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後 03：生死觀的新詮（2019下）

 

 

 2019年秋天《新生命教育》出版問世之際，我已經快要完成另一部新書《新生死學》的初稿；這雖然又是前書「接著講」，但原本並非計劃書寫，其緣起乃是暑假初在北京跟兩位年輕有為學者的聚會。北京大學哲學博士雷愛民自2016年起便主動規劃召開「中國當代生死學研討會」，先後在清華大學、廣州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舉辦，本年則輪到上海師範大學。那天我請他及中央黨校哲學博士王治軍上「眉州東坡」吃川菜，麻辣配扎啤興致頗高相談甚歡，當下答應他們的盛情邀約，請我在秋天上海的研討會上擔任首席演講貴賓，更感到與有榮焉。但是回來一想，要登臺講什麼好呢？由於主題涉及「生死學的學科建構」，正是我感興趣且思索多年的議題，乃決定以〈後設生死學〉為題撰寫萬字論文共襄盛舉。文章在兩週內便完成，卻總覺得意猶未盡，寫書的意念遂浮上心頭。

 

        生死學是哲學前輩傅偉勳於1993年在臺灣所創，立即蔚為流行，歷久不衰，不久位於嘉義的南華便邀請他去籌設生死學研究所。傅老跟我是舊識及忘年之交，承蒙他的引介，我被網羅為籌備的師資陣容。未料天不假時，他尚未完成大業竟撒手西歸，設所任務意外落在我的頭上。1997年夏季新所順利成立招生，我也當上創所所長，開始為生死學的學科建構跟一群年輕教師集思廣益。那一陣我離開銘傳南下任教四載，待過南華與大同兩所學校，分別為創立生死和殯葬科系打拼；可惜後者條件不足而作罷，只好北返吃回頭草，隨緣流轉進入教育專業系所安身。回顧既往，新世紀的頭二十年，我無論是專任或兼職、在臺灣或大陸，所為所思所教所寫，無不圍繞著生死學及生命教育而發。一旦談起生死學的學科建構，話說從頭雖有發揮餘地；但我真正關心的，卻是它叫座是否同樣叫好？

 

叫座是指生死學從一問世便引人矚目，像我2001年在空中大學開授此課，選修人數高居當學期之首。至於常年在銘傳教通識課，亦班班客滿，連規定要寫遺書都嚇不走學生。但一門叫座的新興學科要叫好，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為要得到學術共同體的認可，相當不容易。但這點在本年竟出現重大突破，欣聞南華在五度送件後，終於成功通過設立生死系博士班，訂於2020年秋天入學。這是我在上海親聆生死系主任所言，相信不假。不過話說回來，生死學縱使有博士班支撐於知識領域內落實紮根，它在我心目中仍然歸於一門情意取向的生死觀及生命學問。老來逐漸疏離於學圈，越發自視為思者醒客而非學者專家，再度動筆書寫仍秉持一貫的借題發揮態度，盡情打造我所嚮往的生死觀風貌；除標幟「生命」與「關懷」為其核心價值及競爭力外，全書率皆夫子自道，自得其樂也。

 

哲理學 12 ∕ 12：哲理諮詢

 

 

 

西方哲學諮商的創始人為德國哲學家阿亨巴赫，他不贊成通過嚴謹的方法將之打造成一門專業技能。其主張開放心胸、超越方法，跟案主像朋友般喝咖啡輕鬆對話。但這並非空談閒聊，而是協助對方通過反思自身的「世界觀」來解決實際困境。世界觀係對於宇宙與人生的理解，正是哲學教誨的基本內涵。但是它的範圍太大，不甚切身攸關，或難以在短時間內對焦。我建議另行發展以生死觀為關注的哲理諮詢，助人有效從事存在抉擇。當存在主義者海德格指出人乃是「向死而生」，而卡繆更認為自殺是唯一重要且迫切的哲學問題時，生死觀的釐清便有著相當關鍵的啟蒙作用。

 

