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憶往 33：教國文

    1988年初我取得博士學位，距離蔣經國去世僅有十六天，一個新時代和一段新生活於焉開始。過完年到處謀職，香港能仁書院哲學所請我去，因住房談不妥而作罷；東吳哲學系也口頭允諾，卻遲遲不見下文。四月初春假結束，意外接到銘傳商專通知面談，這是唯一回覆投帖的學校，姑且前往一試；三天後接獲來函禮聘，遂決定了我的事業生涯。開學是在九月初，副教授薪水則從八月發起，足足比四年前在傳媒圈高了一倍，確定投資讀博士是正確選擇。但是正宗哲學博士若不進哲學系，用處的確不大。銘傳讓我在五專教國文、三專上國父思想，課仍排不滿；人事主任見履歷上載有三年雜誌編輯經驗，立刻呈請校長聘我擔任教務處出版組組長，負責校刊、學刊、特刊等出版事宜，校報另由大傳科主其事。我就如此這般成為專任教師兼行政人員，在職場浮沉二十五年半後退休。

    進銘傳那年我三十有五，教一群芳華十五的女娃娃國文課；其實也不算真正國文，此乃中文老師專利，我教的是等同於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裏的《孟子》。我不知道學校為何不講《論語》，然而無論是國文還是論孟，絕對比不上這些念企管、國貿、會統、保險、電算、商文、商設、觀光、大傳的小女生所學專門科目來得要緊。因為當我在臺上大談不要見利忘義，學生則在會計習題中錙銖必較。「孟子」課教的當然是文言文，但亞聖的教訓並不難發揮，坊間也有白話譯本足資參考，教起來並不吃力，何況還不必像國文老師一樣得批改作文。到如今三十一年過去了，眼見文言文似乎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卻令孟老夫子頗不以為然地還在「好為人師」，只能以「使命感」自我調侃一番。為人師表的使命之於我究竟為何？「大智教化」以助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是也。

    中國古代思想以「經、史、子、集」為依歸，經學包含四書五經，乃係為學與做人如何內聖外王的指導綱領；剩下三部分屬史學、哲學及文學，理想上或許能夠「文史哲不分家」。這種理想在我身上的確實現過，但並非一以貫之，而是夾縫中求生存。我在軍校和銘傳都是以哲學背景教國文，後來更因為排課不足去講現代史，皆屬不得已而為之，完全不是科際整合的結果；但只要有心，仍然足以從事跨學科對話。由於文史哲均係人文課，首先必須找出其中共通的人文關懷為何。這在我看來，正是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與接納；不過在我的另類觀點指引下，希望學生能夠擁有更多元的眼光與胸懷以觀照世界。雖然我在正式任教之初，並未能明確意識到此點；但即使讓我教國文或現代史，我還是會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哲學人生觀與世界觀融入其中，令同學們聽到不同的聲音。

學思憶往 32：科際整合

    應用哲學是基本哲學求新求變下的產物，主要出自英語國家，至今僅有三十多年歷史；它的一大特色便是非但不劃地自限，更主動從事跨學科甚至跨領域探究。二十世紀學術研究遵循現代性要求，強調謹守分際；時至二十一世紀流行後現代，撈過界之事早已見怪不怪，應用哲學遂為之受惠。回想我讀博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應用哲學正在萌芽，研究科學哲學既吃力又不討好，稍一不慎便落得裏外不是人。但就在那個仍講究黑白分明的年代，臺灣卻有一個口號常被掛在嘴上，那便是「科際整合」。顧名思義，它讓不同學科彼此盡量統整以發揮綜效，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實際情況下談何容易。事實上此一口號係隨著西方提倡「現代化」而來，目的是打破不同學科的門戶之見，尋求彼此對話合作得契機，共同追求現代化的遠大目標。這正反映出當時努力推動經濟發展的大方向。

