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憶往 71 ：殯葬與生死

    我之所以涉足殯葬教育與實務，多少仍屬偶然中的必然。當初傅偉勳創立生死學，走的還是哲學與宗教路線，屬於「上層建築」；後來因為接觸民間信仰，才逐漸落實到禮俗活動上。2010年暑假我應邀去北京演講，面對近百名殯儀館長、公墓主任以及一群職工，大談我所發明的「殯葬學」；聽眾下午昏昏欲睡，直到晚間上了餐桌開懷暢飲才精力旺盛。好在那是一場「務虛」的教育訓練活動，空談理論倒也不算離題，只是業者通常不知所云罷了。「務虛」是大陸獨特的說法，意思大致與「務實」相對，主要就是討論一些上層的哲理，但在對岸絕口不提宗教。返臺後我和幾位南華及大同的老同事，去跟一家大企業創辦的技術學院，商談設立殯葬管理科系的事，最終仍以大老闆忌諱死亡而不了了之。不久倒是一家醫護專科學校有興趣成立二專在職進修班，事情總算出現轉機。

    不是我自誇，臺灣第一家生死和殯葬的教學單位，都出自我之手。1997年接下傅老未竟之業創辦南華生死所，固然水到渠成；十年後為空中大學進修專校設立「生命事業管理科」，也算功德一件。當時內政部已規劃要頒授「禮儀師證書」，規定須修滿大專以上專業課程二十學分；課程架構係由我所擬，但專業科系卻遲遲不見蹤影。空專有鑑於此，遂請我去擔任兼職科主任，負責規劃專業課程，以利業者進修。我當即依架構規劃出十一門課二十二學分，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分頭撰寫各科教科書；入門的《殯葬與生死》由我執筆，以廣播形式放送。意外的事情是，一方面我對相關主題十分嫻熟，另一方面在播音間錄音不像上電視拘謹，我便樂得高談闊論、暢所欲言。大概過去從未有老師如此揮灑自如，竟讓我得到學校教學節目「金環獎」特優的首獎鼓勵。

    其實之前我就在空大創下選課人數最多記錄，看來與之結緣還是獲益良多。但真正重要的是，我在此有機會利用隔空教學的平臺，將自家本事展現無遺。空大開授每一門課，都要求主講教師自撰教科書，我因此有機會將理念化為文字，並進一步編成腳本，用以製作廣播或電視節目。其中續開的「生死學」因為從兩學分擴充為三學分，曾錄製兩套節目；至於「殯葬與生死」兩學分，則分生死學與殯葬學兩部分引領同學入門。相對於殯葬專業的務實，生死探問不免務虛；但虛學仍具有替實學樹立指標的作用，不可不識。當初我為「生死專業」提出「教育、輔導、關懷、管理」四大面向，前三者都有成熟得體的專業可以靠攏運用，唯有殯葬專業在華人社會尚未成型。當生死學偶然地把發展重心轉向殯葬學開創新局，就必然地要為一門新興學科和專業負起領路的責任。

學思憶往 70 ：殯葬學

    我曾在銘傳碩專班連續任教十年，提前退休後去神州大陸闖蕩四載，身心俱疲，深感一動不如一靜，遂返臺定居，以學校兼課和醫院志工安度餘生，同時推廣「大智教化」。志工屬於社會服務，人溺己溺，感同身受，歡喜做甘願受，如是而已。兼課至今已屆老後，機會成本打平，也可視為貢獻於社會的志工。任教三十七載，五專生、三專生、大學生、碩士生都屬年輕族群，我越老越有代溝；在職生則稍有不同，無論老少，社會閱歷都是可以交換的經驗。在我教過各式各樣的在職人士中，殯葬業者可以算是最為獨特的一群；他們的職業特殊，體驗獨到，讓我覺得「三人行必有吾師」，一旦涉及專業服務，我還得向他們請益學習。要說跟殯葬業者結緣，還得從南華生死所談起；當初所上設計的四大專業之一「生死管理」，正是指的「殯葬管理」。

    「殯葬管理」是官方正式用語，法規名為〈殯葬管理條例〉，政府從中央的內政部民政司殯葬管理科，到各級地方的殯葬管理處及殯葬管理所，一應俱全，偏偏學校沒有同名科系，有的只是「生命關懷事業科」、「生命事業管理科」，就是不願碰「死」，看來移風易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殯葬專業科系僅屬專科層級，頒授副學士學位；至於兩所大學以「生死」為名的學系，殯葬專業教育只佔一部分；另外還有學校設置學位學程，教學資源相對就顯不足了。回顧歷史，殯葬教育真正出現於大學校院，還是南華管理學院首創。1998年學校開設「殯葬管理研習班」，利用各系所資源，吸引大小業者來校進修一學期，形式則為每月密集上課一週，學成後由推廣部頒發學分證明及結業證書。這項創舉不但開風氣之先，更將日後殯葬改革向前推進一大步。