哲理諮詢用的是大智教化的哲理學，歸於愛智慧見，其核心價值於我是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亦即天然論。哲理學可開出哲理術，培育哲理師；它主要通過自我學習修煉，不一定需要複雜學理及建制組織的導引，只要具備基本哲理素養並由有經驗者示範即可。哲理術用於協助有心求援者釐清生死觀，可以將結婚、生產、養育、老齡、受病、臨終、喪葬等一系人生發展歷程倒轉過來檢視，由死觀生，漸次釐清包括人死觀、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等各種價值觀。以我為例，我的天然論哲理學大致師法莊子順應天道、回歸自然的生死觀，由此反身而誠，遂拈出環保自然葬、安寧療護或安樂死、老人安養、無後主義等一系主張。我今年結縭四十載屬紅寶石婚，一開始就跟太太約定無後，老後想住養生村，希望臨終前少受病痛折磨，死後骨灰灑海縱浪大化。這些想法背後有著一定哲理在，它正是我的存在抉擇，從十五歲接觸哲學至今不曾或忘。

 

本網誌鼓勵有心者、有緣人首先成為自助式的哲理師，行有餘力再推己及人，像我不斷為文推廣大智教化的用意便是如此。一般諮商師在出師行道前，都要先接受別人的諮商。我在此所倡議的實用哲理學、提供的簡明哲理術，大致上人人可以為之，不過最好要具備一些基本哲理修養，或由有經驗者導引入門。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人各有志，且往往自行其是。但人生不如意者即使沒有十之八九，也有十之五六或四五，總之一半一半。倘若我們擁有一些哲理常識，遇到身邊的人面臨困擾煩惱，用思想當工具助其一臂之力，不正是愛與關懷的體現嗎？五十七年前十五歲的我，就嚮往存在主義、道家及禪宗的孤獨高妙意境，始終如一，於今尤甚，不能不說「吾道一以貫之」。此道乃是我自生命實踐中所醞釀的無過與不及之中道哲理，形諸文字以誌之。

哲理學 11 ∕ 12：轉化四

 

哲學諮商引入臺灣已有二十餘年，主要據點是我的母系輔仁大學哲學系，在前校長黎建球的推動下，已培養出一批從事相關研究及實作的博士，並成立專業學會。但它畢竟是西方產物，即使納入一些東方元素，要能推廣普及仍亟待努力。這並非杞人憂天，而有事實為證。心理學家黃光國曾指出，「九二一」震災後，心理學界組團到災區進行創傷撫慰，卻始終乏人問津；反倒是收驚婆的民俗治療門庭若市，應接不暇。此種現象值得哲學諮商參考警惕並未雨綢繆。要像當年楊國樞等人的遠大企圖，不能只搞西方心理學本土化，而是要建構本土心理學。

 

心理學屬於科學故難有土洋之分，而哲學在臺灣原本就具備東方與西方的不同取徑；哲學諮商即使不能全盤改由本土進路出發，走向「文理並重、東西兼治；儒道融通、天人合一」的實踐仍有可能。我有心建構這方面的理念與實務，它們以「天然論哲理學」為名實，引領有心人從獨善自度到兼濟度人，使人我皆能達於安身立命、了生脫死的境地。兼濟度人並非一廂情願或使命必達，歷史上有太多兼善天下卻導致天下大亂的例證。所以兼濟要能循序漸進，以期更上層樓，最終止於至善。重點在於個人修持以利社會公益。社會學家葉啟政曾花費極大工夫著書立說，就是想為個體在後現代商品經濟下的社會生活找尋出困之路，從而發現「愛與關懷」的價值修養。

 

心理諮商、社會工作、護理照顧，甚至殯葬管理，均可被歸為「助人專業」，哲學諮商也有心加入行列。這在西方國家已經實現，問題是於臺灣有此需要嗎？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禮儀師等，都需要考授國家證書並領取執業執照，哲學諮商師呢？對此我一方面樂見其成，另一方面則嘗試建構另類的社會服務模式，此即主要以成人及社會人士為對象的大智教化。大智教化由生命教育擴充升級而來，它不像學校生命教育放在教室裏面教，而是開發一套社會性的自我教化活動。它類似於羅蒂的個人教化，卻可以在社會上推廣普及，方法則參照哲學諮商所為。其實早在哲學諮商興起前，心理諮商中的某些流派便不斷汲取哲學源泉，如今哲學諮商也可以部分改造成更為本土化的「哲理諮詢」。

  

哲理學 10 ∕ 12：哲學諮商

 

 

