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死學 45：天 命

 

 

我建構新生死學目的是為推陳出新、振聾啟聵，說與有緣人聽。新生死學本著「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的大纛，將安身與了生的核心價值置於「儒道融通」的人生美學中，而以傅偉勳筆下「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莊子為大宗師，從而在歷史長河中發現一系列追隨他的人格典範，包括竹林七賢、陶淵明、白居易、蘇東坡、唐伯虎、公安三袁，以及林語堂。「儒道融通」的真諦乃是「儒陽道陰、儒顯道隱、儒表道裏」，至少就生死關懷而言，儒家只能身處週邊，唯有道家莊子得以居於核心。傅偉勳指出：「孔子、墨子，孟子與荀子都割開生與死，重視生命，避談死亡，頂多當做生命的結束而已……。連代表道家的老子都……一樣割開生與死，以生為貴，對於死的問題並無興趣，也無具體切身的深刻體會。」唯一例外正是莊子。

 

莊子以其藝術生命開創出獨樹一幟的人生美學，足以取代任何宗教信仰，讓人得到身心解脫，當代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寫道：「人在美的觀望中，是一種滿足、一個完成、一種永恆的存在，這便不僅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計較、苦惱，同時也超越了死生。人對宗教的最深刻的要求，在藝術中都得到解決了，這正是宗教最高境界的匯歸矣，因而可以代替了宗教之所在。莊子正提供了此一實證。」莊子人生美學中的大智大慧自有其深意，傅老發現：「莊子能以超凡的生死智慧，克服原有命定論傾向的無可奈何、悲愴淒涼之感，而為道家傳統建立了具有深奧哲理的生死學規模」。這其中所指的「命定論傾向」，在孔子看來只有一解，即是「盡人事，聽天命」，對此我給出的詮釋乃是「發揮個人潛能，體認內外限制」。生老病死都會帶來限制，多少予人無可奈何之感。

 

妙的是白居易正有一首詩題為「無可奈何」，將個人死生之無奈感化為文字向莊周求緣：「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蹤。蹉吾生之幾何，寄瞬息於其中。……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泄泄融融。……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為彼何非？為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此與陶淵明的委順運化之心相彷，都可以上溯至莊子的物化思想。莊子認為人之生死不過氣聚氣散，但活著卻可以用一心之發用突破生死大限。胡適將莊子這方面的思想視之為唯物進化，馮友蘭卻歸於唯心；但在我看來率皆唯實，毫無神秘之處。新生死學認同常識實在論，對一切怪力亂神皆敬而遠之。孔子天命觀可以用人事論去化解，亦即在聽天由命之前，先問問有沒有善盡人事？進一步看，天命與人事的糾葛，可以用「命」與「運」二分解決：「命好不怕運來磨，命差則靠運來補。」

 

新生死學 44：成 美

 

 

死亡幾乎完全是自家的事，頂多讓配偶及子女出力料理後事，而那些樂於或不情願參加喪禮的人均可有可無，無關痛癢。此乃新生死學的基調，亦即在「存本真」、「積吾善」的自我貞定中，走向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成己美」。近年我宣稱創立了反諷式擬似宗教的「大智教」或「人生教」，有人問以信徒需何種條件，我的答案很簡單，認同現世主義並力行環保自然葬的人便歡迎入教。講授生死學四分之一世紀，我始終相信人死觀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人生觀；面對連自己的臭皮囊都難以放下捨得的人，只能說「夏蟲不可以語冰」、「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的繼父指定捐贈大體，母親遺言燒灰撒海，我都從善如流，自己也樂於效法。我們夫妻奉行無後主義，對後事更追隨奇美集團老闆許文龍的「五不」：「不治喪、不豎靈、不設牌、不立碑、不占地」，大智教「由死觀生」便始於此。

 

新生死學不是違反傳統、離經叛道，而是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我是臺灣殯葬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數十年在喪事行禮如儀的繁文縟節中，發現另類的美感體驗之可能，包括生前送行會和死後紀念會，這些都可以取代喪禮。不舉行喪禮但仍有喪事要辦，聯合奠祭正是最佳選項。簡潔便是美，生趣閒賞中的「成己美」在落實「輕死重生」的原則下走向「由死觀生」，一旦後事料理安排得宜，則老後生活即無後顧之憂，可以含笑以終了。不過這只是交代後事一切從簡，然而在現今醫藥發達的詭局中，臨終階段卻可能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苟延殘喘慘狀，亟待有所突破改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及〈病人自主權利法〉固然是良法美意，但安樂死立法同樣有必要且刻不容緩。如今世上有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已經立法，先進如包容同志成家的臺灣，理當起而效法之。

 

