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科學」的提法是用後現代主義精神,去批判科學主義唯科學的偏見,從而將科學的視野放大、屬性深化。這是一套相當艱難的理想作法,主要是因為面對科學的強勢,後現代主義顯得相對不足且力不從心。後者畢竟始自文學藝術創作領域,雖然在主張顛覆傳統的作用上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一旦碰到科學活動,卻很容易踢到鐵板;1996年所發生的「索克爾事件」以及背後的「科學大戰」,便大幅傷害到後現代陣營。事件發生前的九零年代,科學家對一些批評他們的人文社會學者漸感不滿,遂對之冠以「學術左派」之名加以撻伐,終於釀成一場筆鋒上的「科學大戰」。後來出現一名別有居心的物理學者索克爾,大量套用後現代術語寫了一篇科學詐文,投稿至對方陣營竟被刊出,引起整個學界譏諷後現代學圈的無知,重重打擊了科學批評團體的氣勢。
「科學大戰」的緣起,是兩名自然科學學者於1994年共同出版《高級迷信》一書,去反對「學術左派及其對科學的責難」,雙方各執一辭互不相讓,直到「索克爾事件」爆發才暫時分出高下。但這整個對峙過程,其實只反映出人文社會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長期以來互不瞭解缺乏對話的遺憾。正本清源地看,人類知識領域自從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後開始分化,便逐漸形成專門和專業主義。此等知識分工所帶來的本位主義及門戶之見,導致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大多成為見樹不見林的「一曲之士」,也因此才有上世紀七零年代美國各大學開始推行「通識教育」以亡羊補牢。通識教育在臺灣於1984年正式啟動,最初目的是讓念科學技術的學生,有系統地涉足人文藝術及社會課題,反之亦然。但是多年實施下來不免流於形式主義,學校在避重就輕下逐漸失去原有初衷。
自然、社會、人文三大知識領域的劃分,只算方便法門而非不二法門;尤其走進二十一世紀,跨學科甚至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逐漸流行,無形中也破除掉不少門戶之見。像生死學、生命教育、生命倫理學所面對的複雜問題,都必須尋求不同學科背景的人彼此對話,集思廣益,共商對策。新生死學秉持「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加以建構,至少涉及生命科學、健康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等各領域的知識,但最終仍必須融匯貫通轉化成生死智慧,方能有助於各人安身與了生。我始終認為探索生命奧祕乃是尋找人生意義的第一步,所以在哲學系大二便毅然選生物系為輔系。半世紀前很少會有人如此大膽撈過界,因此全校只有我一人選修,必須隨班上課。我花了三年時間將數理化生等基礎科學一併修過,自我訓練成為科學人文學者至今,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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