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儒：文化基本教材

【生死義理 35∕48】

退伍後我在雜誌社當了三年記者和編輯，接著考取博士班重返校園並四處兼課；從耍筆桿到耍嘴皮，大概就是文科人所有的本事，我全都派上用場了。三十五歲終於獲取博士學位並謀得教職，在銘傳商專教五專國文，但不是教範文和寫作，而是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內的《孟子》。這套施行於高中職及五專的教材，其實就是《四書》節本，屬於威權時期民族文化教育重要的一環。它最早出現於上世紀六○年代，當時對岸在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則努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期保存傳統文化之命脈。這些文化課程我在高中即念過，當時一個勁的記誦，因為聯考要考，只能亦步亦趨。之後考取哲學系，系統地接觸到中國哲學，才猛然覺醒「文化基本教材」怎麼只有儒家經典，其餘各家皆付諸闕如？

宋儒朱熹集成的《四書》主要以《論語》、《孟子》為主，老實說初學之際我喜歡前者勝於後者，因為前者多為話頭便於記誦，而後者則為長篇大論難以熟背。好在五專前三年雖然相當於高職，但沒有聯考領導教學，上起課來較能多所發揮。無奈商科生功課沉重，對於非專業課程經常心不在焉，我只能盡力而為、適可而止，以免自作多情、自討無趣。嘗聞教育生涯應「教學相長」，此雖可比擬為師生互動成長，但仍多指教師邊教邊學而有所長進。我雖然只教了五、六年這種中學程度的人文課，卻是在拿到碩士或博士學位以後的事情。當年對中國學問雖非專攻，卻多少有些全方位的把握，不止定於儒家觀點為一尊，還是會跟學生聊些題外話。尤其是自己從高中就欣賞的「存在主義─道家─禪宗」思想，倒也令學生耳目一新。

三十六、七歲之際，對著一群十六、七歲的女娃兒，講述我在十六、七歲為之著迷的中外思想，不知是讓她們「寂寞的十七歲」更添清明抑或迷惘？白先勇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當中有篇〈那晚的月光〉，女主角正是銘傳商專的學生，因為跟臺大物理系男友未婚懷孕，青春提早幻滅，讀來予人淡淡的哀愁。而我從三十有六迤邐行至六十有三，又是另一番美麗與哀愁。自己的人生自己咀嚼方得箇中三味，這是義理而非倫理問題；越老越把人生義理當美感體驗來過，而無視於社會倫理的道德規範。西方倫理常訴諸基督宗教，一如華人倫理多歸於儒家教誨，規訓有餘卻不近人情。長期以來我都自視為自覺甚強、自律甚切之人，因此格外嚮往自主而非他律。「無求於人，亦不欲為人所求」，這肯定是道家而非儒家的人生態度。

士與儒：國語與國文

【生死義理 34∕48】

不可否認的，儒家傳統思想在我們這一輩人身上，可說已成為根深柢固、潛移默化的價值觀。我對此一事實既不傾向排斥，也不欣然接受，存而不論而已。畢竟時代大不同了，當全球化步入後現代甚至後後現代之際，儒家思想在我們生存的海島上早已不再定於一尊，但其深遠影響卻仍不宜忽視。持平的作法是將其納入多元價值系統中予以定位，大智教化的作法是倡行「後現代儒道家」，用以呼應「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或「天然論義理學」的教化意理。「後現代儒道家」的理念與實踐，秉持「東西兼治、三家會通」的原則兼容並蓄，無所偏廢。就我而言，還是得從根本談起，也就是自幼以來所受的文化薰陶。回想小時候的生活教養和心智啟蒙，多半不脫儒家那一套。文化在儒家看來即是「人文化成」，放在所傳授的學科中，主要為國語和國文。

我們那代人小學時念的是國語，中學以後學的是國文，其內容都是中國語言文字和中華文化，不像現在另有臺語及臺文之分。從小到大我都不曾懷疑自己是中國人，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點在臺灣卻越發成為問題。往深處看，國祚紀元、國族認同、漢賊不兩立這些分判，多少跟儒家傳統思想有所淵源，因為儒家相當看重「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實「民族國家」概念的興起，乃是西方十九世紀以降的事情；而當我們的政治體制全盤西化後，很自然地衍生出相應的政治訴求。國族認同主要靠教育，過去的國語和國文把我們教成中國人，但今後的情況為何實未可知。尤其當蔡英文總統肯認年輕人為「天然獨」，若於此基礎上強化在地意識，一度正宗的國語國文，或將轉化為外國語文也說不定。

