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學 06 ∕ 12：大智教化

 

 

我從生命教育在臺灣一開始推動便投身其中，二十八年來為此寫了一堆書，偶爾會被別人視為學者專家，心中多少也萌生出一份使命感，希望以「大智教化」為名多做些事情。十二年前因緣際會去大陸參與民間辦學，發覺傳統書院日益流行，竟有心仿效而成立「大智教化院」，不過目前尚停留在網路虛擬階段，尚未有實體教學活動的設計。但我也的確據此在兩岸進行多次講座，對象主要為各級教師和社會人士，聽眾反應不惡，予我極大信心。看來將自我教化推己及人依然可行。

 

自認為是人文自然主義的信徒，宗教信仰則始終是我心中的一道結。小時候隨家人進基督教堂、高中自行參加校園團契、念天主教大學跟神父修女聽道理、在佛教大學教書甚至皈依受戒，到頭來卻轉眼成空，仍於世俗中載沉載浮，不知所終。宗教是團體活動，信仰為個人抉擇，我確定自己頗有宗教感，但不願追隨教團參與活動，於是選擇疏離靠邊站，久之便走向非宗教。非宗教不是像西方「人文主義者宣言」那般明顯反宗教，而是將之「納入括弧，存而不論」以示尊重。宗教顧名思義乃是「立宗設教，度化信眾」，教主多為受到天啟靈動的奇理斯瑪型領袖人物。他們高高在上，於神聖光環的氛圍中受人景仰，其後世傳教宣道者亦多如是。對此我有所反思：那大智教化呢？它可否發展成大智教，藉以普度眾生？

 

身為學術中人，有時我還真以為在臺灣充滿宗教味的生命教育，其本身就是一門準宗教。相對於一般學術研討會上的劍拔弩張、炮聲隆隆，生命教育團體辦活動大多溫情流露，笑聲不斷，其樂也融融。此雖反映出群體內聚力量大，但也同時顯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宗教原本就是給人信仰，而非討論批判。一路推動生命教育至今，我終於悟出「各自表述、各取所需」的真諦，從而選擇不與人爭，心平氣和走自己的路，於獨善中自度。猶記我於多年前奉派擔任高階主管，為應付大學評鑑忙得團團轉，不時興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嘆。也就在這段期間，繼父與母親相繼去世，自願無後的我上無父母下無子女，生命情調頓時臻入空靈之境，彷彿大死一番，遂拈出「享閒賞情趣，親性靈體驗；做隱逸文人，過澹泊生活」座右銘。於今看來，這正是我的生命蛻變之始。

 

哲理學 05 ∕ 12：轉化二

 

 

教育為人而設，要求生命化並不為過。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知識分工已然成形，不可能走回頭路。現實地看，身處地小人稠的臺灣，學生受教先考慮出路乃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當一小群人懷抱愛智理想投身哲學，也必然受到市場機能的牽制。一般念了哲學到頭來多半當老師，如今有著生命教育講壇可以揮灑，但必須先行確認所學何事？所為何來？像我以教生死學為主，講的就是我的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藉以讓學生當下由死觀生，未來了生脫死。

 

目前臺灣的生命教育主要還是在各級學校內針對學生而設，甚至規準化為一套課綱及五種核心素養，在高中統一開授，用以取代並充實德育。不過在我看來，它其實還有更多發揮空間，包括至少兼及德育、群育和美育，以及走出學校面向社會。我稱這樣的改革創新為「大智教化」，「大智」代表生命智慧，「教化」則彰顯突破制式教育的框架。最近十二年我寫了一系列討論大智教化的文字，本網誌可視為提綱挈領之作；大智慧的內容便不再贅述，在此僅就美育稍作說明。我所提倡美育內容主要是自然美與人生美，藝術美尚在其次。像我喜用電影討論生命，第八藝術的形式可以不計較，扣人心弦的生命故事才是重點。人生若能盡量活出自然不造作，尤其是死得坦然、死得其所，更可謂美的最高境界。

 

前文曾提到我受惠於羅蒂的自我教化哲學，決定不斷精進自我生命教育，在五十至七十歲之間寫成二十七部相關著述流傳於世，也算是推己及人，進行社會教化。社會即指人群，我從小便不太合群，及後更發心成為自了漢，希望「無求於人，亦不為人所求」。高中時強烈為存在主義、道家及禪宗思想所吸引，而無視於學校教的儒家那一套。但是年歲日長，社會化不減反增；站上講臺當了老師，總不能太自我中心忽略學生。「三人行必有吾師」，四十二載教學生涯跟學生試誤地不斷互動成長，令我眼界心胸相繼大開。例如為謀生去教主義政治課，被學生連番詰問，不得不向社會科學自學補課，竟意外對陌生的「社會」有所體認，日後更從反商情結中走出來，修習了三年半MBA課程。