    臺灣的殯葬改革正式啟動於2002年，政府頒布〈殯葬管理條例〉七十六條，除總則、罰則、附則外，以四章分別規範「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及輔導」、「殯葬行為之管理」，將軟硬體和業者所為一網打盡，統一列管，從此讓一門古老行業逐漸步向現代專業。但要升級為專業，必須有產官學三方面的配套措施方能實現，教育訓練的提供遂成為重中之重。問題是當時非但沒有專業科系，連專業學科及專書都未見，足見萬事起頭難。為儘快促成專業條件的成型，內政部於2005年春召開會議，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商討教育訓練的基本架構。我忝為三名提案者之一，有意打造一門跨領域的中游應用學科「殯葬學」。草案幸獲與會人士表決通過，激起我寫專業入門教科書的意念，遂於暑假揮汗全力以赴，終於一個月後大功告成。

學思憶往 69 ：碩士專班

    1991至95年我因工作需要，去政大企管所上科技管理研究班，花了三年半時間，自費十一萬元，修完MBA所需整套四十四學分，卻沒有機會取得學位，僅獲頒結業證書，但仍然深感值回票價，且與有榮焉。不發學位的理由是未辦入學筆試，於法不合；但我當年是以檢覈甄選方式入學，一百二十五人僅錄取三十，競爭激烈。八年後政策出現大轉變與大開放，在一位有遠見的教育部長林清江積極推動下，「碩士在職進修專班」像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到處開設。那時剛成立兩年的南華生死所躬逢其盛，立即設立專班，在幾乎沒有宣傳的情況下，首屆於一百八十名競爭者中錄取三十名。由於上課在嘉義，利用週六下午至週日下午排課，同學們每週由東南西北聚集在中部，不久便培養出同舟共濟的革命情感，而這正是我對在政大學習期間，最難以忘懷的美好經驗。

    碩士專班屬於新興在職進修管道，一開始便每年替國內新增七千名碩士，為成人教育「終身學習」的理想踏出了一大步。由於在各校歸進修推廣部門管理，完全運用研究所碩士班現有資源，且由教學單位自負盈虧，只要生源不斷，學校穩賺不賠。其最大吸引力來自學位授予，以在職教師為例，投資兩年辛苦進修，畢業後年資可連升四級，每月薪資多領四、五千元，何樂而不為？但撇開實質效益不談，從個人體驗反思，我認為彌足珍貴的還是「在職進修」的「綜效」，包括與時俱進、學以致用、人際關係等等，都不是讀正規班一步一腳印可以企及的。其中尤以人際關係最為難得，猶記政大企管所設立的「企業家班」，只錄取副總經理以上人士，簡直就是「老闆俱樂部」，對各行各業的互通有無，創造出無限可能的契機。退一步看，中年當學生的經歷更是終身難忘。

    我曾教過三家在職專班：南華生死所、銘傳教育所、中央哲學所；後者為兼任，奇怪的是該所從未招滿過，或與修業三年的限制有關。其中南華的生源最多元，在先修的學分班當中，從二十七歲的年輕護士到七十二歲的退休國小校長都有；第一屆入學者，尚包括未來的消防署長，他們都不畏生死，定時「出生入死」來校上課。至於銘傳的專班生來源則相對穩定單純，主要為中小學校長、主任及老師；有時甚至會糾眾報考，既是同事又成同學。教育所對各校教職員誘因不小，我們從臺北班擴充至桃園班，還曾經有兩屆馬祖連江班，目前則包括金門班。這些老師們大多三、四十歲，以女性居多，算得上我的下一代。我不曾生養子女，跟她們交流溝通，無形中增添不少代際瞭解。甚至有一年當上班導師，還曾為三位女老師的終身大事操心過，直到她們都順利出嫁，才覺得踏實。

