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致死之病

【生死義理05∕48】

我從上高中起到念研究所準備寫碩士論文止，總共十年光陰，不斷關注與反思的課題，都在人生義理方面；然而一旦要作研究寫論文，卻朝向完全相反的途徑走去，鑽研當時乏人問津的科學哲學。這種知行不合一的作法，多少反映出我的眼高手低和心智潔癖。我欣賞嚮往人生義理的深刻動人，卻認為其乃不可說、不可思、不可議的生命實踐，有點宗教信仰的味道，信不信由人，搬弄些大道理反而益形疏遠。後來讀到我所研究的波普書中一句話，頓感大快人心：「研究神學乃是信仰不堅定的表現。」無獨有偶、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當代臺灣藝術家蔣勳所言：「美學謀殺了美。」神學與美學都指向高度情意性的體驗活動，如信仰和審美等，卻採用理性認知的進路，難免會產生不相應的困境，在我看來不啻緣木求魚的顛倒夢想。

我無意對神學家、佛學家、美學家，以及在哲學界佔大多數的思辨哲學家表示不敬，但四、五十年來始終敬而遠之。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多言無益。不過事到如今，我還是忍不住要有所表白：對上述這些學者專家的努力，在認知方面我一貫存而不論，但後設地肯定其能夠跟所有宗教信仰擺在一道，平起平坐，體現為動人的美感體驗，以及開放的倫理實踐。這就是我對哲學所執持的基本態度：事實認知與價值判斷各有其作用和意義，不宜混為一談。但在我近半世紀的愛智生涯中，前十年完全處於渾沌摸索期；真正認真去「作哲學」，只有修碩、博士學位這十年間；就業任教後，便逐漸從認知轉往情意，由事實走向價值，越發視自己的哲學探索為文藝創作。也因此我喜用「義理」一辭，以示對體制內的哲學與哲學界，保持若即若離的姿態。

我是哲學界也是學術圈的邊緣人，除了為升等教授向國科會申請過三次研究補助並獲獎外，幾乎從未進入主流學界，一心要走自己的路。在哲學史中我發現有兩個人可作為表率，那便是齊克果和叔本華。齊克果努力想成為真正的基督徒，苦心焦思下一度絕望，並宣稱此乃「致死之病」。但他卻於反身而誠中看見智慧的光芒，終於發現個人「存在」之特徵：「個體」是在「時間」之流中不斷「變化」而走向「死亡」。正是這種愛智慧見，令海德格體悟「在世存有」、「向死而生」的奧義。齊克果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視為義理作家；他只活了四十二歲，卻是思想史上的巨人。人生在精不在多，重要的是他能夠在主流門牆之外立言以不朽。另一位有類似遭遇的代表人物就是叔本華，他靠著充足的遺產過活，無憂無慮閉門著書立說，到老終於名聞遐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