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性人：道家

我尊重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佛教，以及其他外來的宗教信仰，也肯定這些信仰對於人類靈性發展的貢獻；但是本著推動「華人生命教育」的理念，我所談論的生命智慧與精神境界，將偏重於對源出中土的思想之反思。基於個人氣質影響所做的判斷，我推崇以「道」為體的「儒道家」信念與「佛道教」信仰，這包括以「道體」為中心的儒道及佛道融通。外來的佛教且必須先行接受本土化洗禮，方能進一步談融匯貫通。「本土化」之說在臺灣甚囂塵上，但人們恐有誤用。本土化應以本土文化為宗，社會學者葉啟政指出，與「本土化」相對的乃是「外來化─西化─現代化─全球化」，此一「本土化」過去稱「中國化」，反映出以中華文化為底蘊。臺灣文化屬於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文化，充其量只能講「在地化」。近年「本土化」實有「去中國化」的用意，但那已是政治而非文化考量了。

    我經常講，要「去中國化」首先必須將關公與媽祖兩大中土神明請送回去，而把廖添丁之類義人提高位階；不過如此一來，將會傷害到許多善男信女的感情。對於政治爭議，生活智慧的處理方式是「退一步海闊天空」，而非吶喊激烈口號以爭取選票。有人說兩件事不宜談，意見相同者不必多談，相左者則會叫個沒完，這兩件事便是政治與宗教。我一向對政治與宗教之事存而不論，但心中自有定見，在需要表白時，會明確表達立場。不過這並非我寫作之必需，因為人人都有信仰自由，而政治傾向最終還是歸於選票，二者皆多言無益。作為生命智慧的人生信念，我提倡反璞歸真、順應自然的道家思想；它的最大作用，是對死亡的看淡、看破、看開。儒家主張慎終追遠，結果設計出一大套繁文縟節，對殯葬改革相當不利；相對而言，追隨道家途徑，則推行環保自然葬便大有希望。

    一個人的生活態度，可由其死亡態度看出大概。我近年積極推動殯葬生命教育，正是為了移風易俗、推陳出新，以澈底解決殯葬活動為人們生活所帶來的困擾。看洋人基督教喪禮簡單隆重，墓園不是大花園就像大公園，一點也沒有陰森的景象。人家能，我們為什麼不能？追求生活的簡化與淨化，應該暫時擱下儒家式的人文考量，而以道家式的自然關懷為依歸。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在四、五十億年以前，是一團由太陽逬出的大火球，將來總有一天又要返回太陽的懷抱；至於太陽會向銀河回歸，銀河則隨著整個宇宙進行生滅消長，如此一個循環大約八百億年。人類活八十歲已屬高壽，所以在宇宙的景深中，人文理當謙虛地向自然靠攏，共同開創和諧的生活，這也是我認同「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的理由。我寫了二十五篇短文以闡述人學觀，寄望朋友們把它們善用在實際的生活上。

靈性人：儒家

依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去觀照人的生活，值得關注的重點有五，亦即人的生物機能、心理狀態、社會角色、倫理關係、以及靈性境界。靈性就是精神性，目前普通高中「生命教育類」選修課程的八科裏，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一科，講的就是如何從較低的心理狀態，發展到較高的精神境界。精神有超越與內在之分，宗教信仰提供超越境界的豐富內涵，人生信念則賦與內在境界的和諧感受；像儒家講的「與天地合其德」，便屬於不假外求的生命圓滿之境。儒家思想源自於孔子，在家鄉終生不得志的教書先生孔老夫子，後來竟成為影響世界千秋萬世的孔聖人。大陸為推廣漢語教學，在全球各地到處蓋「孔子學院」。這肯定是件好事，因為懂漢語的人多了，中華文化對外國的影響也會不斷增加。也許有一天，「聖誕節」在華人社會是指孔子誕辰，而非紀念耶穌誕生。