我提出「哲理學」之說並非巧立名目、強詞奪理，而是希望在標新立異中推陳出新。此說有明確在地根源，係我在為撰寫教授升等論文而從事護理哲學研究時，發現臺灣護理界將來自西方的護理學說，多稱作「護理哲理」，以示專業實務操作的理論基礎。這予我在思考生命教育及大智教化時頗有啟發；哲學可以務虛，哲理卻必須務實。我心目中的哲理學內涵，接近為哲學實踐或應用提供理念基礎的哲學。這種實務背後的理念，近年廣被運用於哲學諮商，促使其步上「助人專業」途徑。

 

哲學諮商興起於上世紀八零年代的歐陸，進而推廣至全球，起初稱為「哲學實踐」，屬於免費或收費的哲學解惑晤談服務。後來逐漸模仿心理諮商及治療，越發趨於專業化，也更增強操作技能。由於不願讓心理諮商專美於前，實務工作者努力想在二者之間劃清界限，但至今效果不彰，只能從善如流、互利共榮。圈內多自稱「諮商師」，也有叫「諮詢師」，我則建議以「哲理師」為名，以與同樣從事臨床工作的「倫理師」、「心理師」平起平坐；何況後者在臺灣所考授證照皆名為「心理師」。

 

哲學在西方歷史悠久，有史可載者長達兩千六百多年，而公元前四世紀的亞里斯多德，就已經在討論「有關靈魂的學問」，亦即心理學。心理學長期屬於哲學的分支，直至十九世紀後期始正式獨立為一門科學學科，並以「科學心理學」自視，刻意跟哲學切割。但是後來受到精神醫學尤其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影響，至少在美國於二戰後興起一陣心理輔導諮商之風。當時各門各派應運而生，終於開展出包括諮商、臨床、學校、軍隊、工商等等一系應用心理學方向。其中的輔導諮商路數，與其說源生於科學心理學，不如說是嫁接自基督教會的牧靈工作。這種情況一開始有點像臺灣的民俗療法，後來美國諮商學在一些有學理基礎的實務工作者努力建構下，已經蔚為百花齊放的局面，光是可以操作執業的門派就多達十餘種。

 

心理學開出應用面向大約在一九六零年代，而應用哲學則於八零年代萌生。應用哲學接續歷史上的實踐哲學傳統，特重應用倫理學；尤其是醫療倫理、環境倫理、企業倫理三者，近年更擴充至資訊、傳播、科技、性別諸議題。然而應用哲學或實踐哲學多半仍在大學殿堂之內從事教學研究，倒是哲學實踐或哲學諮商已經走出校園，迎向社會，開始向消費大眾提供專業服務。步入人群採用「詰問晤談」，屬於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實踐，其精神在今日得以復興，也象徵著哲學的自新。思辨玄想是哲學家在學院之內的工作，維根斯坦視之為語言遊戲。人們對哲學的更多期望，是在於其能否就日常生活之種種提供解惑之道。這正是實用主義的初衷，在羅蒂心目中，被打造成為一套自我教化的哲理途徑。

 

哲理學 09 ∕ 12：天然論

 

 

「出生入死」為老子言，係指人由生來向死去，自然而然，無需刻意造作。但老子對生死大事發揮不多，此乃莊子之擅場。莊子把生死學推展到由死觀生的極致，像交代死後薄葬，以及妻死鼓盆而歌的豁達態度，恐非一般人所能坦然接受。但是天然論所要提倡培養的，正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開放胸懷，它指向「物我齊觀、天人合一」的天人物我關係。人們一旦對自己的生命本源有所領悟，「置之死地而後生」，對生活裏的枝枝節節，也就不會太執著計較了。

 

莊子寫〈齊物論〉有「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之語，呈現一套物我齊觀的學說。後世多解釋為人與自然環境及諸事萬物要盡可能等量齊觀，不應太自我中心，亦即類似佛家的破除「我執」。此一道理相當理想化，卻也務實地體現在他的生死態度中。倘若人的生死即如氣聚氣散，那麼人死就當順其自然，何悲之有？然而我們一旦反身而誠，卻發現哀傷悲痛也是人之常情，又何必刻意壓抑？在天人物我之間，究竟何為自然？似乎莫衷一是。西方人眼中的自然，乃是未經人工破壞的大自然環境；中國人講天人地三才，人終究無逃於天地之間，不事造作恐為自然所吞噬。到底要如何拿捏身處世間頂天立地的分寸？如果把物我齊觀看作眾生平等、同體大愛，用關懷之心廣結善緣，未嘗不是妥善處世中道。

