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憶往 44：通識教育

    回顧我的學者生涯，雖然遲至三十四歲才取得博士學位，但九年後便升上正教授，在同儕中並不算落後。我的博士及教授論文皆屬科學哲學研究，但從未在哲學系專任教職，因此沒有機會一展所長，或許是此生唯一遺憾。但其實也算幸運，因為較少受同行制約。我到底在學校教些什麼課？答案只有一個：「通識課！」雖然長期在研究所授課，目前仍偶爾為之，我始終認為自己所從事的乃是通識教育，更具體說則為生命教育。不同於一些學界朋友把諸如生命教育或生死學，直接當作學術課題來研究，我一直認為它們就是通識課；尋求教學方法的改善並無不可，一旦要從事研究，勢必就得深入各門相關基本學科。舉例來說，跨領域的生死學終究屬於泛論，要深入探討唯有分別從「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諸面向著手；這便是我為生死教學與研究提供的「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

    其實此一模式中的靈性面向，由於涉及宗教或民俗信仰的考察，對應的宗教學也像生死學，屬於跨領域學科，同樣得回到基本學科研究始不致掛空。說起通識教育，我在銘傳資管系代理主任功成身退，接下正式職務乃是新成立的「共同學科」主任；該科日後正名為「通識教育中心」，總算跟高等教育政策接上軌。通識中心師資陣容龐大，直屬學生卻無一人，主要任務便是為全校大學生開授共同必修課及通識選修課；二者大約佔畢業下限一百二十八學分的四分之一，算算每位老師負擔的確不少。為因應教育部評鑑所特別針對通識課的部分，學校不敢怠慢，聘任大批專任教師，我便是其中之一；雖然曾因任務需要調入資管系、教育所、師培中心等單位服務，但自我定位為通識教師。畢竟這是哲學背景的我，在學校唯一長期可靠的歸宿；一群文人在其中相濡以沫，倒也感到溫暖親切。

    在智育掛帥、科技當道的時代和社會裏，大學生選擇熱門的專門或專業科系就讀，著實無可厚非。但如今大學畢業生滿街跑，加上少子化效應下人人都有學校念，擁有學士學位絕對稱不上專家，想當專家就必須更上層樓讀研究所。既然專不了，又無法成為通人，這是高等教育的失靈；為挽救缺失，乃有通識教育之需要。考其歷史，1958年英國學者史諾對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互相輕視的憂慮，於1977年促成美國哈佛大學設置「核心課程」，我國則於1984年將之引入，設計通識教育選修課程，規定每名大學生至少需選修八學分始能畢業。銘傳改制後不久，自行摸索出一套通識課程，記得其中有「佛學概論」一科，曾創下三百多人選課記錄，必須臨時改在大禮堂上課。只是佛學博大精深，並非如想像中的營養學分，一次期中考下來自然淘汰，終於趨於正常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