    蔣經國執政後逐漸正視與重視臺灣的前途，現代化遂成為國家發展總目標，大陸則在下一個十年才緩慢起步。但往深一層看，「現代化」的理念其實伴隨著「外來化」與「西化」傳入，近年更匯流於「全球化」之中。這對發展中國家其實是一把兩面刄，既能發展跨國經濟，又會斲喪本土文化。因此要搞「科際整合」雖無不可，但必須保持高度自覺，以免一不小心就被強勢文化收編了。其實在現代化的現代性之內，還流行著一套「主體性」論述；後現代雖有意將之解構，但我卻希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藉後現代包容多元差異的特性，而將「主體」維繫貞定下來，不必隨著解構風潮起舞。但這些看法我一直到半百前後方才有所覺悟，在寫博士論文及到處兼課之際，仍然見樹不見林，走一步算一步。但奇妙的是，我似乎始終受到內在生命情調的影響，在變遷中擁抱著不變的堅持。

    我的某些堅持大多跟主流趨勢背道而行，使自己不斷流於邊緣，更甘於另類，「科際整合」就是我的學術生涯中頭一個堅持。我雖然喜歡漫談人生，然而一旦要作研究寫論文，卻決定講清楚說明白，科學哲學正合我意。在一個智育當道、科技掛帥的時代與社會裏，對科學進行哲學批判大可作文章，但這勢必要撈過界，此時過去涉足心理學與生物學的訓練便發揮作用了。我始終自視為一雜家，好讀書不求甚解，作基本研究力有所不逮，跨學科治學或能有所突破，甚至推陳出新。於是我堅持走向別人想都沒想到的學問之道，生物哲學、物理哲學、護理哲學都是我的收穫。這其中多少有一些科際整合的工夫，尤其是我的教授升等論文，幾乎完全以護理文獻為基礎，不能說我不懂得撈過界。但是我真正努力撈過界還是在晚近，從西方關注回返中土文化，走進「靈性即性靈」的意境。

學思憶往 31：宇宙論

    我雖然是哲學科班出身，但拿到博士學位後便到外面去闖蕩；大學一教三十五載，卻鮮有機會講授本行專門課程，印象裏唯一可以列入哲學課的只有「宇宙論」。西方哲學除了工具性的邏輯和綜觀性的哲學史外，核心部分包括形上學、知識學、倫理學及美學，如今它們分屬本體論、認識論與價值論。哲學好講形而上的學問自不待言，本體論乃是其中之最；但古早的形上學其實也針對形而下的世界多所議論，那便是宇宙論。其實西方哲學正是由宇宙論所肇始，「哲學之父」 泰利斯指出萬物皆由「水」所組成，開啟了古希臘擺脫神話後正式的哲學討論。這當然不像今日科學僅作「現象」的觀察描述，而是必須深入「本體」，以進行「本質」的思辨探索；形而下的宇宙遂被當作形而上的本體來研究，明顯與科學取徑大異其趣。時至今日，宇宙論乃有哲學與科學的不同表述。

    宇宙即指天地時空或世界，它可通過感官經驗所把握，但哲學家自始便不滿足於此，而希望運用理性思辨去深掘；以哲學的話說，科學說明世間「有」什麼，哲學卻想知道世間的「有」為什麼是「有」而非「無」。這是兩種完全不同層次的思考，作為「物理學之後」的形上學，永遠想追問物理現象之後、之外、之上，到底有何支撐。科學家竭力劃地自限，因此所見日小；哲學家不斷讓思維馳騁，達於玄之又玄。問題是形上學裏的宇宙論，已在十七世紀以「自然哲學」之名，努力蛻變為自然科學，終於釀成科學革命；新穎說法為技術突破賦予無限潛力，遂讓世人趨之若鶩。到如今科學宇宙論已經分化出各門自然學科，包括觀察宇宙天象的天文學。至於哲學宇宙論，自哲學於十九世紀上半葉步入現代後已明顯式微，似乎只有哲學史仍予關注，但天主教大學始終是例外。