 

哲理學 04 ∕ 12：生命教育

 

飄零的生命搭掛上生命教育，是從我接手哲學前輩傅偉勳的遺志，意外成為全球唯一的生死學研究所創所所長開始。剛好就在那幾年，生命教育於臺灣應運而生，而且跟生死學一拍即合。從認知角度看，此二者皆有豐富的情意成分，不宜完全通過知識講解以傳授，必須要有體驗活動。我自己的作法是靜態地反芻生命故事並形諸文字，對學生則要求試寫哲理小品。至於比手畫腳帶動唱或愛的抱抱溫情洋溢那一套，則敬謝不敏。十七年前我又將學生生命教育擴充至教師及成人，並升級為「大智教化」，以自助助人身心安頓。

 

「生命教育」是一項極為光明正向的提法，因此受到兩岸四地教育界一致認可，並積極推廣普及，但彼此的動力源卻大有出入。簡言之，臺港澳的生命教育受到宗教團體大力護持，官方亦樂見其成；大陸則以思政教育及心理健康為主力，完全排除宗教色彩。情勢不同無可厚非，但我身處臺灣，卻發現除宗教及民俗信仰外，非宗教的人生信念也具有豐富生命力，值得一顧。尤其在生老病死方面，將傳統思想轉化成為後現代多元價值，同樣足以面面俱顧。這正是我提出生命教育擴充升級版的大智教化之緣起。

 

曾有新儒家學者陳德和指出，「生命教育」至大無外，凡事一網打盡，卻可能流於說了等於沒說。於是有佛家學者蔡耀明花大工夫去界定「生命」，更有日本生命倫理學森岡正博者創立「生命學」以獨樹一幟。然而究竟「生命」何所指？我認為從西方的「生命科學」到中國的「生命學問」都必須納入，對此我提出「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以概括之，要求知情意行無所偏廢。如今在華人圈傾向將生命教育視為倫理道德教育的替代；傳統德育既然不受重視，那就把它重新打造包裝，甚至以花俏多樣面貌問世。我不反對教學形式的多樣化，但更看重教育內涵的多元性；最好是五育兼顧，進而突出情意與價值取向的德育、群育及美育。臺灣正式推動的高中生命教育偏重倫理道德教育，對哲學界無寧是好事，至少愛智弟子下山行道擁有更多施展空間。

 

說到傳統德育其實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傳統式的道德教育，再者則為傳統中的教育內容，後者反映更多時空背景。以教育學來說，十九世紀初接替康德在大學中擔任講座的赫爾巴特創立了普通教育學，他視倫理學為教育的本質、心理學則為其方法。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當史賓塞為提倡德、智、體三育撰寫小冊時，他心目中的教育典型卻是以科學為內容的智育。西方從德育當道到智育掛帥的百年間，推波助瀾的是大學專門科系的設置，加上學術團體的成立和期刊的出版，逐漸形成一個壁壘分明的共同體。各學科共同體的社群意識傾向排外，意志集中力量也集中，知識生產突飛猛進，為人類文明不斷添增新頁。這種群性最初以自然科學為宗，其後擴散至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如今哲學亦有樣學樣，東西方傳統德育皆套用智育模式在推行。

  

哲理學 03 ∕ 12：愛智慧見

 

大破而後自立。始終立於哲學宮牆之外的我，一方面看見所出身學圈的各自為政甚至分崩離析，另一方面也漸感老之已至彷彿時不我予，乃不揣淺陋端出自己的愛智慧見。與其說我在此著述立說、推廣己見，不如說是有意借題發揮、自度度人。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不歸為知識真理，而屬於愛智慧見，亦即探索生命學問的心得意見。此一生命探索始於我在高中時期所接觸到的存在主義、道家及禪宗思想，並一度誤以為這就是哲學的全部，於是立志投考哲學系。

 

我學習並傳授哲學的身心歷程無法一言道盡，已於花甲之際出版《觀人生》一書細說分明。在其中曾表示長期面臨「邊緣人的苦悶」，後來則一掃而空，到如今更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此一困境就是身處職場卻沒有歸屬感，這其實可歸因於知識分工與教研專業化所造成的門戶之見。我在哲學系以外的系所任教，彼此都懷有成見。這種供需失調所導致愛智門徒在「花果飄零」中必須「靈根自植」的處境，雖然不似當年唐君毅提出此言的大時代之感慨，卻也反映出哲學圈小人物的真實遭遇。愛智是好事，能拿它當飯吃卻不容易。我算是順利以教哲學謀生糊口半輩子，如今於西方國家尚有靠哲學諮商執業收費的行當，倒也可開發為哲學人的出困之路。不過在臺灣，寺廟附近的「哲學相命」或許更切實際。

