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與己：社會科學院

【生死義理 26∕48】

身為大學教授，我的社會化過程中，最不可思議的兩段經歷，是以哲學學者身分當了兩年社會科學院院長；此前我還代理過兩年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這些都發生在臺灣高等教育的轉型時期。首先是上世紀末大量專校升格為學院之際，學校一時找不著合格的副教授當系主任，結果讓我得以外行領導內行，但也促使我修完企管碩士學程。其次是本世紀初當局如火如荼推行高教評鑑之際，要求學校將各級主管職位編實補齊，遂把我安置在高階位置上，以協調各系所拚評鑑過關。學校中高階主管就等於企業內的專業經理人，必須負起領導統御的責任；這對我這個自了漢性格的文人，著實面臨嚴峻的考驗。好在擔任的是學術主管，可以合理地拿學術來自圓其說；像哲學跟資訊的交集是邏輯，同社科的交集則為教育。一旦有所交集，跨領域對話便得以漸次開展。

我在社科院當差是基於棲身的教育所隸屬其間，後來學校另成立教育學院，關係便告一段落。不過教育學作為中游的應用社會科學學科，的確跟哲學淵源深厚。別的不說，西方教育大家杜威便出身哲學，他在美國首開「教育哲學」一課，並曾到中國宣講兩年，奠定中小學教師皆需修習此課的要求，也令我得以藉此安身立命十二載，直到退休。退休前我任教於教育研究所及師資培育中心，能教的僅有「教育哲學」、「教育倫理學」、「生命教育」三科；它們在我看來，實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和作用。我於大學專任教職二十五年，有三分之二時間在教生死學與生命教育相關課程；這絕不是閉門造車、自說自話的活動，必須跟學生有效溝通，而且屬於相當情意性的互動。教育工作逐漸調適了我的憤世性格，終於令我得以「敬業樂群」。

社會是群體，社會學即群學；我從離群到合群，體現出一條自我生命教育的途徑，如今稱為「大智教化」。大智教化教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脫死，這些都在群體社會中發生。現今死亡無疑屬於社會性事件，放大來看，生老病死無一能夠擺脫社會，人們多生在醫院又死於醫院可為佐證。年屆半百後，鮮有不在乎健康保險與退休福利者，這些都必須由政府國家來辦理。我年少氣盛，目中無人，但越老越懂得正視社會的存在。畢竟人乃無逃於天地之間，我們就坐落在歷史社會所組成的時空坐標裏面，此或可謂之「天命」。孔子講「盡人事，聽天命」，我解釋成「發揮個人潛力，瞭解自身限度」。當初存在主義一度式微，是受到結構主義的挑戰；存在抉擇若無法通過社會結構的考驗，不能躬行實踐，則不啻為痴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