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維波到陶白蘇

        按下上傳鍵，學生的成績遂由我的指尖流向他們一生的註記中。講授生命課，原則是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皆大歡喜；只要願意來選課，沒有理由讓年輕的人生不及格。接下去就是放暑假，我闔起電腦，一絲意念閃過心頭，浮現在眼前的恍如三十載一覺生涯夢。都過了三十年啊！遙想那時候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便謀得一席教職，既安身且立命，在安定中發展至今，終於走到入老跟前。暑假一過我就有資格領取老人卡，這張卡意味著僅有的一些人生選項，從此可以打對折。只是最近發現，連長期引以為傲的食量，都已呈現對折情勢，物質享受勢必得讓賢給精神生活，走向「性靈的靈性」了。

    回憶我的靈性開顯，一言以蔽之，「從卡維波到陶白蘇」是也。二十五年前我去桃園中央大學哲學所兼課，所上有老師筆名「卡維波」經常見報，一問之下竟是「卡納普、維根斯坦、波普」三位邏輯分析哲學家的縮寫。其中波普正是我的碩博士論文鑽研對象，另二者亦曾經心儀。我靠著邏輯推理取得學位入行任教，心智活動於半百之際產生極大變遷，逐漸走向詩情化境，堪稱「人生典範轉移」。出身西方當代哲學，日後竟向中國古代詩人認同回歸，尤其是儒道融通的「陶淵明、白居易、蘇東坡」，連自己都說不清楚為什麼。倘若「卡維波」令我步上安身立命途徑，「陶白蘇」就是助人了生脫死的三盞明燈。

回首11：牯嶺街少年

    我這個人心浮氣躁，雖好讀書卻不求甚解，且喜讀雜書而非課本，因此功課一塌糊塗；別人高中念三年，我卻前後熬了五年才進入大學之門。然而事後回想，我這五年也沒有白過；雖然制式教育於我幾乎毫無所獲，自我教育卻相對呈現一片豐收。可以這麼說：上大學之前這五年，我是遊蕩在牯嶺街頭，渴望發掘心靈食糧的苦悶少年加蒼白青年。在信手拈來、囫圇吞棗、隨興抹塗之下，結果造就出一個於現實邊緣夾縫中求生存，卻永遠愛作夢而不顧甚至反抗現實的哲學系學生，以及今天的哲學教授。說我「四十年如一日」似乎有些超過，但今日之我仍看得見那年少時特立獨行的身影。四十年前我選擇了哲學，如今哲學選擇了我；但不是學院裏那些繁瑣的專門哲學，而是如常識般貼近身心的人生哲學。

   

我的人生觀之樹立，與牯嶺街有深厚的淵源。牯嶺街是臺北市南邊一條較為幽靜的街道，早年以滿布舊書攤聞名。我自高中到大學時代，時常到那兒去尋幽訪勝；不經意購得的舊書，填飽了我渴望求知的心智。說是認知的心智，但更深沉的則是抒情的性靈。四十年來，我用知識傳授的方式，包裝熱情的生命吶喊；近年彷彿包不住了，常常在課堂上脫口而出，同學卻當作是演戲。其實當老師本來就是演藝事業；要站在講臺上，恰到好處地演示出個人的學養和技藝，讓學生有如沐春風、值回票價之感。不過話說回來，我並非有意選擇當老師的，而是「做了過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一旦考進哲學系，除非另謀他棲，否則就要更上層樓，拿到博士學位，也就順理成章加入為人師表的行列。

如果把十五至二十五歲當作人生的第一輪風水，一般年輕人大多循著高中、大學、就業的途徑前行，有時也會選擇進研究所深造。依我的經驗，高中階段可說是塑造生活態度以及樹立人生觀的關鍵時期，因為社會要求我們在這個時期選擇「我的志願」，然後開始累積實力，以實現這個志願。像我太太的姪兒考上高中時，問他將來想學什麼，他一時無法確認，但肯定不會念文法。過了一年要分組，他選擇自然組，並且在理工醫農裏挑中工科為奮鬥目標；全力以赴之下，終於錄取國立大學電機系。這是許多男孩的典型生涯發展，偏偏我走上不一樣的道路，而且把步調弄得很複雜，高中和大學各重考一次，後來進的還是最冷門的哲學系，一切不能不說是我那混沌的意志，在嘗試錯誤下的漸次體現。

回首10：初中

我初中畢業那年，臺灣才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而廣設國中，所以嚴格說來，我跟國民中學完全沾不上邊。好在後來於大學裏教中學師資生，並且擔任他們的實習指導老師，因此有機會到全省各地的國中去訪問探視。跟我們那個時候比起來，一個明顯而有趣的改變乃是男女合班。我們過去念初中是通過聯考分發的，一般都是進的和尚或尼姑學校，也就是清一色男生或女生，甚至上了高中還是如此。當初男女分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於升學考量，避免讓少男少女分心。問題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個少年不思春？因為身處於青春期嘛！世上原本就是男女各半、自然相處，為了要專心求學而將彼此隔離，似乎有些小題大作、不近人情。老實說，初、高中念和尚學校的經驗，加上自幼沒有姐妹，我自認深深影響及日後的兩性關係。

      

    念小學時一開始懵懵懂懂，不覺得女生有何特別；越往高年級走，越感到女生不是很可愛便是很凶悍。抱著心目中的分別相，我進入完全是同性的初中，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到漂亮的女老師身上去。可惜老師當中漂亮的不多，年少時光遂在苦澀與迷茫裏度過。我考上的是所第一志願的初中，然而擺脫掉惡補，功課竟然一落千丈；雖然三年後還是順利考上公立高中，卻是吊車尾的偏遠學校。如今回想起來，初中三年真的乏善可陳；印象是漫畫不看了，代之以白話翻譯的古典文學作品，另外一項興趣便是集郵。那年頭政府大力宣導集郵有「怡情、益智、儲財」三大功能，使之幾乎成為全民運動。記得畢業前夕「清明上河圖」郵票問世，我早上五點去排隊，好不容易買到十套；它們到如今還躺在我的集郵本內，聽說增值了不少。

