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宇宙論花了很長時間從定性走向定量、由目的轉為機械，但終究還是屬於天道探索，與人事無關。相形之下，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宇宙論始終保持「天人合一」的關注，便與西方大異其趣。勞思光寫《中國哲學史》將《詩經》中的「形上天」和《易經》裏的「宇宙秩序」，列為古代中國思想重要觀念，其特色即是「人格天」與「宇宙歷程及人生歷程相應」。「天人相應」思想在漢代董仲舒達於顛峰，他提倡罷百家獨尊儒術影響深遠。後來漢儒的神祕主義稍減，至宋儒又出現「理與事之分合問題」，即形上學跟宇宙論糾纏不清的問題。而勞思光也將董仲舒和柏拉圖，以及將朱熹和亞里斯多德分別作出對比，值得進一步考察。
自然科學所繼承的自然哲學其實有著更深遠的根源，那就是自然神話。古早神話以及後來的各種宗教宇宙論，長久伴隨自然哲學宇宙論發展，後來才逐漸在歷史中消失。費若本是有名的「認識論無政府主義」倡議者，強調哲學思考必須盡量「海闊天空」，從而主張現今科學論述只是歷史偶然的產物，而非必然如此。各種神話及宗教宇宙觀，都足以成為科學發展的「備選方案」，這也是為什麼他相當推崇傳統中醫的原因，用以反對西醫獨大現象。當西醫擁抱笛卡兒式的機械觀點，中醫則自古將人體視為一個個小宇宙，保健養生正是順應大宇宙自然之道的結果。前章曾提及，將大小宇宙相提並論，同樣出現於宗教盛行的西方中世紀。
「自然」概念在中文語境脈絡內，主要構成老子重要思想，其核心義實為形容詞的「自然而然」；至於與西文對譯而作為名詞使用以指涉「大自然」則是十九世紀的事情，由此「自然」一辭便承載了西方「大自然」與東方「自然而然」雙重旨趣。將「自然」概念引入哲學，可分為「自然之哲學」與「自然的哲學」兩方面來看。在中華文化傳統下，將「自然之哲學」引申至「自然的哲學」，非但不會所見日小，反而是視野上的擴充。我們可以將探討大自然的「自然之哲學」西方宇宙觀，藉華人學術銜接上實踐自然而然「自然的哲學」道家人生觀。如此一來，西方與東方、宇宙與人生無所偏廢，方為恰到好處的「愛智之學」。
回顧西方哲學史，會發現宇宙與人生的問題始終難以澈底分割；前蘇格拉底時期從天道探索走向人事安頓明顯可見，中世紀研究自然的目的是為鞏固信仰，最終仍在安頓人生。近代科學所繼承的自然哲學，始終保有一定的人文關懷情操，直到宇宙觀由目的論轉向機械論、將數學演算和經驗實證引入後，作為「分科之學」的科學諸學科，才出現劃地自限下的門戶之見，隔行如隔山，形成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割裂。在商品經濟領軍時代裏，拜物消費成為無底洞，清心寡欲被視為難能可貴的美德，而這正是追尋反璞歸真境界的道家思想心之所嚮。回返生命本真的途徑，體現出順應自然勿事造作，此乃「自然的哲學」之真諦。
自然哲學是直接探討自然的一階哲學，科學哲學則屬後設關注自然科學如何發展的二階哲學。自然哲學功成身退，並不意味其討論失去意義與價值；事實上有本出自科學家之手的自然哲學論著，就被《新聞週刊》列入二十世紀百大著作，此即由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莫諾所著《偶然與必然：現代生物學的自然哲學探討》。莫諾是頗具人文素養的法國分子生物學家，受存在主義影響甚深，乃將他的科學發現引申於人類命運的存在抉擇上。他從無神唯物觀點論述科學成果的意義與價值，被視為「科學人文主義」的代表。面對「偶然」形成的自然宇宙，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將如何安頓？一旦作出存在抉擇，人生便成為「必然」的歷程。
從歷史發展看，現代科學與技術的「戡天」知識，無疑來自古老自然哲學不斷修正的積累。當自然哲學轉型為自然科學後，哲學只能退一步對科學技術的知與行從事後設批判。對科技與社會的關聯進行瞭解和批判，是現當代哲學責無旁貸的任務。科學哲學如今被視為應用哲學的一環，但追根究底它仍源自關注自然的傳統自然哲學。自然哲學既不應在哲學史中淡出，更當華麗轉身融入應用哲學，進而積極產生哲學實踐，對宇宙與人生的探究面面俱顧，無所偏廢。尤其是放在華人文化與社會的脈絡裏考察，「自然」概念內涵較之西方更多元也更豐富，適足以建構一套讓廣大華人反思並改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新自然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