 

上述莊子之說，其實已經涵蓋各種天人物我關係，包括物我齊觀與天人合一，亦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依然一體通透無所窒礙的心境流露。但是講天人合一也不能忽略儒家的貢獻，儒道融通正是中國人文自然主義的圓滿。儒家認為萬物有情且相互感通，因此要通過禮樂教化的施行，跟世間萬物達於和諧處境。傳統之「天」究竟是超越還是內在的？自古至今爭議不斷。然而一旦要講天人合一，則把人人都賦予超越性似乎不妥。看來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有參考價值。道家以「道、天、地、人」為「四大」，若能與佛家的「地、水、火、風」相互輝映，有空融通，或許更能提供現代人自我安頓的開闊視野。而這一切是可以在人世間操作且互通有無的，此即我嘗試建構「哲理學」之用心所在。

 

哲理學 08 ∕ 12：轉化三

 

科學史暨科學哲學家孔恩看得很清楚，史學研究必須充分掌握客觀的史料方能開口，哲學研究卻只要批判別人思想的要害便站得住腳，這是指西方哲學傾向「求異」。相對地中國的哲學家卻往往希望「存同」，盡可能把自己歸入儒道佛三家之中。因此有人結論說，西方沒有哲學只有哲學家，中國則只有哲學沒有哲學家。這些或許反映出學術圈的部分狀況，但我已自外於此，且以六經註我，開創自家本事，推廣融匯各方之長的光譜漸層式中道哲理，大可放手求同存異，以期活學活用。

 

本網誌揭示了我的哲理之四重轉化，各自從既有哲學背景議題中，勾勒出新穎意見與異見。如此標新立異是嘗試發掘其中的活水源頭，為個人生命注入新力量。像我將自然主義轉化為天然論，就是想重新建構天人物我的關係。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提法都來自西方，百餘年前受過西方教育的胡適寫中國哲學史，便把這些標籤貼在儒家跟道家思想身上，久之大家也習以為常。說儒家是人文主義，表示它擁有深厚的人本關懷，這點其實佛家也具備。以孔子為宗師的儒家，擇善固執地宣揚社會倫理，讓世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而以世尊為祖傳的佛家，則教聖諦正道自度度人，從而離苦得樂。儒佛通過修行內證，各自成為聖賢或覺者，更不忘推己及人，這是很貼切的人本關懷實踐。

 

相對於儒家與佛家的外爍實踐，道家與禪宗更看重內斂工夫，走向本心本性的順勢開顯。這種渾然天成的生命流露，對於個體生老病死的自我安頓，體現出較人文化成更細膩圓融的天然之道。它多以平常心呈現，卻是對大智慧的深刻領悟。我有意建構「天然論哲理學」，換個說法就是「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華人哲理諮詢」；其前提乃係「由死觀生」，亦即生死學。傅偉勳洞悉道家與禪宗的深切關聯性，一如其所言，「莊子是心性體認本位的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此一生死學後來由禪宗繼承，並獲更進一步的發展」。禪宗雖然屬於佛教八宗之一，但是它對「出生入死」的體認，卻已相當中土化；其解脫觀與道家尤其是莊子思想有相通之處，反而跟業力流轉、輪迴果報的原始佛教教義不甚呼應。

  

哲理學 07 ∕ 12：自然主義

 

 

我的蛻變如今仍在不斷發展深化，為文分享心得，嘗試以文會友，廣結善緣。回想一路走來的存在抉擇，多少有些矛盾。例如以隱逸為志，理當不為人所知；我卻大言不慚，難免好為人師。不過此生既已出版了三十四種書，再寫下去也未嘗不可。「我手寫我心」，接下去要闡述我所領悟的中道哲理。為標新立異以示不同異見，我試圖建構「天然論哲理學」；前者代表我的愛智慧見，後者則用以從事大智教化。我期望體用通透，以達知行合一。

 