好死善終的自我安頓既體現「存本真」的靈性要求，更落實「積吾善」與「成己美」的自主理想。在最終極的情況下，「理性自殺」亦可列入考慮。看電視上記者傅達仁遠赴瑞士尋求安樂死，在接過別人遞上的毒藥一飲而盡倒身而亡。如果僅止於此，那為何不自己在家中仰藥自盡，而要花大錢遠赴重洋？電影「非誠勿擾2」給出另外一種唯美的選擇：富商罹病臨終前，在生前送行會上跟親友話別，然後買舟投海自沉，遺體火化成灰植入花盆與女兒相伴，如此安排豈不美妙？「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死期既至不必苟活，自我了斷也是一計，安樂死的真諦便在於此。一旦前事後事都得以妥善安排，則老後大可痛快活好活滿，到頭來不知所終不亦快哉。沒有子女便無所牽掛，老夫老妻中，後走的人大可「盡散」而非「散盡」家財，留一部分買生前契約托人料理後事，如是而已。

 

新生死學 43：積 善

 

 

「存本真、積吾善、成己美」可視為我在建構新生死學之中所提倡的「新生趣三部曲」，它們大多在人生下半場逐漸發揚光大，但是可以早日接受啟蒙，放在心上，等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發酵。像我面對二十上下的大學生講授生死學，至今長達四分之一世紀，最初聽課的人已步入中年，不知當時隻字片語是否仍足以啟迪人心。尤其我自始便規定寫遺書當作業，希望同學留存底本，在日後的人生道路上不時拿出來省視修訂。想像一名年輕人首度交代後事的心情起伏，雖屬虛擬寫作仍不免震撼心靈；待年長再拿出來反復斟酌，不知又是何等情境。中年時期修訂遺書肯定更會有感而發，因為情況逐漸從事不關己步向生死攸關，這個年紀開始要面對父母長輩陸續辭世的現實。與其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用旁敲側擊的方式嘗試讓父母立下遺囑，可謂功德一件。

 

依常識看，「善」所指即是「好」，以與「惡」之「壞」相對，它在西方構成倫理學甚至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宗教勸人為善避惡，由於諸事萬物皆由上主所創，於是世間存在著惡便構成吊詭矛盾。神學對此的解釋很獨特，為顧全「神性」於不墜，遂將「惡」解釋成「善的不足」；是善行不夠，而非有著與善相對的獨立之惡，如此可謂用心良苦。至於倫理學同樣要求世人行善避惡，並以此規範人際關係，個體待人處事皆要依善行事。總之，善心和德性為上主加諸於人的本質，必須加以彰顯，以體現「創造」的奧義。回到東方思想，儒家關注社會倫理，除主張性善更講究仁愛，而民俗信仰則教誨人們努力行善，並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凡此種種，幾乎都著眼於安頓人群相處，反而較少觸及個人反身而誠下的自處之道，新生死學遂有意推陳出新，主張以「積吾善」為重要人生實踐。

 

雖然哲學家馮友蘭及胡適都認為倫理學就是人生哲學，但是新生死學卻主張二者有差。倫理學處理人際關係固無疑義，但人生哲學卻可以完全自我貞定、不假外求；意思是說人生哲學足以走向澈底個人化的思想，不必考慮「他者」的問題，也就是真正的隱逸哲學。不過在人生大幅異化的現今，這已經完全不可能了。人既無法擺脫天地、環境、別人的羈絆，不妨退一步盡可能自我安頓，將本身的好與善發揚光大，此即「積吾善」的修行工夫。在生趣閒賞的人生階段，積吾善起碼要懂得如何自處，學會自求多福、自得其樂。尤其重要的是，應該妥善安排自己的「前事」與「後事」；換言之，就是自行把握如何好死善終。人的一生到頭來只有在核心家庭、頂客家庭或獨身中告終，其他親友皆事不關己亦無關宏旨，於後現代多元社會此乃人之常情，不可不識，以免抱憾而終。

 

新生死學 42：存 真

 

 

古希臘哲學家主張人生應該追求「真善美」，此一思想影響及中世紀的天主教哲學家；時至今日，我的母校輔仁大學不但宗奉中世哲思，更以「聖美善真」為校訓。將真善美三者並列源自西方，至今雖然在華人社會朗朗上口，但其中蘊義還是必須經過本土轉化方不致失焦。蓋此三者最終都投射於天主上帝身上，成為祂絕對不移的屬性；換言之；上帝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如此至高無上的特性歸於作為「無限存有」的上主，卻難以在「有限存有」的個別之人身上體現。在西方天人始終被判成兩橛，人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成為神；此與華人相信成聖成賢或立地成佛大異其趣。新生死學作為華人生死觀的反映，主要將西方外在於世間的「知識真、倫理善、藝術美」，轉化為中土內在於個人的「存本真、積吾善、成己美」，從而通過修養工夫自我貞定，藉大智教化推己及人。

 