    輔仁大學是正宗天主教大學，以士林哲學為核心價值，現今輔大設有「天主教學術研究院」仍以此為依歸。士林哲學宗奉多瑪斯思想，上承亞里斯多德哲學，亞氏著作正是「形上學」之說的源始。為尊重傳統並正本清源，輔大哲學系自始至終都開設有「宇宙論」一科，講授士林哲學所繼承的哲學宇宙論。此課早年由我的學術導師武長德神父長期任教，輔仁之外只有東吳曾開此課，因其創系主任為輔大博士；我有機會教到此課，正是自東吳始。後來導師年老力衰，遂由我這唯一徒弟接手，直到我遠赴中南部任教為止。沒想到過了近二十年後我已退休，竟因母系在調整課程之際，暫時找我兼授一年，唯名稱已改為「自然哲學」；至於東吳早無此課矣。自然哲學雖有些玄，但絕不過時；若以哲學史搭配科學史以彰顯士林哲學，或能打造出一門有趣的整合型應用課程。

學思憶往 30：人生哲學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自我啟蒙而嚮往哲學，至今六十有六，已經「愛好智慧」超過半個世紀，並且因為對科學哲學的研究成果，而成為哲學工作者與教師。但要問我長期以來對哲學裏那一部分最感興趣，我的標準答案始終是「人生哲學」。偏偏這門當年輔大的全校必修課，唯獨哲學系是例外，我們的替代課程為「倫理學」。雖然胡適表示倫理學就是人生哲學，馮友蘭也有類似看法，但我一直主張二者有所不同，卻足以相輔相成。簡單地說，人生哲學重於自我貞定，從而推己及人；倫理學則是先規範人倫，再反求諸己；二者之分，或有道家跟儒家的差異，韓愈不是認為老子講的「道德」，跟儒家大異其趣嗎？時至今日，我承認自己正是因為自了漢性格，而被存在主義、道家、禪宗等非主流的另類思想所吸引，才下定決心學哲學，並且一心一念想安頓自己的身心。

    然而這種想要自我安頓的用心，卻兩度碰上挫折；一是剛入哲學系時，另一則在首度任教人生課之際。姑且不算《論語》、《孟子》等文化教材，一般年輕人很少在上大學以前接觸過哲學。印象裏同班五十人，大約七分之一像我一樣立志學哲學，後來也都當上老師。在這群同道當中，我不知別人心路歷程，但卻曉自己的學習頗費周章，因為我是以先消除既有的成見與偏見，再重頭學起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一上課便深感不適應，原來老師教的跟我想像的完全不同；我想追問人生的存在抉擇，臺上卻講宇宙的地水火風，難怪會坐立不安。這當然是被自以為是所誤，畢竟哲學所關注者不外宇宙與人生，從宇宙入門，始能真正安頓人生，以免天馬行空。當同學按部就班地學習之際，我不是原地踏步便是蹉跎猶豫，結果走了不少冤枉路，只能視為自學方案的試誤過程。

    井蛙之見令我積非成是，花了許多工夫方得覺今是而昨非，回到對於哲學的全方位把握上，循著學士、碩士、博士的訓練更上層樓，從而走向作育英才的道路。讀博期間，我雖然為了維生而到處兼課，但也懷抱著一份傳道授業的理想，想講授自己喜歡的課，「人生哲學」正是首選。無奈該課在輔大屬於神職人員專利，看得見卻吃不著。未料1986年空中大學首屆正式招生，人文課程中正有「人生哲學」一科，需要許多面授教師到全國各地授課。我得知此一消息太晚，只得遠赴臺南任教，滿腔熱情卻在期中考閱卷時被澆了大冷水。原來考卷上有一道是非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標準答案是「錯」，學生幾乎完全答「對」。如此試題即使考一百分，人生也不見得及格，當下讓我深感洩氣，只能悻悻然搭車北返，繼續深化我對「宇宙與人生」的研究。

