目,遂形成一連串醫學倫理探討的擴充與深化;甚至跟生物科技研究所引發的倫理問題相結合,共同組成「生物醫學倫理學」,或稱作「生命倫理學」。

    檢視生物醫學困境的生命倫理學、促進環境生態保護的環境倫理學,以及規範企業組織運作的企業倫理學,是上世紀八零年代興起的應用倫理學最初三大內涵。進入新世紀後,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網路流通,引發出嶄新的倫理危機。此外還包括核能災害、戰爭武器、疫病流行種種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脅,讓應用倫理學關注的視野不斷放大,相關的教學活動也必須與時俱進,跟上腳步。高中「生命教育類」課程開設有「生命與科技倫理」一科,總共介紹資訊科技、生命尊嚴、醫療活動、科學研究、生態保育等五大課題,大致涵蓋前述各種具體課題,亟待通過倫理反思與哲學批判,予以深入檢視和推陳出新。但是應用倫理學並不止是基本倫理學的直接引申或思辨應用,而是在跨學科甚至跨領域探究下,尋求多元對話的可能,最終還是希望立法以改善現狀。

    以資訊倫理為例,由於相關科技發展太迅速,影響也變得極其複雜,立法始終落後於變化,追趕得十分辛苦。遠的不說,像舉目可見的侵犯隱私、竊取個資、詐騙流行等,在在造成人心浮動,社會不安,有待從根救起,以防範於未然。另外像生命尊嚴議題,如要求安樂死立法,在知名人士如記者傅達仁、作家瓊瑤等的大聲疾呼下,總算引起人們正視和討論,但是距離真正的立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實臺灣的社會人心並非鐵板一塊,而且絕不保守,像同志成家議題引起大法官釋憲,竟意外造成我國在亞洲最先進的形象。既然有此先例可循,為安樂死立法並非不可能,但這並不止於修法而已。目前我們已有實施安寧療護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及推廣預立指示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但是這些都不足以涵蓋人們期待「安樂善終」的積極作為,必須單獨立法規範才行。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學思憶往 58 :性愛與婚姻倫理




    「生命教育類」課程一旦列為高中必選,便需要大量師資投入,臺大和輔大就連續多年開設師資班,以供有志於此道的在職教師修習學分取得證書,一般列為老師的第二或第三專長。由於要修的學分多達三十餘,不可能一下子修完,而必須長期抗戰。我曾經多年應邀講授「生死關懷」一科中的喪葬議題,接觸不少受訓學員,大家公認基本倫理學最難念,而應用倫理學及生死學則興味十足。事實也是如此,基本倫理課教道德思考推理,紙上談兵,玄之又玄,非哲學背景者肯定吃不消,學分卻佔得很重,反映出身為倫理學教授的主事者一片苦心。而應用倫理與生死關懷課大受歡迎,無疑是因為它們貼近生活,能夠學以致用。像「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這類題目,相信連學生也會大感興趣而積極選修;可是規定就只能選一學分,多少令人意猶未盡。

    性愛與婚姻倫理是應用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科課綱提出「性整全的人」行事三大責任:尊重、不傷害、真誠負責;用以培養學生三項核心能力:「探索兩性關係、友誼與戀愛的倫理議題」、「探索與瞭解合乎倫理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探索與婚姻有關的倫理議題」。年輕人懂得這些道理固然是好,但是環顧現實,會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是循著「戀愛—性愛—婚姻」三部曲成長發展的,婚前性行為似乎已屬常見而非特殊情況。然而課綱作者對此卻不予認同,並表示「沒有法定的契約與合法地位,不被社會團體成員所承認與接納」、「會造成性愛倫理的問題,甚至阻礙了人的成熟發展」。此種保守看法在同志成家都已經合法化的臺灣,非但不合時宜,而且曲高和寡,難以被受教的下一代所接納。改善之道必須先從正視當前的多元論述著手,在批判中求進步。

