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素質教育」是深具「中國特色」的教育政策，「生命教育」則屬於帶有「臺灣特色」的良法美意。此一在地政策最早出現於1997年，至此已屆二十二載；近九年它發展成高中選修正式課程，此後更進一步改為必修。用最簡單的話說，生命教育就是既有德育的擴充版，且足以將部分群育及美育納入，以落實五育並重的教育理想。由於十二年國教自2019年秋季起步，新課綱特重各種「核心素養」，其中生命教育的素養主要圍繞著哲學而生，以呼應倫理道德教育的宏旨。回想我跟生命教育的邂逅，正是在它應運而生之初；1997年我離開臺北南下嘉義，去到南華學院創辦生死學研究所，自然而然地跟生命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它也隨緣地成為我的心之所嚮和為之奉獻的終身志業。尤有甚者，入老面對暮年餘生頓覺時不我予，更感到一股迫不及待的使命感呼之欲出。
事實上這五、六年間，我正是懷抱著一份理想在從事生涯後期的教研活動。具體而言，我努力不懈地在兩岸高校推廣「大智教化」，這是一套學生生命教育的民間版、成人版、擴充版與升級版，主要針對各級學校教師而發。我的初衷是考慮到若要落實學生的生命感悟，首先必須讓老師自我貞定，以彰顯個人生命情調的抉擇。我正是一路成長至今，《六經註》學思憶往，可視為我的半世紀心路歷程回憶錄。在這段漫長的成長發展過程中，我逐漸以學者教師之姿不斷著書立說，其中一座里程碑出現於2004年。那年我出版《生命教育概論》，對當時高中生命教育課綱草案加以詮釋與批判。這一方面希望將其本土化，以納入中華文化精義；另一方面更為師資培育提供多元化視角，因此特別標榜「華人應用哲學取向」為副題。由於當年我曾兼授師培課，遂以此為教材作育英才。
官方生命教育的首要推手乃是倫理學者孫效智，在他的規劃下，早期課程進階七科有四科歸於哲學；即使目前最新課綱所列五大核心素養，也以「哲學思考」為首，「人學探索」次之，而「人學」實係與「神學」相對的哲學學科。同樣身為哲學學者，回顧我涉足哲學半世紀的學思歷程，即使是以科學哲學取得學位並立足於學界，但我始終對人生哲學充滿興趣並持續關注。這種情形在年過半百後從量變到質變，並於耳順之年拈出「大智教化」的生命學問。不過長期以來我的人生觀都偏向道家獨善工夫，對兼濟缺乏動機。直到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看見國旗揮舞、旗海飄揚的盛況，才激起我對現實政治的關心。自視為代表作的《新生命教育》既標榜「安身立命」，國族認同遂成為繞不過去的坎兒。書中頭一回明確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我主張偏安的邦聯制，但似已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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