孔子的言行舉止在《論語》當中躍然紙上，我們可由此想像一位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的至聖先師。但既然是聖人，生活恐不免講究。聽說老夫子吃飯時正襟危坐，連肉都得切的方正才舉箸，這使我懷疑孔子並非休妻，而是為妻所休；試想那個成天伺候先生的太太，受得了如此挑剔的老伴？這雖然是玩笑話，但我努力想尋訪一位平易近人的孔老師；能夠堅持有教無類理想的人，絕對不會高不可攀。2005年暑末，我到濟南山東大學短期講學，無論搭出租車、吃小館子、上郵局，人們都喊我老師；一開始我受寵若驚，後來才會過意來，原來山東是孔子家鄉，到此人人皆稱老師以示尊敬。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罷百家獨尊儒術後，受到歷代統治者的眷顧與厚愛，幾乎形同國教。事實上，民國初年還真的有人建議將儒教訂為國教，由此可見其對華人精神境界的深遠影響。

儒家奉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生活實踐，以及「三綱八目」之類崇高理想；其中「八條目」姑且不表，可以先談談儒者最看重的人倫關係。儒家將人際關係歸納為「五倫」，其中「君臣」與「父子」兩種關係至關緊要，因為這是維繫國與家的根本綱常，不容混淆亂套。然而到如今五倫也應當重新加以界定，例如將「君臣倫」轉化為上下關係，「父子倫」調整為親子關係，「夫婦倫」包容各種成家選擇，「兄弟倫」納入同學關係，至於「朋友倫」則擴充至各種好的緣會。生命智慧雖然用以安身立命，但更需要拿來處理人際往還。活在現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遺世獨立，必須學會如何與別人和睦相處。如果我們能夠把「五倫」的新詮釋，拿來反身而誠，活學活用，相信能夠維繫身心健康，進而提昇精神境界。

靈性人：道教

我教書三十餘年，最有意思的一段時光，是生活於一所佛教學院裏，在一位深具道教性格的校長領導下，經常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卻能弦歌不絕、為學不輟，這大概是空前絕後了。在我任教於該校期間，附近一所寺院發生事端，新聞甚至登上國際媒體。事情是這樣子的：臺灣鄉間流行還願蓋廟，供奉神明以庇佑鄉土子孫，一旦廟產擴充後，就需要成立董事會加以管理。有一間鄉間廟宇香火鼎盛，但執事者覺得管理費事，便議決交給一批出家人代理。不料這群出家人精明能幹，竟將廟產過戶並改為寺院清修之地，引來地方人士反彈，卻無力回天。其後衝突漸起，鄉民殺豬宰羊要辦廟會，出家人卻將山門深鎖拒客，於是前者用大喇叭擾人清夢，後者則一心念佛與之抗爭，最後動員警力並由民代出面才化解糾紛，卻為當代佛道相爭記上一筆。

    佛道二教在中國自古便彼此相爭，然後分分合合，至今仍不免存在著幾分張力。話說佛教自西漢時期傳入中國，至魏晉逐漸興盛，僧團組織受到皇室支持勢力龐大，南朝甚至有皇帝多次出家。這種政教親近的關係，不免引來其他信仰人士的疑懼。佛教由印度傳入，嚴密的僧團制度是其特色；為對抗外來勢力入侵，傳統鬼神信徒和數術方士，遂模仿佛教以成立教團來結合各方力量，道教由是興起。東漢魏晉以後的一千八百年，佛道二教相互消長，其中又以唐代最富戲劇性。我有回在成都郊外青城山遊覽，此山以道觀林立而聞名，但我在一間道觀前看見的碑文，則記載著此觀在唐代係由佛寺轉手而得。因為古代不管是寺院還是宮觀，都擁有大片田畝租借給百姓耕作，無論和尚或道士全部是大地主，佛道相爭的目的竟然是爭地產，其世俗性可見一斑。

