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學創始於傅偉勳大作問世之日，於今已達三十二載，而依照他的理想和理念所設立的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則茁壯至連博士班都已齊備。但身為該所創所所長，我卻始終對生死學的性質感到困惑，例如它究竟該較多關注生還是看重死。因此我於2019年暑假寫了一篇論文〈後設生死學〉對之進行後設考察，不久便在上海師大一場生死學研討會上發表；會議論文已結集成冊出版，我的文章列在篇首，足見它具有開宗明義的作用。在論文中我寫道：「生死學問世近三十載，名相的含糊始終存在，一如哲學之莫衷一是。……『生』、『死』二字連用，在華人社會往往習慣成自然，以至於傅偉勳很自然地將『死亡學』擴充為『生死學』。……擴充後的『生死學』乃係『生命學』與『死亡學』的結合。傅偉勳其實在借題發揮，有意將華人的『生命學問』銜接上西方的科學知識……。」
傅老良苦用心反映出他的傳統文人性格，這可由他去世前出版的自傳題為《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得見一斑；尤其當他強調以道家和禪宗思想為主的「心性體認本位」治學方向，華人生死學跟西方死亡學的分野便明顯可見。但是放在現實考量，生死學若走向「虛學」途徑，發展會大受限制，因為它不見得會比其他基礎學科探討生死議題更有見地。眼前唯一可行方向是盡量走向「實學」，以解決實際問題；證之以南華生死系發展諮商與殯葬路線大受歡迎，便知所言不假。事實上，作為跨領域的中游學科，生死學唯有將自己定位為跟教育學、輔導學、護理學、殯葬學相輔相成，方能跟這些專業互補互利。至於要在哲學與宗教方面持續探究多所發揮，還是朝向生命學去努力較易有建樹。生命學由日本生命倫理學者森岡正博所創，必須加以本土轉化，方能成為真正「生命的學問」。
生命學與生命教育的提法分別來自東洋和西洋，必須通過本土轉化始能有效落實於在地實踐。身為住在海島臺灣偏安民國的子民，我宣揚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大智教，以推廣大智教化為暮年餘生的終身職志，就是看見世事無常下實有必要更積極地自我貞定，個人與國家都是一樣。回顧《新生死學》在校對時，我加上新冠肺炎導致十二萬人確診、五千人死亡的資料；一年多後潤飾《宇宙與人生》，數據分別增至一億五千二百萬及三百二十萬。尤其世紀疫情讓僅占世界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國，死亡人數卻多達全球五分之一。此與民粹總統亂政脫不了關係，但是放眼看去，此前一年只有我國政府力挺川普，只因他疾言反中。另外官方說法仍死咬「武漢肺炎」不放，就當作是負氣之舉罷！此刻憶起李敖於2007年成立「中國智慧黨」，以對付「臺灣笨蛋黨」，不禁為之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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