自然渾然天成，遂可稱作天然；天然論說穿了就是自然主義，換個說法是想強調其中的四句教：「文理並重、東西兼治；物我齊觀、天人合一」。天然論大同小異於自然主義之處，一是以光譜漸層的方式，從西方「自然哲學」講到東方「自然的哲學」；再則以由死觀生為前提，從莊子的生死學出發，一路走向後現代視死如歸、無後顧之憂的喪葬觀。這些靈感得自我從事多年的殯葬教育，事實上我在這方面寫了四種書，大力提倡「輕死重生，厚養薄葬」，尤其是環保自然葬。

 

西方有人堅信人文主義以反對基督宗教，我生長於臺灣，在地以民俗信仰為大宗，信不信由人。人生行過花甲，心境幾經「改宗」，最終選擇相信「人死如燈滅」的澈底現世自然主義。但是身為愛智門徒，以至後來的哲學教師，我在認知層面也同時服膺人文主義；起先是存在的人文主義，後來是科學的人文主義，如今則為「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我所接觸科學人文主義的信念，來自物理學出身哲學家萊興巴哈的大作《科學的哲學之興起》，以及分子生物學家莫諾的名著《偶然與必然》。它們最終反映在我以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為鑽研對象，先後撰成的碩士論文《自我與頭腦》、博士論文《宇宙與人生》之中。由此可見我在涉足哲學前二十年文理並重的心之所嚮，包括大學時選讀生物系為輔系。

 

後新儒家學者林安梧曾有「自然先於人，人先於自然科學」之說，頗能詮釋我的終極信念「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它簡稱「天然論」。自然科學由人所發明，屬於人文化成的文明成就，用於戡天利民，但應慎行以御物而不御於物。然而到如今人類已深陷科技羅網之中難以自拔，遂時興後現代式的後科學批判，但不應完全走到反科學的相對面。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是一套中道哲理，以自然之道為圓心，向外環次第發展出人文思想與科學知識。至於「後」之論述，主要在於要求保持多元開放的可能性，以免定於一尊。有人質疑科學已成現代宗教，但波普強調科學知識始終呈現開放之勢，容許各方批判，不斷演化修正，根本迥異於不容懷疑動搖的宗教。至於我選擇相信人文自然主義，跟我追求清風明月的稟性氣質有關，充其量不過是一己人生信念而已。

 

哲理學 06 ∕ 12：大智教化

 

 

我從生命教育在臺灣一開始推動便投身其中，二十八年來為此寫了一堆書，偶爾會被別人視為學者專家，心中多少也萌生出一份使命感，希望以「大智教化」為名多做些事情。十二年前因緣際會去大陸參與民間辦學，發覺傳統書院日益流行，竟有心仿效而成立「大智教化院」，不過目前尚停留在網路虛擬階段，尚未有實體教學活動的設計。但我也的確據此在兩岸進行多次講座，對象主要為各級教師和社會人士，聽眾反應不惡，予我極大信心。看來將自我教化推己及人依然可行。

 

自認為是人文自然主義的信徒，宗教信仰則始終是我心中的一道結。小時候隨家人進基督教堂、高中自行參加校園團契、念天主教大學跟神父修女聽道理、在佛教大學教書甚至皈依受戒，到頭來卻轉眼成空，仍於世俗中載沉載浮，不知所終。宗教是團體活動，信仰為個人抉擇，我確定自己頗有宗教感，但不願追隨教團參與活動，於是選擇疏離靠邊站，久之便走向非宗教。非宗教不是像西方「人文主義者宣言」那般明顯反宗教，而是將之「納入括弧，存而不論」以示尊重。宗教顧名思義乃是「立宗設教，度化信眾」，教主多為受到天啟靈動的奇理斯瑪型領袖人物。他們高高在上，於神聖光環的氛圍中受人景仰，其後世傳教宣道者亦多如是。對此我有所反思：那大智教化呢？它可否發展成大智教，藉以普度眾生？

 