    佛教講究出世清修，如果像企業組織一樣經營寺院，便屬世俗化作法，在臺灣多稱作「人間佛教」。相形之下，道教從一開始就走世俗化路線，因此我把道教視為民俗信仰而非宗教信仰；何況人們到廟裏燒香拜神，只講究心誠則靈，未見皈依受戒的要求，因此善男信女的人數遠遠多過佛教徒。再說臺灣在地信仰多流於佛道雜糅，形式上已不易也無需區分，此尤以殯葬禮儀為甚。據內政部統計，臺灣人辦喪事以道教形式的六成最多，純佛教儀式佔三成，其他宗教一成。世俗性的道教也相當生活化，它追求長生不死，所以沒有死後生命的困擾；雖然人終不免一死，但是道教思想卻促進了人們對於養生之道的重視。至於鬼神信仰把各種具有特出事蹟的人抬舉為神明，納入廟中供凡夫俗子頂禮膜拜，也是頗具親和力的作法。難怪道教在華人世界盛行不衰，足以與外來的佛教分庭抗禮。

靈性人：佛教

我習慣在人群中湊熱鬧，內心卻始終嚮往獨來獨往。我一直未下決心信教，是因為我選擇了哲學；後來雖然一度皈依具有哲學味道的佛教，卻從未認同任何教團。我信佛教是為了還願，感謝父親把我帶進這個世界，並且鼓勵我去念哲學。與民國同庚的父親鈕先銘將軍，十四歲便東渡日本，先學師範後習軍事，二十歲返國入伍從軍，五十三歲以少將官階退伍除役。他年輕時風雲際會碰上八年抗戰，並且因為守衛南京城而親歷大屠殺，所幸避難寺院內，受佛祖與僧人保佑躲過一劫，日後始有我的出生。為著這層因緣，我對佛教始終抱持好感；加上哲學學長及同道慫恿，才會先後參與兩所佛教學院的籌設，規劃哲學系及宗教所，且創辦生死所。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作自了漢，不願成為教團中人。我景仰耶穌基督和世尊佛祖的偉大人格和不朽精神，這便是我的宗教信仰觀。

    生活智慧必須由生死智慧烘托，方能展現其廣度與深度；後者瞭解死之奧義，前者體現生之光輝。生與死並不能也不應等量齊觀；有生便非死，至死即無生。作為生者，看見曾為生者的人死去，我領悟出生是歷程、死為終點，有始有終是幸而非不幸。人生有許多沉重的責任和負擔，一旦死亡就要統統放下，所以死亡乃是讓生感到輕鬆的事，奈何人們皆以其沉重而不願就。我不主張為追求輕鬆解脫而自殺，這是對生活與死亡的雙重誤解；但我認為人們理當學得「輕死重生」，也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當下此生，對於生前死後的事不必太掛心。佛教講輪迴轉世，與其視為真實歷程，不如看成具有美感成分的嚮往。比方說過去印度下層種性有些人活得太辛苦，選擇一死以早日奔向來生，這是值得同情的壯美之舉，卻不值得現代人學習。

    佛教希望人們在此生多做功德，是勸人當下為善；至於為來世造善業，則屬附加價值。如果我們將窄化的個人來世觀，擴充視為廣義的人類子孫後代，我一定支持這樣的看法。不造惡業的目的，不必是怕自己變畜生、做惡鬼、下地獄，而是留給後代一個適於生存的地球。有人問我相不相信三世觀，我答以「願意相信」。因為一生一世不免孤單，有了前世可以讓我「感恩」，活在現世應該懂得「惜福」，牽掛來世則盡量「積德」。這些道理很好理解，完全沒有一絲神秘聯繫。宗教信仰最重要的特徵為歸依或皈依，亦即選擇通過儀式加入教團；無論是基督宗教或佛教，都有加入教團的要求，否則就不能稱信。我一度選擇信教，純粹是為還願，並非認同教團。教團自認是神聖的代言人，但本身並不見得神聖；我情願活在宗教邊緣的世俗當中，因為如此一來，我才得以對教團中人「敬而遠之」。