不過我並不樂見此事發生，畢竟語文代表文明文化的傳承；何況美國獨立二百四十年至今，也未見揚棄英語英文之舉。再說臺灣乃是正體中文之鄉，更是中華文化得以自由揮灑之所在。我們無需像對岸提倡「復興中國夢」，就能擁抱一切傳統，亦得以不受意識型態羈絆而大步走向未來；此乃全體華人之幸，實不必劃地自限、捨本逐末。今日臺灣最大特色便是民主自由與多元包容，若能循著民主自由機制去擴充修正語文教育內容，使之更為多元包容，倒也不失可行途徑。反觀我的本國語文教育雖未見多元，卻仍有其景深貫穿其中而影響至今，使我成為一個勤於筆耕的文人。再說我剛出道當老師時，教的正是國文課；時間雖僅有一年兩學期，地點是在軍校當文史教官，教一群相當於高職生的士官班小伙子，卻是此生一段難忘的快樂時光。

輕死重生：大智價值論

【生死義理 33∕48】

以「輕死重生」作為大智教化的價值論面向，表示大智慧的關注是落在生而非死的一方。死亡顯示出生命的限度，也透露著其中的意義和價值。人生的價值就反映在個我的內斂與外爍兩面上；內斂擁抱生活信念，屬人生義理；外爍則安頓人際關係，講倫理道德。這些價值論在哲學課題中，既包括探討道德實踐的倫理學，也納入研究審美活動的美學，二者理當無所偏廢。審美對象在大智教化內主要指生活美、人生美，其核心則為自然美，至於人為造作的藝術美則屬次要。這與一般分析藝術欣賞與創作的美感體驗不盡相同，而是指如何把人生盡量過得順乎自然，至於是否擁抱藝術修養則隨人喜好。人活著必須要面對並處理人際關係，倫理學之作用即在此；但面臨死亡雖可能有家人陪伴，卻終究只是一己之歷程，此刻就需要以美感去稀釋恐慌，「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大智教化教人從「向死而生」的生命真諦中，發現「由死觀生」的思索途徑，最終落實於「輕死重生」的生活實踐，這是本書上篇所要傳達的實用訊息，屬於應用義理的通俗化表述。我雖然是科班出身的哲學教師，卻始終不欣賞也不適應純粹思辨性或論證式的哲學路數，因此自認非此中人，而以「思者醒客、智者逸人」自居，嘗試另闢情意取向的應用義理途徑與意境，此即大智教化。大智教化的價值論歸於「群德美育」而非「美德育」，乃是以個體美感體驗為生命中心，群體社會倫理活動為外圍架構，勿使本末倒置。其實說穿了這就是「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三位一體的人生態度，盡量凸顯個人主體與主題，而將社會、倫理等事物活動置於背景中。當然生活不可能沒有背景，但是不應令其喧賓奪主，宰制身心。心智靈明才是主體，此外無它。

「輕死重生」教人以活在現世，勿對生前死後癡心妄想，其最具體的表現便在養生送死方面。今人多生活於上下兩代所組成的核心家庭中，為人父母養育子女可謂親職責任；至於要不要反向善盡孝道則見仁見智，畢竟現實中更多見的是「久病床頭無孝子」。這點在西方社會已成常態，即長輩老後由社會保障或福利體制盡量照應，此於華人社會似乎難以全盤落實。當然孝道的文化設計非但無可厚非，且更應從善如流；但為避免食古不化出現窒礙難行，實宜不斷與時俱進以推陳出新。有鑑於現今臺灣人的價值取向仍多歸於儒家傳統，尤以德育為然，我乃嘗試將之擴充為儒釋道「三家會通」的局面，以利推廣大智教化。但勿忘大智教化實乃「文理並重、東西兼治」，此處僅以對中華本土三家的反思，用以呈現臺灣在地的價值論而已。

性與靈：性 靈

【生死義理 32∕48】

「靈性即性靈」是我在中華文化土壤中所發現的瑰寶，此為西方文化所無，故於林語堂以《生活的藝術》向西方人引介之後，激發極大迴響，歷久不衰。林語堂的大作係於對日抗戰之際以英文在美出版，讓洋人首次認識到孔夫子教誨之外的另類人生妙境，那便是圍繞著道家豁達精神的身心滿足，最終以自適的幽默感定性。《生活的藝術》原擬題為《抒情哲學》，即屬情意取向的人生義理。林語堂在書中探問「誰最會享受人生」，頭一個「發現自己」的人即是莊子。無獨有偶地，傅偉勳亦宣稱莊子乃「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原因正是他能夠以自由之本真由死觀生，從而了生脫死，在亙古的歷史長河中，充分體現性靈之美。性靈書寫雖然在晚明才蔚為文學流派，但它在先秦道家內便已埋下伏筆；而今邁入二十一世紀，更有簡化與淨化人們身心的功能。

