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義理03∕48】
青少年時涉獵西方思潮主要是通過「新潮文庫」之類知性書籍,其實最初我對存在主義義理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只能說頗為所動,心有戚戚焉。尤其像沙特和卡繆,畢生出版許多小說及戲劇作品傳播其思想,二人且都榮獲諾貝爾獎。印象較深的是小說人物的疏離與冷漠,相當程度反映出我在高中時代的憤世嫉俗心境。及至讀到卡繆的《西齊弗神話》,深為其推石頭上山的徒勞所感觸,只覺每天背書包上學正是如此虛空,還不如去外面闖蕩廝混來得充實。高一經常睡過頭遲到,弄得操行不及格,只好自動退學留一級重考。1971年上高三時,臺灣正面臨風雨飄搖的逆境,保衛釣魚臺、退出聯合國、對日本斷交等事件接踵而來。而我念的成功高中位於臺北市中心,不時看見群眾及學生上街遊行,竟令我革命之情高漲,憤憤不平,躍躍欲試。
當年大陸仍在鬧文革,天下大亂,我天真地想望也許可以趁機反攻大陸,就不必埋首讀書考大學。結果事與願違,次年大學未上,只好去補習班混跡以反攻聯考了。二度重考不免成為美國小說家拜婁筆下的「擺盪者」,終日渾渾噩噩,魂不守舍。不久一服役中同學竟臥軌尋短,事後發現可能是我借給他的一本《自卑與超越》,令其以偏概全而懷憂喪志走上絕路。看來通過閱讀為個人存在找理由,還是有可能走火入魔。這讓我憂心忡忡,惶惶不可終日。但是出困之路又不知何在,慣性使然還是不由自已地往舊書攤故紙堆中找尋慰藉。沒想到意外真的發生了,一冊二十五年前上海出版的泛黃破書浮現在眼前,說它從此改變了我的大半生亦不為過,那就是林語堂中年時期以道家思想為中心,向西方人介紹中華文化的名作《生活的藝術》,它巧妙地稀釋了我對存在主義的執著。
存在主義雖頗具深度,久之卻予我濃得化不開之感;尤其是糾結於有神無神的爭議,在東方人看來既不甚切身亦無關宏旨。華人「生命情調的抉擇」是安身立命、內聖外王、兼濟獨善之類問題,多屬儒道二家相對或相融中、群體與個體間,關係分際的拿捏。相較於儒家對群性的肯定強調,道家更傾向於對個體的彰顯體現。就個體性或主體性的凸顯而言,道家與存在主義多有相通之處,那時正好有一位臺大講師陳鼓應對此不時為文,帶來極大啟發。如今年逾八十的陳教授已成兩岸知名道家學者,而他當年對尼采及存在主義思想的積極引介,正好為我們這一代的苦悶心靈灌注一股清泉。另外「新潮文庫」也出版一些鈴木大拙的禪學論著,更為我所關注的課題引入活水源頭。總之,我正是通過對「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三位一體的人生義理之嚮往,而下定決心念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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