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生死所初設,開授有「自殺學」一科,從字面看彷彿要教人如何自殺,其實真正要教的乃是自殺防治。這也是國內在上世紀末推動學校生命教育的初衷,因為當時有一樁資優女生殉情的「廖曼君事件」震撼社會,全國上下都亟思亡羊補牢的對策,積極推動生命教育遂成為選項之一。自殺防治工作既在於亡羊補牢,更重乎未雨綢繆;生命教育的目的固然是宣導防範自殺,探討成因同樣顯得迫切重要。我曾經想過用生死學為平臺對之作出貢獻,但它作為新興學科並未普遍受到學術共同體所認同,尤其人文背景跟科學銜接不易,只好暫時退回獨善的立場自我貞定。人文觀點自有其真知卓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便說過:「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迫切的,那就是自殺;決定自己是否值得存活,比其他各種思辨問題都來得重要。」這無疑是存在主義式思考,亦即要求慎思存在抉擇。
一般多認為選擇自殺就是不想活了,這肯定是對人生最悲觀的結論;但是著名悲觀主義者叔本華卻反對自殺,理由是留得青山在,方能看清最終結果。這點更反映在後人觀點中,像尼采表示「受苦的人沒有悲觀權利」,作家費茲傑羅則高呼「活得痛快便是最好的報復」。人生不如意者不見得十之八九,卻有十之五六或四五,總之憂喜參半,但不能老是看見差的那一半。佛家發現「此念是煩惱,轉念即菩提」,許多心理糾結都可以在轉念之下得到解決。記得大學時在系主任桌上看見兩行字:「忍片刻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至今記憶猶新,且始終受益匪淺。不過我心知肚明這多少跟自己的稟性氣質有關,我天生消極保守,習慣為成事不足找理由,不抱大希望就沒有大失望甚至絕望,這或許就是我一路平庸活到今朝的原因,想來也無可奈何。
我教生死學,勢必會碰到自殺問題,只要當事人跟我沒有直接關聯,就把事情當作社會上一般的死亡現象看待。分判較主觀的死亡體驗和較客觀的死亡現象,並非評價輕重之意,純然就事論事,就像醫師不願為自己親人動刀一樣,以免感情用事。作為社會現象的自殺始終高居國人死亡原因前十名之內,可見防治的迫切與重要。不同於大多死因來自身體功能衰敗喪失,自殺在很高程度上屬於心因性;意念深藏於人心之內,有時防不勝防。但仔細區別,心因仍有內外之分。外因可能是困境或絕境,一旦減輕或轉變便降低風險;例如惡疾令人痛不欲生,但接受安寧療護或有機會改善。至於內因則牽涉到心路歷程,若是死命鑽牛角尖就不易回頭;尤其這又會受到外界感染,像看見自殺新聞而有樣學樣。就生死學及生命教育而論,助人建立適性的人生觀可謂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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