身為學術中人，有時我還真以為在臺灣充滿宗教味的生命教育，其本身就是一門準宗教。相對於一般學術研討會上的劍拔弩張、炮聲隆隆，生命教育團體辦活動大多溫情流露，笑聲不斷，其樂也融融。此雖反映出群體內聚力量大，但也同時顯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宗教原本就是給人信仰，而非討論批判。一路推動生命教育至今，我終於悟出「各自表述、各取所需」的真諦，從而選擇不與人爭，心平氣和走自己的路，於獨善中自度。猶記我於多年前奉派擔任高階主管，為應付大學評鑑忙得團團轉，不時興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嘆。也就在這段期間，繼父與母親相繼去世，自願無後的我上無父母下無子女，生命情調頓時臻入空靈之境，彷彿大死一番，遂拈出「享閒賞情趣，親性靈體驗；做隱逸文人，過澹泊生活」座右銘。於今看來，這正是我的生命蛻變之始。

 

哲理學 05 ∕ 12：轉化二

 

 

教育為人而設，要求生命化並不為過。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知識分工已然成形，不可能走回頭路。現實地看，身處地小人稠的臺灣，學生受教先考慮出路乃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當一小群人懷抱愛智理想投身哲學，也必然受到市場機能的牽制。一般念了哲學到頭來多半當老師，如今有著生命教育講壇可以揮灑，但必須先行確認所學何事？所為何來？像我以教生死學為主，講的就是我的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藉以讓學生當下由死觀生，未來了生脫死。

 

目前臺灣的生命教育主要還是在各級學校內針對學生而設，甚至規準化為一套課綱及五種核心素養，在高中統一開授，用以取代並充實德育。不過在我看來，它其實還有更多發揮空間，包括至少兼及德育、群育和美育，以及走出學校面向社會。我稱這樣的改革創新為「大智教化」，「大智」代表生命智慧，「教化」則彰顯突破制式教育的框架。最近十二年我寫了一系列討論大智教化的文字，本網誌可視為提綱挈領之作；大智慧的內容便不再贅述，在此僅就美育稍作說明。我所提倡美育內容主要是自然美與人生美，藝術美尚在其次。像我喜用電影討論生命，第八藝術的形式可以不計較，扣人心弦的生命故事才是重點。人生若能盡量活出自然不造作，尤其是死得坦然、死得其所，更可謂美的最高境界。

 

前文曾提到我受惠於羅蒂的自我教化哲學，決定不斷精進自我生命教育，在五十至七十歲之間寫成二十七部相關著述流傳於世，也算是推己及人，進行社會教化。社會即指人群，我從小便不太合群，及後更發心成為自了漢，希望「無求於人，亦不為人所求」。高中時強烈為存在主義、道家及禪宗思想所吸引，而無視於學校教的儒家那一套。但是年歲日長，社會化不減反增；站上講臺當了老師，總不能太自我中心忽略學生。「三人行必有吾師」，四十二載教學生涯跟學生試誤地不斷互動成長，令我眼界心胸相繼大開。例如為謀生去教主義政治課，被學生連番詰問，不得不向社會科學自學補課，竟意外對陌生的「社會」有所體認，日後更從反商情結中走出來，修習了三年半MBA課程。

 

哲理學 04 ∕ 12：生命教育

 

飄零的生命搭掛上生命教育，是從我接手哲學前輩傅偉勳的遺志，意外成為全球唯一的生死學研究所創所所長開始。剛好就在那幾年，生命教育於臺灣應運而生，而且跟生死學一拍即合。從認知角度看，此二者皆有豐富的情意成分，不宜完全通過知識講解以傳授，必須要有體驗活動。我自己的作法是靜態地反芻生命故事並形諸文字，對學生則要求試寫哲理小品。至於比手畫腳帶動唱或愛的抱抱溫情洋溢那一套，則敬謝不敏。十七年前我又將學生生命教育擴充至教師及成人，並升級為「大智教化」，以自助助人身心安頓。

 

「生命教育」是一項極為光明正向的提法，因此受到兩岸四地教育界一致認可，並積極推廣普及，但彼此的動力源卻大有出入。簡言之，臺港澳的生命教育受到宗教團體大力護持，官方亦樂見其成；大陸則以思政教育及心理健康為主力，完全排除宗教色彩。情勢不同無可厚非，但我身處臺灣，卻發現除宗教及民俗信仰外，非宗教的人生信念也具有豐富生命力，值得一顧。尤其在生老病死方面，將傳統思想轉化成為後現代多元價值，同樣足以面面俱顧。這正是我提出生命教育擴充升級版的大智教化之緣起。

 