放大來看，「靈性即性靈」是一套由我所建構，以「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三位一體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人生信念，藉「大智教化」之名，分「向死而生」、「由死觀生」、「輕死重生」三方面闡述之，期能助人由「生存競爭」通過「生涯發展」順利走向「生趣閒賞」階段。我目前已通過此一過渡時期，因此更易於感同身受。一般而言，生涯發展終止於屆年或屆齡退休，從此不是向上揚昇就是向下沉淪。我有一個大學同窗，畢業感言只有「一眼望見人生的盡頭」寥寥數字。而他在三十年公務員生涯告一段落後，「俯首甘為孺子牛」，從此全職擔任兩名寶貝兒子的陪讀，並隨時記錄他們的成長歷程，自己在電腦上編輯成畫冊，然後花大錢印刷限量出版，供親朋好友展閱。這是人生成功轉型的例證，頗具啟發價值。相形之下，我則選擇提早離退，以靜待性靈開顯。

基於存在抉擇，我自願無後，並幸運地遇見同道而結為連理，至今三十三年始終如一。沒想到自己的無後主義如今竟然蔚為流行，而以「少子化」之名大行其道，且即將讓三分之一的大學關門。單身與否有時由不得人，因為可能想成家卻找不到適當的伴兒。然而一旦結伴，要不要生兒育女，在現今卻有著極大的自決權。受儒家影響的華人擔心「無後為大」，我卻自始至終以此為樂，甚至以之為榮，似乎早已註定要偏離儒家的主流路線。步上教育事業後，我從生死學、生命教育向殯葬教育行去，首先就面臨儒家根深柢固的「慎終追遠」教訓，應否與時俱進的難題，從而下工夫著書立說，共撰成四種殯葬學專著，配合甚有遠見的國家政策，積極推廣環保自然葬。為躬行實踐，我將繼父與母親分別樹葬與海葬，既了遂他們的心願，也令我真正臻於性靈開顯的境地。

性與靈：靈 性

【生死義理 31∕48】

宗教是給人們信仰的，而非拿來議論爭執，若弄僵了甚至引發戰爭，便完全失去勸人為善的良法美意。現在暫時擱下嚴肅的宗教議題，談些較輕鬆的信仰現象吧！念大學時班上有位哲學天才，頗具思辨慧根，教授講的非但一聽就懂，且能舉一反三，是我們考前救急的小老師。此君上大二修形上學竟出現類似宗教啟示的靈動，某日突然宣布創立一方「形上教」，自命為教主，且立即向系上同學傳達天意以招募信眾。在其精神感召下，不久一名大一小女生便隨侍左右，被封為副座；看兩人出雙入對，樂在其中，大家不知是羨慕還是嫉妒。四十多年過去了，教主早已當上教授，更成國內殯葬教育大老；副手則從電視臺的文化人嫁作醫師娘，相夫教子去了。我曾當著二人面提及此事，卻見一笑置之，果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反倒令我悵然良久。

老同學的靈動最終以二人拆伙收場，但是過去臺灣曾有位軍中作家盧勝彥，靈動後遠走美國宣教，更以「蓮生活佛」之尊創立「真佛宗」，如今全球信眾多達百萬，已蔚為新興教派代表。再往前回顧一百多年，失意考生洪秀全在廣州靈動，宣布創立「拜上帝會」，前往廣西傳教，再聚集信眾揭竿起義，二十年內拿下中國半壁江山；若非內訌崩盤，如今恐怕既非民國亦無人民共和國，大家都是「太平天國」子民，從此天下太平矣。由上面這些小故事可以看出，準教主必須具備領袖魅力的人格特質，可於自身靈動後迅速將教義擴散至凡夫俗子，使之轉化為善男信女，但這一切無不繫於團體之有無。宗教乃團體活動，信仰則屬個人抉擇；人們可選擇信任何宗教，或完全不信教。而一旦真正信教則必須加入教團成為信徒，否則仍歸門外漢。