說人應該「存本真」即指要常保真性情，不為俗事塵務所遮蔽，尤其不能刻意地「媚俗」地活著。要向華人推廣本真存活的義諦，當然必須回到「中國生死學的開創者」莊子身上。莊子發現「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傅偉勳的詮釋是：「如無真人的心性體認、大徹大悟，包括生死觀、物化觀、齊物觀等等在內的莊子『真知』，也就變化成文字遊戲，可有可無了。」他並進一步表示：「莊子的『真知』即是理想人格所體現的生死智慧。」新生死學對此極為認同，更希望通過大智教化推而廣之。「中隱」之道正是白居易為「中年中產」的人所提供「存本真」的方便法門，亦即人到中年要懂得公私分明，並且堅持留下一定的時間給自己，去揮灑本真的人生，而非總是戴著面具扮演職場生涯中的社會角色，甚至狂熱到公而忘私，最終忘了自己是誰，豈不悲哀？

 

中隱還是有個職場作為謀生餬口的靠山，樂天七十致仕，此後五載得以安享天年，自然無需煩惱「仕與隱」的抉擇。他在辭世前夕寫下一首「自詠老身」的詩，末兩句為「支分閒事了，爬背向陽眠」，意思是「閒雜事等打點妥當，搔背之餘向陽而睡」。如此一幅樂天知命的景象，果然不負「樂天」美名，更讓後人看見並且羡慕詩人終得走向反璞歸真的化境。其實回返本真重拾真性情，並不一定到老方才實現，一個能夠大澈大悟的思考者及愛智者，在現實生活中隨時可以把握當下擇善固執，不人云亦云，不隨波逐流，通過深思熟慮後堅持走自己的路。像我自從知命之年逐漸朝向本土文化與生命學問靠攏，下筆行文也就體現性靈開顯，例如在五十有五從事生命書寫時，標幟出「求真：生存基調的鞏固、行善：生活步調的安頓、審美：生命情調的抉擇」，大致反映當年的心之所嚮。

 

新生死學 41：中 隱

 

 

「中隱」之道是白居易的偉大創意，為後世官場不順的人提供了了不起的身心慰藉，我正是在擔任院長那兩年任內，體認出它的妙用。中隱乃相對於大隱和小隱而言，傳統上有「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于林」之說，反映出古代文人在「仕與隱」之間所作成「生命情調的抉擇」。因為至少在明代以前，讀書人不是進入官場就是在家自食其力，陶淵明乃是最佳例證；不過他是主動辭官，回家去當個真正隱士。退隱的處世之道雖然為道家所重，但是孔子也曾經起心動念，譬如他讚賞曾子父親曾點之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己也有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歎喟，在在顯示讀書人內心自有一方避世夢土，足以令其進退自如、收放自如。當然隱於廟堂之上的「大隱」如今已無可能，但於生涯中公私領域各自發展的「中隱」卻值得效法。

 

必須說明的是，中隱之道不宜太早落實，年過半百再上道為佳；因為那時候職場生涯已由盛而衰，需要及早作出生命情調的「典範轉移」，以免不適應而感到失落。中隱的真諦在於「不積極作為」，但絕非「積極不作為」；前者對應「五十知命」而有為有守，後者則流於打混摸魚殊不可取。民間有句俗話足以當作「不積極作為」的最佳註腳，卻被大多數人誤解為消極混世，那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句話的奧義深藏于道家楊朱的「為己」思想，體現出澈底的「獨善其身」；人們多詬病其「獨」以為自私，但真正用意在於「善」的自掃門前雪之獨處之道。這其實正是道家對儒家不滿之處，認為儒家老想教人兼善天下，卻可能弄得天下大亂，反不若小國寡民的桃花源幽境來得令人嚮往。平心而論，二者著實皆有所偏；時至今日，唯有儒道融通方為坦途。

 

        在新生死學的安身立命方面提倡中隱之道，看似突兀其實切中，這當然要把人生放在「向死而生」本體論的脈絡內來看，方得其間大智大慧個中三昧。畢竟人生不脫生老病死、生住異滅、成住壞空，既然是非成敗轉頭空，那麼無論如何入世用世都無關宏旨，反不若出世避世來得務實。我並非在此表達悲觀消極，而是提倡看破看透看開，以掃除對「有為」的執著迷思，從而通過澈悟而達於「為而不有」之境。這一點唯有莊子看得開，傅偉勳說：「祇有莊子，不但並談生死，更能直接凝視死，體驗死亡，把自己整個生命投入生死問題的實存主體性探索，藉以發現一條不依傍任何外力外物的大徹大悟，精神解脫之路。」拈出「中隱」之說的白居易在生命後期逐漸認同莊子，他的「閒適詩」之分類即來自莊子對「閒」與「適」二字的引用。有人統計莊子使用此二字次數居先秦之首，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