    平心而論,本科目一旦放在高中課表中,相信會引起大批未成年人高度好奇與探索興趣。教師大可從善如流,以開放態度授業解惑一番;但若想深入傳道,也就是讓同學們從事倫理學習,就必須先確認要傳授那些觀點,方能恰到好處且事半功倍。我的看法是先從關懷倫理入手,然後擴充至對德性和品格的討論,行有餘力再處理義務論與效益論的爭議,這才是應用倫理學該走的路線。何況關懷倫理對性愛與婚姻議題格外具有意義,因為它是由女性主義學者所創立發展的人倫相處之道,具有打破性別宰制、包容多元關係的特色;相較於那些既保守又過時的傳統觀點,肯定會有效達成教學目的。其實任何教學活動都需要事先進行策略思考,亦即「在做對一件事之前,先確定那一件事值得去做」。生命教育固然有其良法美意,但若跟廣大受教對象的知行脫節,倒不如不教也罷。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大智教:宇宙與人生




    「大智教」是專為現代華人所創立而以「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為中心思想的「現世人生教」。現代華人大多接受西式教育,對西方基本常識有所瞭解,但主要仍生活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交織而成個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大智教遂秉持「文理並重、東西兼治;物我齊觀、天人合一」的理念推廣「大智教化」。大智教不算宗教信仰而屬自我教化,但需要有人引領開示。我對此不斷著書立說,自許為「大智教化主」,希望把古今中外聖賢才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的大智大慧融匯貫通,說與有緣人聽。大智教主張「由死觀生、向死而生、輕死重生」的反身而誠,只要認同安樂死和自然葬的人,便稱得上信眾。

    大智教作為個人修行的方便法門,信不信由你;但我樂於再次強調,只要認同安樂死和自然葬的人,便稱得上信眾。此即「由死觀生」的大智大慧,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華人頗具參考價值。大智教無視於前世也不寄望來生,而主張在現世活好活滿。西方思想帶給世人最大啟示乃是「向死而生」,死亡遂成為人生的終極判準。任何宗教信仰都必須對眾生提出信諾,否則便不足取信,大智教也不例外。但大智教唯一例外之處,卻在於絕口不談生前死後之種種,並強調「活在當下世間」的重要。宇宙即生活時空,此既為宇宙觀亦屬人生觀。而對於人生終點更應懂得「放下捨得」,善用安樂死和自然葬,遂體現出「輕死重生」的真諦。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學思憶往 57 :道德思考與抉擇




    長期以來,我都是官方生命教育的諍友;「諍」代表批判,「友」意味認同。在2004年出版的《生命教育概論》內,我就表示樂見哲學學者當家制定政策,只是對出爐的課綱明顯西化及宗教化,卻嚴重缺乏中華本土文化內涵而感到失望。從上世紀末生命教育問世至今的發展軌跡看,它幾乎完全取代了傳統德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傳統德育由於殘留不少「獨尊儒術」的餘緒,自「五四運動」以來便不斷受人詬病,甚至呼籲「打倒孔家店」欲去之而後快。國共內戰後兩岸分治,人民共和國藉馬列主義橫掃一切,終於引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改革開放逐漸撥亂反正,進入本世紀開始提倡尊孔,並興起國學熱,果真「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相形之下,民國似乎轉得更遠,不但期望改朝換代,更不斷「去中國化」,全盤西化的「生命教育」意外成了同路人。

    特指的「生命教育」是世紀初由科學家領軍所進行教育改革下的產物,改革目標之一係以「學習領域」取代學科教學,於是傳統上「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公民」等明確德育科目,一一從課表上消失;即使「生命教育」最初也只是綜合活動領域內的不顯眼議題,直到後來才發展成為正式課程。而這其間的青黃不接時期,中小學生幾乎完全得不著德育的薰習,被不少學者譏為「缺德」教育。德育不彰固然有部分原因是科技當道、智育掛帥,但跟資源被稀釋也有關係;即使官方成功以「生命教育」取代傳統德育,但在轉型期間,一度差點被從事訓育工作的輔導諮商專家所收編,所幸有一批臺大加輔大的天主教哲學學者力挽狂瀾,終於讓高中課綱得以通過,生命課程正式登場。這批學者中有的打造「研發育成中心」,有的開創「哲學諮商」,從而出現新局。