我自認為宗教門外漢，更想當人生自了漢，這種性格跟教主大異其趣，南轅北轍，處於兩個極端。但我近年卻越發覺得自己像老同學那般有所感悟靈動，進而想著書立說，記錄我的靈性之旅。高中生命教育設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一科，在老之將至之際，自己知行不合一的人格，竟然奇妙地統整在一道，流過心田從手中釋出，屬靈似地寫成書冊。這是我的第二十二種生命教育著作，將三年來的靈性修持付諸文字，說與有緣人聽。「大智教」是個人自我教化結晶，推己及人為自度度人，但無意立宗設派聚眾傳教。我只想提出一套不同的聲音，宣揚「靈性即性靈」的道理。此一途徑明顯與宗教信仰背道而馳，但我卻深感道喜充實，倍覺溫馨。我欲以大智教化體現靈性發展，別人若不敢或不願由死觀生，只能無緣地無言了。

性與靈：心 性

【生死義理 30∕48】

說自然葬是人生最高境界之一並不為過，就大智教化「由死觀生」認識論而言，能夠將後事揮灑自如才是真性情。當傅偉勳初創生死學之際，他特別標榜「未知死，焉知生」，此即「由死觀生」的知行途徑。尤有甚者，傅老晚年更指出，生死學係由中國生命學與西方死亡學融會而成；死亡學採用科學認知方法，生命學則必須落實「心性體認本位」立場。心性之說亦可上溯至孟子，其謂盡心知性知天，人的本心本性遂與天道相呼應。生命學要以心性體認為基礎，表示生命教育及大智教化都不能紙上談兵空講大道理，而是要從日常生活體驗中去實踐人生。「由死觀生」認識論的體認，配合上「輕死重生」價值論的實踐，生死學與生命教育始能真正到位。總之，生死學是在學死生，著書以《學死生》為題，希望將我的愛智慧見推己及人，使之終生受用。

2016年是傅偉勳逝世二十週年，生死學則為其在世最後三年所創生推動，可惜壯志未酬，僅留下一些理念藍圖供後人發揮。我跟傅老係忘年之交，於其生前與之往還十載，承蒙其與當年南華校長龔鵬程的厚愛，邀請我加入生死所籌備團隊，竟意外在其去世後承擔首任所長職務，從此與生死學結下不解之緣。生死所創設兩年後，所上同仁又先後申請成立中華生死學會及中華殯葬教育學會；前者舉辦紀念傅老的學術研討會邀我為文，我乃立足於心性體認本位，撰成〈生死學之思：科學、人文與自然〉一文共襄盛舉。但我於生死所服務三年後另謀他棲進入教育所，努力耕耘更為寬廣的生命教育園地，並堅持「各自表述、各取所需」的原則立場自立門戶，與臺灣官方論述平行發展，並於近年擴充深化為大智教化。相信這些持續不懈的努力，可堪告慰老友在天之靈了。

臺灣官方生命教育主要落實於各級學校，對象多為未成年人；此一取代傳統德育的新興政策，擺脫掉威權時代的意識型態，走向強調體驗活動的柔性情意課程，頗受各宗教團體所喜愛，更樂於大力支持推廣。然而不可諱言的是，生命教育從省級至中央推行至今二十二載，2010年更成功列為高中正式課程，主導其事並撰寫高中課綱的學者專家，多具鮮明宗教背景。面對此現象我起初不以為然，及後則存而不論，並另闢蹊徑，朝向教師及成人生命教育發展，而於五年前凝聚為大智教化理念與實踐。大智教化是我的心性體認之所得，秉持「天然論義理學」意理，彰顯「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特質。簡言之，「大智教」即指我所提倡宣揚的「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人生信念；它雖非宗教信仰，卻完全具備相當的靈性高度與深度。

性與靈：性 情

【生死義理 29∕48】

前文講性愛，是將「性」的漢語中文放在西方語境脈絡內予以發揮，主要指向人的本性原欲，於華人傳統中最接近的便是「食色性也」之說。但「性」字自古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在此不予考據，僅通過常識判斷，希望將其引申至「性靈開顯」的人生實踐中，用以貞定大智教化的認識論面向。六經註我式的思考最大好處，是可以海闊天空地高談闊論，牽強亦無妨，反而更具有後現代思維的拚貼效果，重點是能否與人自我啟蒙開示？我手寫我心，我正是這麼一路思想走來，覺得頗有收穫，故樂於說與有緣人聽。如今我自認為「思者醒客、智者逸人」；醒客是思者的音譯，智者愛智，逸人則隨時不忘中隱之道。從某些意念及作為上看，我的性格接近所謂「性情中人」，但因為生來粗鄙不文，似乎總是差了那麼一步。

