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式教學生涯從三十五歲開始,至花甲耳順屆年退休,僅得二十五載;先後服務於三所學校,在其中兩家帶過研究生,即南華生死所和銘傳教育所,彼此的交集正是生命教育,而我目前還在後者兼授生命課。2001年中我帶著疲憊的身心,自嘉義搬回臺北,進入教育所重啟生涯,十二年後自願退休。印象裏這些年間在所上只教過四門課,即「生死學」、「生命教育」、「教育哲學」、「教育倫理學」,當然每科後面都要冠上「研究」二字以示進階。其中前兩門基於南華經驗游刄有餘,後兩門原本完全是外行,但既然棲身教育所,只好力行自學方案,土法煉鋼一番,沒想到還真的有效。我的作法是埋首寫教科書,以此開創自家本事。2004年秋《教育哲學》出版,一年後《教育學是什麼》問世,可視為我向教育學求緣的心得書寫;所幸後來得著教育學界認同,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我雖以教授身分受邀任職於教育所,其實心知肚明這始終是寄人籬下,因此謹守分際,與人為善,倒也相安無事。不同生死所無先例可循,師生皆來自各行各業;教育所則是典範明確、專業紮實。我之所以有機會跨行授課,情況竟跟當年教「國父思想」的情況類似,係托一人之賜,那便是杜威。杜威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哲學家,但同時也是舉世聞名的教育家,教育哲學正是由他所創。由於他曾於「五四」之後來華講學,停留長達兩年之久,深深影響了民國時代教育學術及實踐的發展,此後師範教育課程遂出現「教育哲學」一科,列為各級教師資格檢定必考,至今猶然。正是有此因緣,我曾一度擔任中等師資考試閱卷人員,甚至更上層樓,應聘至國家教育研究院成為命題及審題委員;如此一來,連我的教科書也水漲船高,列入考試參考書,令我受寵若驚,亦感責任重大。
我曾至圖書館查閱,發現以「教育哲學」為名的教科書不下二十種,我的著作列於其中,究竟有何特色?首先這是頭一本由哲學學者而非教育學者所撰寫,其次我的寫法採用哲學分類而非教育學分類,都讓它獨樹一幟。回顧既往,這本書的創作期間,正是我的心智與人生進行重大轉換的時刻;它跟同年先後出版的《醫學倫理學》及《生命教育概論》,均明確反映於副題《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之中。那陣國內剛經歷總統大選的族群撕裂危機,國家認同受到空前衝擊,也令我開始認真深入檢視反思中華本土文化的意義與價值。這種「意識覺醒」心境,呼應著由強調「意識覺醒」的女性主義教育學家諾丁斯所撰寫的《教育哲學》,竟巧妙地讓我發現書寫的最佳參考指南。她不隨俗運用傳統教育學架構,改以哲學史加哲學概論為架構,予我極大激勵,遂發心動手寫書。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