曾有新儒家學者陳德和指出，「生命教育」至大無外，凡事一網打盡，卻可能流於說了等於沒說。於是有佛家學者蔡耀明花大工夫去界定「生命」，更有日本生命倫理學森岡正博者創立「生命學」以獨樹一幟。然而究竟「生命」何所指？我認為從西方的「生命科學」到中國的「生命學問」都必須納入，對此我提出「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以概括之，要求知情意行無所偏廢。如今在華人圈傾向將生命教育視為倫理道德教育的替代；傳統德育既然不受重視，那就把它重新打造包裝，甚至以花俏多樣面貌問世。我不反對教學形式的多樣化，但更看重教育內涵的多元性；最好是五育兼顧，進而突出情意與價值取向的德育、群育及美育。臺灣正式推動的高中生命教育偏重倫理道德教育，對哲學界無寧是好事，至少愛智弟子下山行道擁有更多施展空間。

 

說到傳統德育其實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傳統式的道德教育，再者則為傳統中的教育內容，後者反映更多時空背景。以教育學來說，十九世紀初接替康德在大學中擔任講座的赫爾巴特創立了普通教育學，他視倫理學為教育的本質、心理學則為其方法。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當史賓塞為提倡德、智、體三育撰寫小冊時，他心目中的教育典型卻是以科學為內容的智育。西方從德育當道到智育掛帥的百年間，推波助瀾的是大學專門科系的設置，加上學術團體的成立和期刊的出版，逐漸形成一個壁壘分明的共同體。各學科共同體的社群意識傾向排外，意志集中力量也集中，知識生產突飛猛進，為人類文明不斷添增新頁。這種群性最初以自然科學為宗，其後擴散至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如今哲學亦有樣學樣，東西方傳統德育皆套用智育模式在推行。

  

哲理學 03 ∕ 12：愛智慧見

 

大破而後自立。始終立於哲學宮牆之外的我，一方面看見所出身學圈的各自為政甚至分崩離析，另一方面也漸感老之已至彷彿時不我予，乃不揣淺陋端出自己的愛智慧見。與其說我在此著述立說、推廣己見，不如說是有意借題發揮、自度度人。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不歸為知識真理，而屬於愛智慧見，亦即探索生命學問的心得意見。此一生命探索始於我在高中時期所接觸到的存在主義、道家及禪宗思想，並一度誤以為這就是哲學的全部，於是立志投考哲學系。

 

我學習並傳授哲學的身心歷程無法一言道盡，已於花甲之際出版《觀人生》一書細說分明。在其中曾表示長期面臨「邊緣人的苦悶」，後來則一掃而空，到如今更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此一困境就是身處職場卻沒有歸屬感，這其實可歸因於知識分工與教研專業化所造成的門戶之見。我在哲學系以外的系所任教，彼此都懷有成見。這種供需失調所導致愛智門徒在「花果飄零」中必須「靈根自植」的處境，雖然不似當年唐君毅提出此言的大時代之感慨，卻也反映出哲學圈小人物的真實遭遇。愛智是好事，能拿它當飯吃卻不容易。我算是順利以教哲學謀生糊口半輩子，如今於西方國家尚有靠哲學諮商執業收費的行當，倒也可開發為哲學人的出困之路。不過在臺灣，寺廟附近的「哲學相命」或許更切實際。

 

不要小看傳統「五術」，高雄「龍發堂」的民俗療法一度還曾遠赴德國，登上世界精神醫學大會的講壇哩！哲學既然以開啟人心智慧為目的，那麼求知工夫只是方便法門而非不二法門，反倒是常識之見更形重要。為專門或專業科系學生充實常識，在大專院校中靠的就是通識教育。而通識教師許多皆為正統「哲學博士」出身，而立前後我的入行正由此起步。我把教通識當專業，其中大部分是在教生死學。人家封我為此道專家，我說死而後已才配稱專家，像吳寧遠、傅偉勳、余德慧、鄭曉江皆已先後辭世而留名千古。反觀我何德何能？不過在引領學子通過愛智慧見由死觀生罷了。回首過往，我終於看清這就是我想做也樂於去做的生涯志業，通常稱為「生命教育」。如今生命教育在臺灣已列為高中必修課程，其中有關「終極關懷」課題，教的主要就是生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