性情之說始於孟子，他雖分論性與情，卻皆視之為善，而莊子則以之為純樸的本真。我心目中的性情中人包括一系傳統文人：莊子、竹林七賢、陶淵明、白居易、蘇東坡、唐伯虎、公安三袁、林語堂；除莊子外，其餘都不是哲學家，由此可見我對傳統哲學所持的疏離態度。物以類聚，聚不在一道便遺世獨立，只要衣食無缺並無不可。平心而言，我既非哲士亦非文人，因為缺乏前者的思辨工夫以及後者的創作能力；但積四、五十年之經驗，倒也拈出了「大智教化」的義理和意理。效法白居易被封作「廣大教化主」，我樂於自視為「大智教化主」，但無心當獨斷的「教主」，而無寧是想成為主導此一論述的代言人。我有意通過教化教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之道，因此這兩年出版的前書與本書，分別以「大智教化」為主題和副題，正是我就該論述以論文或小品的形式系列呈現。

性情中人擁有真性情，這並非想望所得而屬渾然天成；我的個性優柔寡斷、患得患失，始終性情不起來，久之也就不奢求了。至於對上述一系列傳統文人，我到底欣賞他們那一點？其實這一切體驗領悟，乃是正本清源逐漸浮現的。話說我重考大學前心情忐忑，偶然讀到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初識公安三袁「獨抒性靈」之文風，再回顧歷史上具有性靈風格的作品和文人，終於有所取捨。我欣賞劉伶與陶潛的貪杯，因為自己嚮往不醉不歸；我愛唐寅「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做田」，以及「請君細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草裏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之句，因為這些正是我所嚮往生前任豁達、死後自然葬的境界精神之所繫。大智慧乃係真性情之體現，不具真性情頂多只有小聰明，卻難以產生大智慧，此即我的愛智慧見。

觀「哲人王」有感

               昨晚在民視「臺灣演義」中看見一部日本人拍的李登輝記錄片「哲人王」，前總統被形容為帶領臺灣終結獨裁走向民主的「哲學家國王」，全片藉著與一名大學女生隔空對話的方式，演義出他的輝煌一生。此片曾於兩個月前為提倡人權在聯合國放映，固然有其國際觀點。但這位執政十二年的中華民國領導人，是否稱得上是柏拉圖心目中的「哲人王」則見仁見智。片中把李登輝視為不得已成為中國人的日本人，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胸懷，在基督宗教登輝光芒的指引下，一舉消滅了中華民國，從而代表民主與人權的勝利。倘若以此作為「哲人王」的標竿，那麼他的後繼者陳水扁和蔡英文又算不算得上呢？

性與靈：性 愛

【生死義理 28∕48】

說到人生奧義，我就想起老蔣總統的名句：「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當年這可是許多機關學校禮堂上的對聯呢！我在年輕時對這兩句話一知半解，卻直覺認其博大精深；直到步入民主多元時期，發現反威權人士對之嗤之以鼻，竟感驚置不已。記得有人嘲笑上聯所言就是赤裸裸的傳宗接代，但我思索再三，始終不認為有何不妥。用科學的觀點看，任何物種為了繁衍後代，個體就必須努力複製自己；複製即意指生殖。還記得叔本華的生殖意志嗎？它可是意志主義哲學家思想的中心，甚至啟發了佛洛伊德醫師獨特的診療方法，不可謂不重要。佛洛伊德早期用泛性論「力必多」原欲解釋一切，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屬性愛的轉移或昇華；光是這一點，老總統的訓示也值得認真看待。

蔣介石年輕時做了不少荒唐事，後來帶兵打仗北伐成功成為一方之霸，娶了宋美齡之後夫唱婦隨一心為國事。晚年來臺崇拜王陽明，臺北才出現陽明山、陽明醫院及陽明大學。王陽明為明代心學之宗主，文治武功皆在行，死後入祠孔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蔣介石到老除了欣賞王陽明外還篤信基督，這些聖賢都以道德良心著稱，有著極高的倫理標準，所以儒者和基督徒都主張守貞，除夫妻敦倫以傳宗接代外，不應有太多性愛饜求。中國的貞節牌坊和美國清教徒身上的腥紅字，體現出此類道德要求。但是仔細深入認真觀察，怎麼這些要求僅針對女人而不及於男性呢？原來都是男人的私心和雙重標準作祟，女性主義者如是觀。其實問題就出在前述的社會結構，男尊女卑的社會中，性別宰制隨處可見，亟待一場性愛革命。