 

不要小看傳統「五術」，高雄「龍發堂」的民俗療法一度還曾遠赴德國，登上世界精神醫學大會的講壇哩！哲學既然以開啟人心智慧為目的，那麼求知工夫只是方便法門而非不二法門，反倒是常識之見更形重要。為專門或專業科系學生充實常識，在大專院校中靠的就是通識教育。而通識教師許多皆為正統「哲學博士」出身，而立前後我的入行正由此起步。我把教通識當專業，其中大部分是在教生死學。人家封我為此道專家，我說死而後已才配稱專家，像吳寧遠、傅偉勳、余德慧、鄭曉江皆已先後辭世而留名千古。反觀我何德何能？不過在引領學子通過愛智慧見由死觀生罷了。回首過往，我終於看清這就是我想做也樂於去做的生涯志業，通常稱為「生命教育」。如今生命教育在臺灣已列為高中必修課程，其中有關「終極關懷」課題，教的主要就是生死學。

  

哲理學 02 ∕ 12：轉化一

 

哲學探索雖然抽象，同樣可以像具象的科學研究一般與時俱進，而非堅守傳統以不變應萬變，這便是因時因地制宜的思想觀念轉化。以我涉足三十二年的生死學為例，養生送死必然涉及殯葬，而在華人社會裏，儒家與道家可以發展出兩個極端的處理之道。一面是儒家式的繁文縟節古禮厚葬，另一面則是道家式的反璞歸真自然潔葬。創立生死學的哲學家傅偉勳教授，推崇莊子是「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予我極大啟發與鼓舞，乃有我的「愛智慧見」核心價值之結晶凝聚。由死觀生，再由人生看宇宙，終能「直透本原」。

 

從人生看宇宙方能「直透本原」之說出自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相反途徑在他看來無疑是「最彎曲的路」。回顧我的治學歷程，正好應驗其所言而曲折不已。然我非但不後悔，反深覺殊途同歸，從而發現由兩個極端以光譜漸層方式向內匯通的中道觀點。半百之後我嘗試用這套觀點，自傳統思想中轉化出後現代論述，頗覺運行無礙。依傍六經註我的大原則，套用廣告臺辭，「各家就是我家」，同樣符應傅偉勳從理性「學問的生命」到悟性「生命的學問」學思道路。反身而誠，傳統之於我不外哲學史所記載的大中小家，以及為安身但非立命而從事知識生產所涉獵的文獻作者。耳順之年我自願從職場提早離退，從此不為安身之事煩惱，立命之心反而奇妙應運而生，而於賦閒後不斷拈出自己的愛智慧見。

 

六經註我的策略不是背棄傳統，而是有所取捨地善用之。在此多少有些拼貼效果，可說相當呼應了後現代精神與狀況。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的哲學處境可謂邊陲之邊陲；然而一旦訴諸後現代，去除核心發言位置的壁壘，頓時顯得海闊天空。就意識型態作為「觀念的學問」而言，非涉於船堅礮利，阿Q一點又何妨？何況我從接觸哲學起，所關注的重點始終不脫個體自身的「存在抉擇」。就像我所心儀的叔本華一樣，不斷為自己的一偏之見找尋理由，目的則是「安身立命，了生脫死」。這種個人化甚至自我化的哲理思考途徑，竟然可以在後現代思想家當中找到呼應，那便是羅蒂的「自我教化」哲理。身為美國學者，他擁抱住實用主義精神，卻把整個西方哲學拆解得支離破碎，令我這個東方後生小輩大開眼界。

  

哲理學 01∕12：哲學思想

 

 

本系列網誌用「愛智慧見」代表我的「哲理」觀點，以有別於各家哲學思想。傳統哲學一如現代科學，強調發掘事實真相，進而追求普遍真理；而對眾說紛紜的世俗意見不屑一顧，甚至嗤之以鼻。及至今日，在後現代反本質的大纛下，全球化與本土化以及在地化得以相提並論，真理讓位、意見彰顯已成常態，我乃順勢楬櫫自身長期「愛好智慧」的一己之見。我自忖所言並非痴人說夢，而是半個多世紀來，個人理性認知與情意體驗的積累融貫，可視為自我生命教育的用心之所得，說與有緣人聽並不為過。

 

早年初習哲學，必修中國、西洋及印度哲學史，強記硬背、囫圇吞棗一番，沒有深刻體認。之後深造研究科學哲學而接觸到科學史，發現其中史料相當豐富。對比之下，哲學史似乎只有哲學沒有史，百年前胡適早就有感於此。科學其實源於哲學，原本歸為自然哲學，為何至今有此落差？我想簡單的理由無非是：哲學始終追求以不變應萬變，而科學卻堅持與時俱進；光是這點差別，就足以讓科學從哲學掙脫自立門戶了。但話說回來，這絕非哲學之過，而是哲學在知識演化中所承擔的辯證發展歷史任務。