    高中「生命教育類」課程進階七科分為三個面向:終極關懷、倫理實踐、靈性發展;以哲學和宗教因應生死問題屬於終極關懷,道德思考及應用倫理則歸倫理實踐,最後達於人格統整下的靈性發展,形成整全的人。「道德思考與抉擇」教的乃是西方基本倫理學,包括古代的德性論、近代的義務論與效益論,以及當代的關懷論;其中講究德目規範的古典德性倫理,於上世紀轉化出新興的品格倫理。課綱指示的核心能力,要求學生理解彼此的關係:「關懷倫理與德性倫理可以說是當代倫理學對於效益主義與康德倫理纏訟不休的一種反應與另類思考。」倫理學提出道德規範,希望教學與教材都秉持「態度應該公正,立場不必中立」的原則行事,教導「人應該持有立場,但對另類思想也應該保持傾聽的態度,並對自己所採取的立場保持一種允許反省的距離。」誠哉斯言。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學思憶往 56 :生死關懷




    高中生命課之中的「生死關懷」一科,內容基本上就是生死學。生死學正式問世於1993年夏天,傅偉勳在臺北出版《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標幟出這門在地新興學科的誕生。由於新書暢銷大賣,社會上遂開始流行一股談生論死的風潮,同型文章與書籍亦源源不絕刊行。三年後南華管理學院成立,傅老應邀返臺任教哲學所,並積極籌設生死所;未料當年秋天他卻在美大去往生,學校便找我接手以完成其遺志及未竟之業。傅老是哲學暨宗教學者,對二者不但學有所專,而且充分融匯貫通;我由其大作中讀到,他有意將二者與精神醫學及行為社會科學進行科際整合,「從美國現有的『死亡學』研究成果,再進一步配合中國心性體認本位的生死智慧,演發一種我所說的『現代生死學』」。他更明確表示,「莊子是心性體認本位的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

    作為「生死學之父」的傅偉勳發現,「生死問題的探索與解決,乃是宗教所以必須存在的最大理由」,而「在中國的儒道二家,哲學與宗教的分際並不顯明。我們不妨就哲學與宗教融成一片的一點,暫且規定足以分別代表中國的生死觀的儒道二家,為志在建立具有高度哲理性的生死智慧的一種『哲學的宗教』或『智慧的宗教』,而與大乘佛學爭長競短,有別於西方單一神論的『啟示宗教』。」他更肯定「儒道二家的生死觀,基本上硬心腸的哲理性強過於軟心腸的宗教性,……它們的宗教性本質上是高度精神性,而不是彼岸性或超越的宗教性。這也部分說明了,它們與耶教、印度教、佛教(尤其大乘佛教中的淨土宗)等等世界宗教相比,顯得曲高和寡,並不容易為一般大眾所接受。」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脫離了前輩的路線,花了二十五年時間,開創出「大智教化」愛智大道。

    拿「硬心腸」跟「軟心腸」對照,是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的貢獻;在我看來,「軟心腸」多少像馬克思所言,係吸了「宗教鴉片」的後果。當然有人天生心軟,但是當我發現在地生命教育,竟然希望學生常保一顆「柔軟的心」,總覺得渾身不自在,尼采的奴隸與鞭子形象立刻浮上心頭。人終不免一死,要能「置之死地而後生」,需要相當堅硬的心智力量才頂得過去,儒道二家的硬心腸路線,無疑是一條可取途徑。其實人生也不必孤高地一路硬到底,儒道融通的大智大慧,還是有其十分柔軟的一面,但非宗教信仰,而是人生美學。我心目中的「生死關懷」,正是「靈性開顯」下「獨抒性靈」式的文學性「生命情調的抉擇」;以莊子開其端,向下至少包括竹林七賢、陶淵明、白居易、蘇東坡、唐伯虎、公安三袁、林語堂等人,他們正是「大智教化」的人格典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