   

當年的初中和現今的國中還有一個大不同，那便是沒有所謂「一綱多本」，有的只是根據統一大綱編寫出來的標準本。它的優點為便於準備以應付聯考，缺點則是意識型態掛帥的與現實脫節；如此一來地理像歷史、歷史則近乎公民課。課本告訴我們，中華民國有三十五省、十二院轄市，加上西藏、蒙古兩地方；多年後我踏上中國國土，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有趣的是，臺北市至今仍有庫倫街與迪化街，而高雄市則有察哈爾路，算是為歷史作見證。反倒是青島市東新城區有一大堆用港澳及臺灣各地命名的街道，又讓人耳目一新。半世紀前的苦悶少年，如今已是兩鬢泛白；如果不是提筆寫作，塵封的往事幾乎完全淡忘。斑駁的記憶，照見我的老態；而信手拈來的塗抹，又令我有種返老還童之感。

       

求仁得仁

        八五高齡的記者傅達仁遠赴瑞士尋求安樂死，終於求仁得仁，那其他人呢？看電視上藝人余天表達不捨與不解，但他也表示尊重當事人的選擇。尊重別人選擇去捍衛自己的尊嚴，可以視為起碼的人身自由；自由自在地活著，自願自主地死去。嚴格說來，傅達仁選擇的是自願自主地自殺。有人批評他花了三百萬，多次帶著家人長途跋涉，最終躺在一間鐵皮屋內，喝下別人遞給他的毒藥；這些事在家裏就可以做，又何必多此一舉？我想長期活在掌聲中的知名人物，應當是希望起到一個領導群倫、登高一呼的作用，以促進立法。看他對二十年前被一家體育臺冷落，至死猶感憤憤不平的態度，便知他是何等在乎自己的遭遇。

        老牌記者果然通過以死相諫引起國人矚目，而他所凸顯的問題究竟為何？這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焦點。簡單地講，他的病況乃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苟延殘喘」，照說還未到該死的時刻。此刻有三種選擇，一是無謂的治到死，窮盡人事；二是合法的安寧死，亦即安寧緩和醫療；三是非法的安樂死，屬於人為加工死。目前世上只有極少數國家立法保障安樂死，但大多歸於消極不作為或協助自殺，後者必須保持清醒狀態。明年初〈病人自主權利法〉即將上路，其精神接近消極不作為，但離自主有作為尚有一段距離。人為加工死的理由多少是因為人為加工活，這些都已遠離「自然而然」的理想狀態，安樂死立法從而應該被正視與重視。

回首09：高小

小學高年級兒童的身心發展已經接近青少年，家長和老師的關注重點，也跟對十歲以下孩子有所不同。再說，高年級生心智活動已日趨多樣，不似以前那般單純可辨；尤其當他們涉入媒體及網路世界，再加以對兩性情感的好奇探索，表現出來的「小大人」行為與心態，往往不是成人能夠全面把握的。至於高小生全日上課，核心家庭進入第一輪空巢期，父母如何自我調整也是問題。這多少是時下的寫照，而在半個多世紀前我那個時代，情況似乎有所不同。我印象中自己在小學後期迅速長高長大，食量暴增；由於晚上留校補習而包飯，我通常一頓要吃五大碗飯才下桌。至於補習回到家已經九點多，睡覺前唯一的娛樂乃是黑白電視影集，主要是戰爭片。那時候沒有手機、網路和電玩，我僅有的嗜好是收集郵票與泡泡糖畫片，以及看漫畫書。

   

    今日的動漫族已不止是孩子，反而以高中及大專生為主力；我小時候沒有日本漫畫可讀，完全以在地作品為本。現在回想起來，我的一些歷史和文學啟蒙知識，還是拜連環圖畫之賜才得以吸收。當年我感興趣的是《阿三哥》、《大嬸婆》、《陳三五娘》、《三藏取經》、《小俠龍捲風》、《地球先鋒號》等故事，反倒是對一般同年齡層所熟知的「諸葛四郎及魔鬼黨」毫無印象。這其中或許有些城鄉差距，畢竟我從頭到尾都是城裏孩子，讀的又是私立學校，加以惡補壓力無所不在，所見十分狹隘，這多少影響及我日後的心靈世界。如今的小學生雖然已經擺脫升學補習的夢魘，卻又面臨其他生活技能的挑戰，例如英語、電腦甚至學習某種樂器等。我對這些技術樣樣都不靈光，卻無損於我成為大學教授；以此觀之，父母家長大可放心讓孩子去自由發展吧！

   

我的網誌主要是以個人經驗談的方式，引領讀者嘗試去樹立自己的人生觀。依我之見，人生觀大約要到十五歲以後才有跡可循；在這之前，每個人受到的都是相同的教育，現今稱為「九年一貫」。九年一貫的義務教育具有國小和國中的兩部分，其中國小又分為初、中、高三階段，兒童在其中是循序漸進、更上層樓地受教，我對此主張定向的快樂學習。我心目中的定向乃是民族文化教育，一個孩子只曉得外國童話卻沒聽說過中國神話，其處境著實可悲。對岸於十年前藉著奧運向全球宣示成為崛起中的大國，世界各地也興起學講漢語的風潮。臺灣再怎麼說也屬於中華文化的覆蓋範圍，年輕一代無論如何不能失去文化的根本。近年兩岸都在提倡讓孩子讀經，相信這是一個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