 

哲學是人類自我啟蒙擺脫神話的心智產物，用以處理宇宙與人生諸問題。但神話並未消失，而是轉化為文學藝術、宗教民俗等情意傳統，並讓哲學以及平行發展的數學扮演著智性功能的角色。宇宙與人生問題在不同民族文化內各有解釋，我生長於東亞臺灣，所受哲學教育不似西方人忽視東方，而是東西兼治、儒道融通的。東西雙方處理宇宙與人生問題，都有「知德合一」之說，但取向進路卻大異其趣。西方哲學雖然兼顧真善美，卻明顯讓追求真理的途徑掛帥。宇宙問題在傳統哲學中佔據核心地位，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及「後設物理學」（形上學），加上他為生物分類的嘗試，都對後世自然哲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這點在東方的中國哲學內無可比擬相似之處，因為中國人敬天、法天，但鮮見戡天。

 

雖然亞里斯多德的德性倫理學也在後世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作為實踐哲學的倫理學，終究不似在中國哲學內蔚為主流。當代哲人馮友蘭、梁漱溟、胡適、張岱年等，都視倫理人生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議題。人生問題生死攸關至為重要，西方長期以來都交予宗教信仰去安頓，文藝復興以後乃有人文主義分庭抗禮。而中國儒道二家人生思想智慧，則分別被歸於人文及自然主義。如今哲學探究已無法劃地自限，勢必要東西兼治，我乃提出「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中道方法以為因應。其觀點態度在於用類似「光譜漸層」的方式看待哲學問題，宇宙與人生皆作如是觀，當可不陷於一偏之見。透過光譜漸層的視野去觀照哲思，時空因素逐漸呈現，哲學於是有史可考，不必然放諸四海皆準，而是隨緣流轉。

 

老後 02：代表作的呈現（2019上）

 

 

一如「素質教育」是深具「中國特色」的教育政策，「生命教育」則屬於帶有「臺灣特色」的良法美意。此一在地政策最早出現於1997年，至此已屆二十二載；近九年它發展成高中選修正式課程，此後更進一步改為必修。用最簡單的話說，生命教育就是既有德育的擴充版，且足以將部分群育及美育納入，以落實五育並重的教育理想。由於十二年國教自2019年秋季起步，新課綱特重各種「核心素養」，其中生命教育的素養主要圍繞著哲學而生，以呼應倫理道德教育的宏旨。回想我跟生命教育的邂逅，正是在它應運而生之初；1997年我離開臺北南下嘉義，去到南華學院創辦生死學研究所，自然而然地跟生命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它也隨緣地成為我的心之所嚮和為之奉獻的終身志業。尤有甚者，入老面對暮年餘生頓覺時不我予，更感到一股迫不及待的使命感呼之欲出。

 

事實上這五、六年間，我正是懷抱著一份理想在從事生涯後期的教研活動。具體而言，我努力不懈地在兩岸高校推廣「大智教化」，這是一套學生生命教育的民間版、成人版、擴充版與升級版，主要針對各級學校教師而發。我的初衷是考慮到若要落實學生的生命感悟，首先必須讓老師自我貞定，以彰顯個人生命情調的抉擇。我正是一路成長至今，《六經註》學思憶往，可視為我的半世紀心路歷程回憶錄。在這段漫長的成長發展過程中，我逐漸以學者教師之姿不斷著書立說，其中一座里程碑出現於2004年。那年我出版《生命教育概論》，對當時高中生命教育課綱草案加以詮釋與批判。這一方面希望將其本土化，以納入中華文化精義；另一方面更為師資培育提供多元化視角，因此特別標榜「華人應用哲學取向」為副題。由於當年我曾兼授師培課，遂以此為教材作育英才。

 

官方生命教育的首要推手乃是倫理學者孫效智，在他的規劃下，早期課程進階七科有四科歸於哲學；即使目前最新課綱所列五大核心素養，也以「哲學思考」為首，「人學探索」次之，而「人學」實係與「神學」相對的哲學學科。同樣身為哲學學者，回顧我涉足哲學半世紀的學思歷程，即使是以科學哲學取得學位並立足於學界，但我始終對人生哲學充滿興趣並持續關注。這種情形在年過半百後從量變到質變，並於耳順之年拈出「大智教化」的生命學問。不過長期以來我的人生觀都偏向道家獨善工夫，對兼濟缺乏動機。直到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看見國旗揮舞、旗海飄揚的盛況，才激起我對現實政治的關心。自視為代表作的《新生命教育》既標榜「安身立命」，國族認同遂成為繞不過去的坎兒。書中頭一回明確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我主張偏安的邦聯制，但似已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