學思憶往 29：國父思想

    高中上「三民主義」，大學修「國父思想」，對我們這些「四年級生」已成歷史記憶；沒想到當我選擇走向學者之路，竟然還要托這些課的福，方能安度難關。博士班第二年我結婚了，光靠助學金再兼兩堂課，連自己都養不活，何況成家；好在太太是小公務員，感謝她努力撐起一個家。為了增加收入，我主動去詢問，能否給我加課；當時哲概課早已分光，承辦人說還有一班思想課找不到人，但必須「上面」批准。不久我便接下這門課，先是一班，次年兩班，再加上他校的課，拿學位那年我每週兼課八堂，時數等於專任教授。但小小講師的鐘點費，只能暫夠安身，完全談不上立命。思想課非我所長，學生也不愛聽，但必修一整年，多少為我帶來安定感。沒有想到畢業後找到正式教職，居然還要靠它安頓，如今回想起來，不得不向國父他老人家感恩。

    多年以後，我在大學擔任教務主管，看見一紙公文，終於恍然大悟；原來當初能夠教思想課，乃是一份「恩准」。早年許多學校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相當難考，因為念完碩士保證可以在高中任教，博士更有大學必修課以待。但拿到此門博士的人畢竟算少，而每所專科及大學都得開課，於是會有退而求其次的情況出現。情況是這樣的：三研所畢業生教思想課乃天經地義，一旦人手不足，遂依「主義」三大屬性，找社會、政治、經濟所畢業生充任；那哲學呢？拜《孫文學說》提及之賜，就勉強算是同路人了。我正因如此才沾上邊，其他所全都沒份兒。哦！還要補充一句，教師必須屬於「本黨」。我入黨是為了進入校刊社，那年二十二歲，「蔣公」正好去世；四十四歲時離開銘傳去往南華，便自然而然脫黨，從頭到尾我都只是個按時交黨費的陽春黨員。

    我自忖政治立場很清楚，色彩則極淡，這其實源自我對「社會」的疏離性格。社會多指群體，我重視的卻是個體；因此我喜歡哲學、心理學甚至生物學，卻對社會科學興趣缺缺。教思想課的意外收穫，竟是就此自我補課，從而對研究波普思想助益甚大。波普中年時以提倡「開放社會」聞名於世，這需要一定的相關背景知識方能理解；我若非因為授課需要而埋首自修，或許難以深入其堂奧。時至今日，我偶爾還會為大學少了像「思想」這種必修課而感到悵然；畢竟它能夠承載的內容相當多元，可以設計成很好的通識課程。此課後來轉化為「國家發展」或「立國精神」，讓年輕人對家事國事天下事多所瞭解和關心，倒也不失其功能。但它為我所帶來的功能，卻是真正的「教學相長」，亦即邊教邊學，以彌補早年修習此課時的心不在焉。畢竟把課教好而讓學生受惠，也是功德一件。

學思憶往 28：哲學概論

    1984年秋季我考取博士班，同時開始當大學講師，兩件事都是人生重大挑戰。辭去月入三萬元的豐厚職位，轉而請領三千元助學補貼，的確由奢入儉難，更不確定的是這項投資能否成功。此前我雖曾嘗試出國留學，但那多少有些追逐流行，尚未肯定要走向學者之途；一旦進博士班當老學生，就真的成為過河卒子，沒有退路了。至於教書一事，我從小不算好學生，對老師總是敬而遠之，從未想過要當老師；服役考教官主要想避重就輕，再上學便只能靠兼課糊口了。當年的所長是以前系主任，介紹我去夜間部教「哲學概論」；這是學期課，看似輕鬆，其實沉重。記得頭一班教的是企管系，兩小時課我準備了兩個禮拜，戰戰兢兢上臺，開創大學教師生涯，很洩氣地二十分鐘後即語無倫次了。下課休息時，我站在走廊無語問黑天，一名學生遞上菸並說道：「老師，輕鬆一下嘛！」