學思憶往 68 ：師資培育

    我自幼是個不用功的孩子，經常被老師修理，因此總是敬而遠之，從未想到要當老師，至少在三十一歲進博士班以前依然如此。此前我在傳媒界工作，影視圈的風花雪月不時吸引著我，要放下捨得還真的費了一番工夫。一旦走向學術之路，大抵也就選擇了傳道授業的教學生涯。我至今已做了三十七年專兼任教師，其間包括服役當教官；那其實就是我的生涯之始，只是淺嘗即止，未曾發心。在漫長的教師生涯中，有二十三年半身分是職等薪級最高的正教授；回頭看中小學教師，彷彿天壤之別，直到開始教師資生，以及後來帶在職生，竟深感慚愧不已。原來專科以上的老師統統不夠「格」，因為我們從未受過教師專業訓練，不曾獲頒教師證；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證書，充其量只算認證學歷及學位，完全無關於教學專業，這才是我的心虛之處。

    我在寫《教育學是什麼》的時候，才發現教育學的核心學科不是歷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外緣知識，而是完全屬於自家的課程論與教學論。此二者主要在指引老師如何從事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我在當了十八年老師後，才真正見到它們是如何傳授和運作的。2001年秋季我初次教到師資生，當時他們甄選嚴格，進入學程修業兩年再加實習一年，往往必須延後畢業，但同學們都認為相當值得，因為實習時每月可領公費八千，待遇不差。銘傳屬中等教育學程，出路包括國、高中及高職，實習學校可由學生自選，報到後在各行政單位輪流服務，教學則上學期見習、下學期親自上陣。我除在校授課外，還身為責任區域內的實習輔導教師，一年至少必須到所屬實習老師的服務學校去訪視兩回；上學期通常是拜訪校長及主任，下學期則參與實習老師教學演示，並擔任總評。

    正是於走訪師資生實習學校，在其教學演示的課堂上，我才算體認到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的實際運作，等於給自己補課，著實汗顏！面對自己的學生在講臺上一絲不苟地戰戰兢兢進行演示，投影片加各式教具一應俱全，課桌椅的擺設，以及聽課學生的活動參與和反應對話，無不在設計之列，更不用說我手邊一冊印刷精美、內容充實的教案。待演示結束後，先由旁聽的其他老師提問，再請該校帶實習的指導教師講評，最後由我這個遠道而來的輔導教師做總結，兩節課下來等於一場大陣仗。看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為追逐教師夢，竟然願意接受如此嚴苛的訓練，目的正是想以作育英才來安身立命；相形之下，我之所以走上當老師的路，的確顯得太不經意也太不夠專業了。我的實習訪視最近距住家十分鐘，最遠去到雲林西螺，都是寶貴的教學相長之旅。

學思憶往 67 ：教育學

    人生到處知何似，我跟教育學與教育專業的結緣純屬偶然，一旦偶然成為必然，它便深深影響及我的生涯方向了。總結自己二十五載的正式教學生涯，可明確分辨出三個段落，各有其主軸：第一段銘傳九年，教通識課；第二段嘉義四載，分別在南華和大同推生死與殯葬；第三段回銘傳，以教師教育及生命教育安身立命。「教師教育」是英文的直譯，大陸採此用語，分入行「培養」及在職「培訓」 兩部分；我們稱作「師資培育」，僅限於職前的培養。一九九零年代臺灣步入後解嚴時期，對於威權體制的解構衝撞此起彼落，教育變革亦不落人後，長期以來的師範教育寡占局面也被打破，經過修法准予各大學設立「教育學程中心」，以培養中小學及幼教和特教師資。正是在這種百花齊放的風潮下，改名大學未久的銘傳為求多元發展，也在商管為主的傳統中不斷追求創新。

    「教育學程中心」即後來的「師資培育中心」，屬系級單位，類似「通識教育中心」設有編制，少數專任教師負責上百名師資生的教學與實習，而選學程課就像在修輔系。此一新制實施後效果顯著，為使中心人力創造更多附加價值，教育部乃鼓勵各校在此基礎上設立教育研究所；套句對岸用語，「兩塊招牌，一個班子」，亦即系所一家。2001年銘傳從善如流辦起教育所，我剛好在那年北返吃回頭草，被編入教程中心及教育所，講授「生命教育」、「教育哲學」等課，意外延續了此前涉足生死流轉的慧命。師資生必修教哲課，是因為教師檢定必考；沒想到研究生也讀過教哲，原來入學必考，考生們大多去補習班臨陣磨槍。後來我進一步發現，無論師資生或研究生都不止要念「教育哲學」，而是包括「教育史」、「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一整套課程，它們共同構成「教育學」的基礎。