靈性人：基督宗教

以哲理散文為表達形式，書寫呈現自己的人生觀點，其實只是抒發一個退休大學教師平淡無奇的生活體驗。但我自認持續在從事生命思索，並且以此為志業。因此我樂於分享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希望在平凡中見真章，同時觸發讀者自己的想法與感受。回想自己當老師的經歷：碩士班畢業前在學校教洋人講華語，雖然僅有三個月，卻領到生平第一筆薪水；服役時先下部隊，因為考上教官，重新分發到軍校教常備士官生，時間一年又三個月；退伍後做了三年多的事，其間還到美國進修一學期，終於下決心回母校讀博士班，從此展開我的大學教師生涯，至今擔任專兼任教師總共三十三年。過去我長期讀書教書，後來開始為文以載道、著書以立說。這是我作為讀書人的精神體現，不吐不快，至於不朽與否，並非我的關注。

2003年夏末秋初，我去成都四川大學短期講學，在城中遊歷時，走進杜甫草堂讓我感觸最深。草堂門口佇立了一座詩聖雕像，憂鬱的面龐和清癯的身影，彷彿背負了所有人間苦難；他也的確在顛沛流離中，五十八歲便病逝於舟船之上。書寫是他唯一的人生見證；四千餘首詩作留傳至今上千首，翻譯成八十幾種文字，在人間迴盪，這便是不朽！同樣道理，三十歲以身殉道的耶穌基督，以祂對宗教信仰的智慧光芒，照亮全世界及人心；在昇天兩千餘年後，地球上七十多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誠心接受祂的教誨，這也是精神不朽！如果用象徵的說法表示，我同意「精神不朽」即「靈魂不滅」。精神不朽可以嚮往，但無法刻意追求；追求不朽的人頂多有可能出名，但也許是千古臭名。我認為有一種可行方式，那就是見賢思齊；用古聖先賢立身行道事蹟作為楷模標準，然後身體力行。

    今日人們的生命智慧可以通過宗教信仰、民俗信仰或人生信念醞釀形成。基督宗教在世界上造就了許多哲學家、宗教家，他們都是人類的精神導師。小時候我常到巷口的教會去讀經唱詩、喝牛奶吃餅乾，長大後才知道那是英國國教的聖公會教堂。讀中學時還維持到學校團契聚會聽福音的習慣，總覺得高聳的教堂充滿莊嚴肅穆之感。大學在天主教學校念了十年哲學，很自然地接觸到神職人員和深刻教義，對西方文明的根源有著進一步的瞭解。但是我始終沒有成為基督徒或天主教友，雖然有一天我意外地在主內弟兄姐妹面前，做了二十五分鐘的真心見證。依照我對終極情境的好奇與關注，我可以稱為基督信仰的「望教友」。然而一股揮之不去的民族文化情感，總讓我嚮往更親近的華人精神歸宿，不過我依然感受到上主的光照無所不在。

國 旗

【大智教‧微小品】

    昨天是大陸國慶，對岸的朋友不斷在微信上發文貼圖報喜，倒也習以為常；但是看見統促黨大軍搖擺並身披五星旗，在台北街頭招搖過市，卻不免感到突兀。今早讀報見新黨謝啟大表示，昨日遊行若能同時揮舞中華民國國旗，方才顯示出兩岸的兄弟情誼，而非母子關係。其實事情尚不嫌遲，統促黨若真有心捍衛中華，大可在我們的雙十國慶當天，照樣上街揮舞國旗，或許能夠凸顯執政黨的刻意「去國旗化」。君不見正在架設的凱道牌樓上，連一隻插旗的孔隙都容不下。如今總統府上的國旗終究還在飄揚，當家者即使看見頭頂的「青天白日」仍無可奈何。但下一步呢？加泰隆尼亞和庫德的公投，又捎來何種啟示？