西方的性愛革命發生於一九六○、七○年代，在避孕藥發明的推波助瀾下，一時風起雲湧蔓延全球，至今未曾稍減，更藉著3C產業的流行無孔不入。但是冷靜地想，終極性愛若非稍縱即逝的高潮又當如何？但那只是「力必多」原欲的電化學效應，修養社會學嚮往的「愛與關懷」在何處？所以說當我們在談大智教化的認識論，以「性與靈」的關係為考察視角時，對於人「性」概念的光譜，有必要從最原初的「性愛」，一路延伸至最本真的「性靈」，方能面面俱顧，無所偏廢。與性愛革命同步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十分強調女性的「意識覺醒」，不再扮演「第二性」的角色，或是配偶的「另一半」，而是獨立自主、無與倫比的「新女性」。至於受到女性主義啟蒙的「新男性」，則足以在革命之後建構出充滿愛與關懷的修養社會。

聞「夜襲」有感

【大智小品】

               看電視中出身高雄陸軍官校的候選人，在當地造勢會場上帶領支持者唱軍歌「夜襲」，讓我的心境一下子漂流到近四十年前受訓的衛武營，也是在高雄。記得頭一回休假結束返營，長官們噓寒問暖勸我們洗完澡早點睡，也不必晚點名了。受寵若驚下欣然入夢，半夜竟然來個驚天動地的震撼教育，三分鐘全副武裝緊急集合外出操練。只見大夥兒在昏沉中連滾帶爬跌跌撞撞摸黑行動，直到某排長起個音帶頭唱「夜襲」，整個連的弟兄們此起彼落接著唱，立即振奮人心，睡意全消。這是一代男兒的美好集體記憶，歷久彌新，未料如今卻有最高民意代表表示對軍歌深惡痛絕，不禁遺憾和悵然。半個世紀前的敵人是解放軍，如今在中華民國完全執政者的敵人卻是自己的國家，夫復何言！

群與己：修養社會學

【生死義理 27∕48】

舊稱群學的社會學，研究人群之性質與關係。現今人群常以民族結合，且多歸屬於國家，像中華民國在臺灣，主要即為漢人社會。我聽說自己的祖先是蒙古族軍士，於元代由皇帝賜漢姓而南遷，至今幾乎全盤漢化。當前我是以「外省第二代」的社會標籤居住於臺灣，卻不知為何見外於絕大多數閩南後裔的族群。臺語不輪轉似為唯一障礙，不過有四年在中南部嘉義任教，好歹也學會十二首閩南歌曲朗朗上口，用以跟鄉親搏感情。事實上在我看來，現在的臺灣雖有不少原住民和新住民，但作為社會主體的漢人文化仍具頗高同質性，不似美國與西歐的熔爐型態，或是大陸及俄國的多民族共和。也因此近年全球瀰漫在族群戰爭與難民流離的動盪中，造成各方社會皆出現恐怖主義陰影。相形之下，臺灣算是穩當安定的了。

孫中山嘗言：「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社會由個人所組成，而人心的向背則決定了社會之興衰。社會學由哲學家創始至今約一百八十年，發展出兩條性質相異的取徑，一為結構功能論，另一則係衝突論；前者視社會為一具體結構而具塑造個人的功能，後者則以不同階級的衝突來說明社會演變。它們分別以社會馴化的美國社會學及主張社會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二者皆屬主流觀點且異中有同，就是都以群體凌駕於個體，而將人心的自我貞定作用予以壓縮。然而在這些主流觀點之外，另有多元善體人意、貼近人心的思想值得參考。它們用以安頓群己關係，而不致讓個人為社會所吞噬。此等另類立場就包括我所嚮往的「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一系彰顯個體的生命學問，它們有的僅將社會當作個人存在的背景，有的甚至對社會視而不見。