    教育學是一門有著兩百多年歷史的跨領域中游學科，它是由德國哲學家赫爾巴特在十九世紀初出版《普通教育學》一書開其端。他主張以倫理學為教育賦予目的、以心理學為教育提供方法；當時心理學仍屬哲學一支，因此赫爾巴特所創立的其實是哲學教育學，至於科學教育學的發展，就像科學心理學一樣，大多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的事情了。上世紀六、七零年代，有位深受科學哲學影響的奧地利教育學者布列津卡，明確區分「教育科學、教育學、教育實踐」三者；他這種「劃清界線」的作法係受波普影響，予我相當啟發，剛好有出版社邀我寫入門書《教育學是什麼》，我乃發心先入門一探究竟。但是當時我已年過半百，心智及生命正在經歷「意識覺醒」，從西化科學知識走向中土人文學問，遂把新書寫成一部哲理性的「華人教育學」著作；雖然曲高和寡，終屬自家本事。

學思憶往 66 ：教育哲學

    我的正式教學生涯從三十五歲開始，至花甲耳順屆年退休，僅得二十五載；先後服務於三所學校，在其中兩家帶過研究生，即南華生死所和銘傳教育所，彼此的交集正是生命教育，而我目前還在後者兼授生命課。2001年中我帶著疲憊的身心，自嘉義搬回臺北，進入教育所重啟生涯，十二年後自願退休。印象裏這些年間在所上只教過四門課，即「生死學」、「生命教育」、「教育哲學」、「教育倫理學」，當然每科後面都要冠上「研究」二字以示進階。其中前兩門基於南華經驗游刄有餘，後兩門原本完全是外行，但既然棲身教育所，只好力行自學方案，土法煉鋼一番，沒想到還真的有效。我的作法是埋首寫教科書，以此開創自家本事。2004年秋《教育哲學》出版，一年後《教育學是什麼》問世，可視為我向教育學求緣的心得書寫；所幸後來得著教育學界認同，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我雖以教授身分受邀任職於教育所，其實心知肚明這始終是寄人籬下，因此謹守分際，與人為善，倒也相安無事。不同生死所無先例可循，師生皆來自各行各業；教育所則是典範明確、專業紮實。我之所以有機會跨行授課，情況竟跟當年教「國父思想」的情況類似，係托一人之賜，那便是杜威。杜威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哲學家，但同時也是舉世聞名的教育家，教育哲學正是由他所創。由於他曾於「五四」之後來華講學，停留長達兩年之久，深深影響了民國時代教育學術及實踐的發展，此後師範教育課程遂出現「教育哲學」一科，列為各級教師資格檢定必考，至今猶然。正是有此因緣，我曾一度擔任中等師資考試閱卷人員，甚至更上層樓，應聘至國家教育研究院成為命題及審題委員；如此一來，連我的教科書也水漲船高，列入考試參考書，令我受寵若驚，亦感責任重大。

    我曾至圖書館查閱，發現以「教育哲學」為名的教科書不下二十種，我的著作列於其中，究竟有何特色？首先這是頭一本由哲學學者而非教育學者所撰寫，其次我的寫法採用哲學分類而非教育學分類，都讓它獨樹一幟。回顧既往，這本書的創作期間，正是我的心智與人生進行重大轉換的時刻；它跟同年先後出版的《醫學倫理學》及《生命教育概論》，均明確反映於副題《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之中。那陣國內剛經歷總統大選的族群撕裂危機，國家認同受到空前衝擊，也令我開始認真深入檢視反思中華本土文化的意義與價值。這種「意識覺醒」心境，呼應著由強調「意識覺醒」的女性主義教育學家諾丁斯所撰寫的《教育哲學》，竟巧妙地讓我發現書寫的最佳參考指南。她不隨俗運用傳統教育學架構，改以哲學史加哲學概論為架構，予我極大激勵，遂發心動手寫書。

學思憶往 65 ：從常識到智慧

    我念人格心理學，讀到性格或個性決定了一個人的潛能和限制；反身而誠，發覺此言不虛。我這個人不算拘謹，卻顯得處處拘泥，有時甚至會陷入所謂「強迫症」，待人處事彷彿「非如此不可」才安心，其實正是不安全感的焦慮所導致。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自己如此鍾情於「獨抒性靈」的寫作風格與人生境界，因為我做不到；雖不能至，遂心嚮往之。性靈書寫在於信手拈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無過與不及，純屬自然流露。照說小品文寫作對此最為適當貼切，當代小品文大家周作人認為，文章以五百至千言最佳，我自忖有此能耐，亦深有同感，乃朝此多予嘗試。近年心有所得發為文字，抒情五百足矣，說理則以千字文為限。然而一旦決定篇幅大小，拘泥毛病便隨之油生，以至文章皆以三段呈現，看似段落分明，反倒難以隨興所至、揮灑自如，不免感到悵然。

