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2日 星期一

學思憶往53 :生命教育




    反身而誠,我把人生分為三階段:出生到就業在「生存競爭」,就業至入老屬「生涯發展」,其後則歸「生趣閒賞」;就我而言,生涯三十載又經歷「通識教育」、「生命教育」、「大智教化」三時期,今後則秉持「愛智慧見」死而後已。四十五歲前後有四年時間,我遠離臺北的家,南下嘉義追求理想,發展事業,先後在南華學院及大同商專二校,創辦生死學研究所和生命事業管理科;前者無功而退,後者胎死腹中。而這四年的際遇,又可以「生住異滅」、「成住壞空」來概括,一切盡在不言中。雖然生涯一度遭挫,但是學習並未受阻,反而日益精進;尤其是升上教授遂無後顧之憂,大可海闊天空走自己的路。反映在職場上便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合則聚不合則散」;後來我更發現自己對待「生命教育」的態度亦是如此,從媚俗靠攏到若即若離,終至自立門戶。

    「生命教育」跟「生死學」一樣創始於臺灣在地,1997年省政府教育廳將所屬的國高中六年「倫理教育」改稱「生命教育」;兩年後因為精省,這項地方政策便由中央接手並擴及全國。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新政府訂定次年為「生命教育年」,並編列大筆預算以推動四年中程計畫;計畫不斷修訂延續,至今仍在執行。值得一提的是,自2010年起,普通高中的學生畢業前,一律必選生命教育課,而與生涯規劃課搭配。雖然學生只需修一學分,但課程規劃卻設計了八科十六學分,篇幅洋洋灑灑,竟佔去全部高中課綱的五分之一。由於此一課綱大多由具有特定宗教背景的人士執筆,曾引起學者質疑而訴諸報端,教育部還曾出面熄火。既然生命教育最初係由倫理教育轉化而來,可視為「五育」之首的德育之延伸與擴充,理當面面俱顧,不應淪為宗教教誨。

    不過話說從頭,跟宗教糾纏不清也的確無可厚非,畢竟當初省政府正是全盤借用天主教曉明女中的六年課程,加以改頭換面便普及推廣。但是後來中央接手此事,仍沿用之前作法便說不過去了。事實上,臺灣的生命教育政策制訂與執行,長期把持在兩派人馬之手,即深具宗教背景學者及其同路人,和出身師範系統的訓育輔導專家。這種現象曾引起哲學學者和教育學者的批判;前者認為缺乏中華文化內涵,後者則指出其中僅在推動中產階級價值觀。我對此亦有所不滿,乃針對原初的課綱草案一一加以批判,撰成十餘萬字《生命教育概論》一書,副題則為《華人應用哲學取向》,特別標幟出我的中華本土文化立場。我心目中的華人生命教育核心價值與人格典範,乃是以「後現代儒道家」為宗的「知識分子生活家」,理當盡量淡化外來宗教的影響,向傳統文化認同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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