    在打火機的光亮下，我看見了希望。那年我三十一歲，夜間部男生全當過兵，大多二十五六歲，白天都在做事，彷彿亦生亦友，很快地我就融入其中了。不消數週，我從只會看黑板、地板、天花板的「三板教師」，逐漸步向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通識老師。事實上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正是在我任教那年開始啟動，但我教的還是共同必修課，而非通識選修課。過去大學有許多必修課，除國文、英文、國父思想外，輔大因為特別重視哲學，又規定哲學概論和人生哲學也必修，只是後者須由神職人員任教。那年頭「哲學概論」尚有部編本教科書，我一開始正是拿它來授課；其內容對我而言理所當然，外系學生卻覺得鴨子聽雷，莫名所以。也難怪嘛！既然是概論課，必然要講基本哲學中的形上學、知識學及倫理學；只是一入門就走進形而上，果真玄之又玄，不知所云。

    考其究竟，「形上學」一辭的原意乃是「物理學之後」，本來是指亞里斯多德系列著作中，編在《物理學》之後那一冊，卻巧妙地點出它那超越感官世界之上之外的特質。更絕的是，它完全符合《易經》中「形而上者謂之道」之說；但對企管系學生而言，「形而下者謂之器」恐怕更符合他們的興趣和認識。這回最初的教學經驗，一以貫之地影響了日後三十五載的教學生涯，令我無時不在乎如何跟外行人介紹哲學「愛好智慧」的真諦。到如今總算找到了「應用哲學」途徑，這正是對早年任教「哲學概論」的反思與轉化。我後來念企管研究所，也修過「企業概論」；它講「生產、行銷、人事、研發、財務」，相當務實易懂，不像咱們的形而上。教哲學最辛苦之處，就是要考慮如何講別人聽得懂的話；這不像數學有公式可套，而是重於心領神會，不宜照本宣科。

學思憶往 27：宇宙與人生

    三十三歲時我修完兩年博士班課程，並且通過資格考試，成為博士候選人，可以專心寫論文了。我按照既定計畫，希望對精神導師波普的思想作出全方位的探究，因此擬定一個宏大的論題《宇宙與人生——巴柏的存在哲學》。巴柏就是波普，根據的是當時的譯名，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或許是意志集中，力量也集中，我只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便完成一部十二萬字的論文，並且順利通過口試，而於1988年初取得博士學位。必須強調的是，我拿到的是正宗哲學博士學位，而世上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最高學位，都稱作「哲學博士」。這是基於大學制度在中世紀初創時，科學尚未分化，除專業實務性的神學、法學、醫學學位外，所有的學術都歸於哲學。新儒家學者唐君毅便指出，哲學研究不外「宇宙與人生」二端，以此為主題，研究被視為學術通人的波普思想可謂恰當。

    波普不但治學嚴謹，而且自覺極強，他在七十多歲時出版自傳，便詳列個人著述，使學界便於查閱。西方學者即使研究人文知識，也必須不時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波普也不例外。他的著作等身，請圖書館購書不成問題，但期刊論文有許多在臺灣就難以檢索了，只好出國去蒐集。那年頭還沒有網路，我是利用暑假赴美，在短暫留學過的洛城加州州大圖書館泡了近兩個月，影印上千頁，滿載而歸。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坐擁幾乎所有的波普英文著述當作材料，剩下就看我如何料理出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餚，以滿足口試委員的胃口。而由於我接受了十年輔大哲學系的士林哲學訓練，也必須驗收成果，於是我便以論文最後四分之一亦即三萬字篇幅，從事士林哲學與波普哲學的對比研究。這項對比研究於口試後半年便刊登於期刊上，而論文主體則遲至十八年後才得出版問世。

