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像胡適及馮友蘭等哲學家多認為倫理學與人生哲學幾乎是一件事，但在我看來卻有著根本差異性；倫理學主要處理人際倫常關係，人生哲學則追求自我安頓和貞定的獨善工夫。在西方作為哲學價值論的美學，一開始採取的是推理演繹方法，後來進入心理學視野就形成實驗歸納方法，這些都屬於學理上的探索。當美學傳入中國後，在救亡圖存的大纛下，乃以文以載道、借題發揮之姿，背負起啓蒙的重任。此乃本土轉化第一步，代表人物就是當年「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他是國學大家，接受西學的原因則為找尋「人生慰藉之道」；由於生性憂鬱，使他親近叔本華，五十歲選擇投水自盡時，岸邊即遺留後者代表作。
「從宇宙看人生」和「從人生看宇宙」雖然殊途同歸，但我面對二者的心境卻大異其趣；前者有哲學史及科學史為依據，後者則反映出我的自了漢心路歷程。在尋找人生慰藉之道方面，我跟王國維同樣欣賞叔本華，但非基於憂鬱，而是源自憤世嫉俗的心智潔癖。結果反而使我先投向思路條理分明的科學哲學，後設考察科學探索宇宙奧秘之得失，再一步步走向科技難以把握的人生議題，包括安身與了生之道，最終達於「性靈之靈性」的人生美學境地。這是一種微觀個人面的本土轉化，是我在發現有關「自然」的多重旨趣中，自我貞定出的大智教義。「順其自然」的人生美學，適足以自度度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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