    更有意思的新聞是，德國「另類選擇黨」已跨過百分之五門檻而進入國會，並蔚為第三大黨；回顧當年希特勒所領導的國社黨，也是從第三大黨起家的。歷史會不會重演，包括韓戰會不會重啟，現在誰也不敢講了，但是歷史依然有其參考價值。有社論批評國民黨不要從大明王朝淪為南明王朝，因內鬨而瓦解。南明固不足取法，北元的命運卻值得我們深思。北元是元亡於明後，餘部在漠北殘存的政權，明朝屢攻不下；其中一支瓦剌，八十年後還將親征的英宗生擒。北元到頭來不是亡於明，而是亡於清的前身後金，但起碼也存活了兩百多年。依此觀之，作為華人歷史上偏安政權之一的中華民國，是否能夠從東晉、南宋、北元、南明的遭遇中，汲取一些經驗與教訓？

倫理人：生命倫理

應用倫理學在一九八零年代應運而生，多少是受到之前醫療科技為解決疑難雜症，希望在知識上有所突破，不料卻帶來更多價值方面的倫理困局所影響。「倫理」在華人社會是指人際關係應當如何處理，在西方社會則指判斷某些事情該不該做。醫學進步所帶來的倫理問題，竟然是一個人該不該活，或者該不該死。1975年美國有一名大學女生昆蘭，用酒嗑藥導致昏睡不醒，偏偏救護車過門不入錯過急救黃金時間，讓她變成重度昏迷，必須靠機器維生。一年後父母見女兒復原無望，乃上法院請求判決讓她自然死，法官也作成判決拔掉維生器材；結果一拔卻發覺她能夠自主呼吸，只好繼續餵養。而她後來又多存活了九年才去世。這是生命倫理學的經典案例，可惜沒人注意到在臺灣一躺四十七年的王曉民，她已打破植物人存活的世界記錄，值得用生命倫理觀點認真反思，以尋求改善之道。

生命倫理的前身為醫學倫理，醫學倫理早在古希臘的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醫師誓言〉時就已存在。到十九世紀初，有位英國醫師寫出第一本《醫學倫理學》專書，主要討論醫師道德。直到二十世紀七零年代，病人在科技支配下的生死困境，引起了學者專家及社會大眾的注意，有人便開始尋求立法改善。此外生物科技的發展，也帶來其他倫理問題，不完全屬於醫療護理、衛生保健的範圍，於是較醫學倫理涵蓋更廣泛的生命倫理，遂成為應用倫理學的基本探究課題。在臺灣，醫學生必修醫學倫理學，護生要上護理倫理學，連生命科學系的學生都有機會念生命倫理學：這種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努力，若能持續為之，對民生福祉不無助益。近年還有一項議題受到重視，那便是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當全民健保連年虧損，人們就應該慎重考慮開源節流，以免得不償失。

    應用倫理學發展至今還不到四十年，卻不斷出現「原則主義」與「脈絡主義」的爭議；前者強調依原則辦事，後者卻主張看情況而定，二者的爭論在生命倫理問題中最為常見。平心而論，任何倫理考量都不應違反大原則，或無視於脈絡。原則是眾人心之所嚮凝聚而得，做人不能沒有原則；但是原則的使用也必須考量現實情況，否則便成為宰制人心的框架。為了讓原則和脈絡相輔相成、互利共榮，我建議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作為參考依據。也就是說政策面盡量依據原則，秉公無私處理；執行面需要考量脈絡，允許個別差異。像衛生政策可以遵循基本倫理原則，但不要把條件定死，而留給執行人員一些轉圜餘地。原則不是法律，原則訴求的是人們的道德良知；作為倫理人，我們固然要守法，但也不能忘記對人講理和關愛。社會上情理法兼顧，人們的生活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