年過半百後在職場生涯中載沉載浮，彷彿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便越發想為群己關係找答案，結果有幸於五十四歲時，讀到新生代社會學者羅中峰所寫的博士論文專書《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一時頗見醍醐灌頂之效。我正是在此書中發現白居易的「中隱之道」，立刻茅塞頓開，終於花甲前後拈出「中年中產中隱」的大智教化真諦。羅中峰為臺灣社會學大老葉啟政的門生，葉老早年由哲學通過心理學走向社會學，近年以數部西方社會哲學思想史著述奠定大師地位。他發展出一套「修養社會學」論述，以「愛與關懷」作為群己關係的核心價值，並極力推廣東方思想文化的美善，用以解消西方世界群己之間所存在的緊張狀態。他主張通過個體努力修為，將社會宰制盡可能化為無形，生命的意義始得發揚光大，這也是大智教化的一貫信念。

群與己：社會科學院

【生死義理 26∕48】

身為大學教授，我的社會化過程中，最不可思議的兩段經歷，是以哲學學者身分當了兩年社會科學院院長；此前我還代理過兩年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這些都發生在臺灣高等教育的轉型時期。首先是上世紀末大量專校升格為學院之際，學校一時找不著合格的副教授當系主任，結果讓我得以外行領導內行，但也促使我修完企管碩士學程。其次是本世紀初當局如火如荼推行高教評鑑之際，要求學校將各級主管職位編實補齊，遂把我安置在高階位置上，以協調各系所拚評鑑過關。學校中高階主管就等於企業內的專業經理人，必須負起領導統御的責任；這對我這個自了漢性格的文人，著實面臨嚴峻的考驗。好在擔任的是學術主管，可以合理地拿學術來自圓其說；像哲學跟資訊的交集是邏輯，同社科的交集則為教育。一旦有所交集，跨領域對話便得以漸次開展。

我在社科院當差是基於棲身的教育所隸屬其間，後來學校另成立教育學院，關係便告一段落。不過教育學作為中游的應用社會科學學科，的確跟哲學淵源深厚。別的不說，西方教育大家杜威便出身哲學，他在美國首開「教育哲學」一課，並曾到中國宣講兩年，奠定中小學教師皆需修習此課的要求，也令我得以藉此安身立命十二載，直到退休。退休前我任教於教育研究所及師資培育中心，能教的僅有「教育哲學」、「教育倫理學」、「生命教育」三科；它們在我看來，實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和作用。我於大學專任教職二十五年，有三分之二時間在教生死學與生命教育相關課程；這絕不是閉門造車、自說自話的活動，必須跟學生有效溝通，而且屬於相當情意性的互動。教育工作逐漸調適了我的憤世性格，終於令我得以「敬業樂群」。

社會是群體，社會學即群學；我從離群到合群，體現出一條自我生命教育的途徑，如今稱為「大智教化」。大智教化教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脫死，這些都在群體社會中發生。現今死亡無疑屬於社會性事件，放大來看，生老病死無一能夠擺脫社會，人們多生在醫院又死於醫院可為佐證。年屆半百後，鮮有不在乎健康保險與退休福利者，這些都必須由政府國家來辦理。我年少氣盛，目中無人，但越老越懂得正視社會的存在。畢竟人乃無逃於天地之間，我們就坐落在歷史社會所組成的時空坐標裏面，此或可謂之「天命」。孔子講「盡人事，聽天命」，我解釋成「發揮個人潛力，瞭解自身限度」。當初存在主義一度式微，是受到結構主義的挑戰；存在抉擇若無法通過社會結構的考驗，不能躬行實踐，則不啻為痴人說夢。

群與己：三民主義

【生死義理 25∕48】

平心而論，雖然今非昔比、事過境遷，我依然對主義課打心底具有好感，甚至對它從自己手中流逝而感到遺憾；因為後來我當大學教務長，曾出席一場廢除聯考主義科的會議。反身而誠，我自認這其中無涉意識型態，沒有太多政治立場，大凡隨波逐流，偶爾也會跟著調侃幾句。印象較深的乃為「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之說，簡直跟《聖經》所言「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出一轍。但別小看這短短的一句話，它在當時的確足以決定一個年輕人的前途。事情是我當上大學教授後，有年被請去參加末代專科聯考閱卷，一題二十分的問答題問道：「三民主義的本質為何？」標準答案要求至少答出「思想、信仰、力量」六字，如此可得九分，若能加以發揮者最高十九分；至於未列出此六字真言，則寫得再多也只能得六分。果真是威權時代下考試領導教學的鮮活例證。