    我的框架式書寫，對自己而言至少便於把握，寫慣了以為讀者也吃這一套；沒想到《從常識到智慧》出版後，卻在對岸大陸踢到鐵板，得到「矯情」二字的嚴厲評語。這部書雖然勉強算是我的另一部人生哲理作品，形式上卻不似小品，而歸散文或雜文；由於受到叢書編輯的要求，每篇皆在兩千字上下，如此一來勢必要計劃寫作，而非信手拈來。正是因為各章篇幅較我所習慣的多了一倍，所以寫來不免更講究，也顯得更拘泥。該書副題為《生活8×5》，分別對生活的「感受、領略、執著、沉淪、規範、態度、關係、開展」八方面向，各列出五個題目加以闡述；八五四十，每篇兩千，全書八萬字正符所需。由於列為叢書之一，並非單獨立論；且該叢書性質僅限於「心理學、醫學、輔導、教育、社工等各領域」，沒有我所熟悉的哲理方面，只好從善如流，盡力而為。

    《從常識到智慧》是我自訂的主題，一方面反映出我對波普「常識」哲學的認同，另一方面也希望彰顯哲學愛好「智慧」的特性；從常識走向智慧，雖然可以通過知識的漸修，卻不能就此劃地自限，而必須有所頓悟，從而達於海闊天空之境。這個過程以青原惟信禪師說得最為傳神：「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這其中「知識」二字，指的就是「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學生到學校求知學習，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把既有的常識之見，逐漸轉化為智慧觀解，活學活用於生活之中。長期以來，寫書目的無不是想把我所觀解到的「愛智慧見」推己及人，用以助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如此「大智教化」的理想，即使有些矯情刻意，卻真正是我由衷所願。

新生涯

              新學年開始，我的教職從打工性質的「兼任」，轉化為作客性質的「客座」，依然持續宣揚推廣我所發明的「大智教化」，同時深化開展「我研究我自己」的生命學問道路。回顧舊作，意外發現我的中心思想「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早在半百而立之年就已寫進《教育哲學——華人應用哲學取向》之內，乃擷取其中小品一篇與有緣人分享。

人無「信」不立

　　

二○○三年九月，我到四川大學講學三週，主題是「華人生死文化」。大陸與臺灣的大學生一樣充滿活力，生氣盈然，而且離不開手機。修課的全部都是大學部本科生，大約四十餘人。下課時跟他們閒聊，有兩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是所有年輕人都是一胎化的結果，完全沒有兄弟姐妹的手足觀念。其二則是人人都沒有宗教信仰，同時不認為這件事有任何重要性。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後，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迄今近三十年。倘若這項政策堅持不變，執行貫徹始終，則再過三十年，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非但沒有兄弟姐妹，連叔叔、伯伯、舅舅、阿姨、堂兄、堂弟、表姊、表妹等旁系血親，一概消失無蹤，傳統「五倫」就此少了一倫──兄弟倫；這是何其重大的事情！

倫理關係的轉型，屬於世俗界的變遷；天人關係的淡薄，則象徵著神聖界的式微。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肯定人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於是除了傳統寺院廟宇，還有中老年人上門外，年輕人無論形式或內涵上，似乎都與宗教信仰無緣。我講學的四川大學以道教學術聞名全球，但即使是主修「宗教學」的研究生，也無甚「宗教感」！我一向把宗教信仰拆成兩件事來看：宗教是「團體活動」，信仰為「個人抉擇」。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人們可以選擇皈依任何教團，或者選擇不信。身處華人社會，宗教氛圍原本即淡然而多樣；年輕人不信教，或是戲言信「睡覺」，都是稀鬆平常的事。然而縱使不信教，並不表示人生不需要作為靈性支柱的生活信念。

「靈性」不一定要涉及宗教意義，它更好是指一種內在需要的「精神性」。我認為這便是人生圓滿的起碼條件。反身而誠，我對信仰有所認同，卻不喜涉足宗教活動，看來只能也只求「自度」。倒是從上了高中有所自覺之後，一直在追求安頓人生的信念，甚至因此選擇讀哲學系。三十餘年來對於「生命情調的抉擇」，我肯定自己嚮往的，乃是東西文化交融下的「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英國哲學家波普堅持的「科學哲學」批判性、法國哲學家卡繆反思的「存在主義」荒謬性，以及中國文學家林語堂領悟的「道家思想」豁達性，三者作為我心靈的啟蒙人物和生活信念，交織出我的人生理念。如今的我願意大聲說出自己的理念，也希望讀者朋友不斷去追尋生命的夢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