    《宇宙與人生》於2006年用《波普》之名正式出版，分別以〈哲學的波普〉與〈波普的哲學〉二篇，全方位地架構出一個完整的波普。前者依基本哲學的分類，次第呈現他的形上學、知識學和倫理學；後者則取其特有的關注，有序舖陳他的真理觀、理性觀與實在觀；在實在觀一章的末兩節，勾勒出宇宙論及人生論。我發現：「實在觀落於宇宙論，是一種形上的、常識的信念；落於人生論，則是一種理性的、漸進的要求。整體來看，波普抱持『人容易出錯』的想法，所以對於宇宙世界，他強調明晰而非精確；對於社會人生，他則強調開放而非烏托邦。」這其實也正是我對宇宙與人生的信念。我很慶幸在眾多思想家當中發現波普，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十年間，我通過閱讀與研究他的思想，不斷貞定自家本事；雖然後來跟他漸行漸遠，但其奠基作用仍功不可沒。

學思憶往 26：士林哲學

    1973年我考取輔大哲學系，新生訓練時聽神父主任說，我們主要學習的是「士林哲學」，不免疑惑。當時仗著讀過幾本哲學書，略知有什麼「希臘哲學」、「雅典學派」，都是以地為名，心想輔大不是應該教「新莊哲學」嗎？此事至今仍為人訕笑。好在後來有位學姊去士林的東吳大學創辦哲學系，教的也是士林哲學，總算有些名符其實了。其實「士林哲學」指的乃是高中課本裏提到的「經院哲學」，亦即西方中世紀的教會哲學；有些人不以為然，遂以「繁瑣哲學」譏之。「士林」一辭源自「望重士林」，指德高望重的學者；用來翻譯中世紀教會裏那些埋首作學問的神職人員，倒也實至名歸。尤有甚者，「士林哲學」更指向一位特定的大哲學家，那便是十三世紀任教於巴黎大學的聖多瑪斯阿奎納。他後來被天主教封聖，成為教廷官方哲學的代表，當然屬於輔仁大學的核心價值。

    大一時修「西洋哲學史」，從古代講到中世紀，才知道十三世紀的「士林哲學」概括了一個時代傳統，與五世紀前後的「教父哲學」，共同構成中世紀一千年哲學思想的主流。這期間出現了聖奧古斯丁和聖多瑪斯兩位標竿人物，他們分別繼承古代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予以轉化為教會哲學並發揚光大。說到教會哲學，不信教的人或許會敬而遠之；但是若想深刻瞭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這千年思想恐怕無法繞過。君不見現在的大學體制，包括學位授予，全部來自中世紀的天主教會，當時基督新教尚未出現。天主教至今仍是一個體系嚴密的龐大組織，上有教廷和教宗，全球分設教區及教省，主導十餘億信眾，影響既深且遠。從某種意義上看，輔仁大學在臺灣雖為私立，卻屬梵諦岡國立。而教廷自十九世紀便議決士林哲學為官方思想，輔大哲學系當然要以此為宗。

    聖多瑪斯既為哲學家又是神學家，二者足以相輔相成，卻不致混淆，反而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貢獻。因為西方思想的兩大傳統，正是希臘哲學與希伯萊信仰。中世千年將之融匯貫通，雖有「哲學為神學婢女」之疑，但僅止於反映時代精神，不應全盤否定。我在輔大哲學系總共念了十年，從學士一路讀到碩士、博士，跟士林哲學對話交流無數，雖然我從未成為天主教徒。由於多瑪斯的士林哲學上承亞理斯多德，他必須歸於「實在論」，而非柏拉圖的「觀念論」，這便讓我找到跟波普哲學的銜接之處。簡單地說，「實在」即指感官經驗可以確定的「真實存在」，而非虛幻想像。士林哲學認為柏拉圖是「基進實在論」，亞理斯多德屬「溫和實在論」，而波普則自封為「常識實在論」；拿波普哲學跟士林哲學進行「對比研究」，就成為我的博士論文創新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