正是因為三民主義課有標準答案，而且可以順此多所發揮，對我這個愛好智慧的年輕人而言，確實如魚得水。反正課本講的就是那一套，背誦起來再加上時事評論，用以彰顯主義之精神，肯定能投考官之所好。年少時記誦能力不差，結果重考時地理、歷史、主義各考出八十九、八十七、八十五分的水準，而得以如願踏進哲學系。投其所好之事尚不止這一樁，碩士班畢業後去服預官役，有機會考軍校教官。參加遴選試教時，我挑了一篇蔣公遺訓，搭配上三民主義奧義，在六分鐘之內暢所欲言，揮灑自如，令臺下四位資深政戰軍官眉開眼笑，結果順利考取文史教官，從此展開教師生涯。至於後來讀博士班，已具備講師資格，為了維持家計，必須在外兼課，我最期待教大學或專科的「國父思想」課；因為它既為必修，且授課一整年，不怕半途無課可教。

托國父的福，讓我這個窮書生在青黃不接時期，靠著他的思想謀生糊口，安度難關。當年想教這門課還得具備一定的資格，以三民主義研究所畢業生優先錄用，如人力短缺則輪到政治、經濟、社會所碩博士，至於哲學所乃拜《孫文學說》之賜，勉強列入殿後的備胎，其他專業就都靠邊站。說來慚愧，任教此課時經常忘了我是誰，一時興起便落得只有思想沒有國父，實在愧對他老人家。不過也正因為在解嚴時期前後登臺講授此課，屢屢被一些先進的大學生質疑我是威權的文化買辦；為了跟年輕朋友虛心對話，逼得我不得不深入其中補課，結果對我最疏離也最陌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多所涉獵，加上自己所研究的波普亦為此道大家，令我逐漸擺脫過去對「社會」相關知識與事物的排斥，從而走上自覺的「社會化」途徑。

群與己：社會組

【生死義理24∕48】

看來中小學「社會科」的內容的確很重要，重要到足以影響改朝換代及國家興亡。其實更厲害的是高中念「社會組」的人，例如本世紀三位民選總統、一位副總統，再加上三位行政院長，都是臺大法律系畢業生。法律學屬於「社會科學」的基本學科，其餘大致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及統計學，至於心理學則跨領域至自然科學。三位總統跟我是同時代的人，他們能夠出人頭地都拜讀社會組之賜，我在高中被分至社會組卻有些無奈。當時我念的成功高中每屆有十幾班，屬於社會組的僅四班，且大多報考丁組法商科。像我這樣想報考乙組文科的，每班皆為寥寥無幾的個位數。何況我功課差到連大學都考不上，只能勉強進三專；但心想過去連五專都沒有念，就走向二度重考之途了。其實文科歸於人文學而非社會科學，但在臺灣二者常被放到一道講，彷彿人文也跟科學沾上了邊。

高二踏進社會組正值1970年，七○年代可謂臺灣最為風雨飄搖的時期，釣魚臺事件、退出聯合國、對日本斷交、蔣介石去世等國內外政治事件接踵而來，社會人心也呈現出兩個極端，一是彷彿亡國在即惶惶不可終日，另一則為呼籲眾志成城就此背水一戰，其中尤以後者更是大張旗鼓。猶記聯合國席位不保之前某日，臺北一夕之間大街小巷全面掛上紅布幅，上書「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十二個大字。不久大學聯考作文亦以「自立自強說」為題，令十萬學子感受到比考上大學還迫切的絕續存亡氣氛。這是一種前所未見難以言喻的社會景象，身處其中令我完全無心於課業，個人存在抉擇既奇妙且荒誕地呼應著社會脈動，讓我蠢蠢欲動，不安於室，結果就在選擇追隨街頭遊行隊伍的盲從下，自聯考體制中澈底掉隊了。

當年是考試領導教學的閉鎖時代，社會組學生就被很有默契地排除於化學、物理甚至數學課程之外，全心全力強化史地教學。社會組要考國文、英文、數學、三民主義、歷史、地理等六科，我因為重考，加上頭一年另報考專科，兩年內總共征戰三回聯考，對歷史與地理再怎麼說也下了不少工夫。那陣子的絕活兒是熟記地圖，任何一條鐵路或河流沿線城鎮，我都可以依方向加以羅列；至於歷史年份及朝代更迭，至今猶能記得大半。不過日後有則笑話，道盡了對社會組史地課的荒謬之諷刺。其大意為當年的地理課實為歷史，而歷史課則歸主義；此指地理仍講二十多年前大陸棄守時的行政區域，與事實完全不符；而歷史更充滿漢賊不兩立的意識型態，不啻為政治宣傳張目。這些故步自封的現象，於今想來不禁令人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