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常識立場看，自然科學探討物質和能量世界，比較能夠進行客觀地觀察和實驗；社會科學則因為探討易於受到人心影響的個體及群體活動，研究不免掺有一些主觀成分。過去社會科學追隨自然科學研究途徑，因此盡量排除各種主觀因素，但也在無形中排除掉一些值得探究的課題。一九八零年代以後，社會科學從後現代的氛圍中逐漸突破既有窠臼，開始接受主觀知識的可能，遂形成今日研究成果百花齊放、各家爭鳴的多元盛景。主觀知識得以成立，與其說是科學研究之功，不如說是人文研究的成果。西方學術長期以來重科學輕人文，以致將「科學」與「知識」劃上等號，視人文學問皆不足以構成嚴謹知識。風水輪流轉，當今有些社會科學論文幾乎完全不具科學面貌，反似文學表達。這種「生活故事」的詮釋，其實可以作為教育學研究豐富的活水源頭。
依照研究方法、方法學、知識學三層觀點考察，不難看出教育學研究具有「量化方法―英美傳統―客觀知識」與「質性方法―歐陸傳統―主觀知識」兩大路徑。但是二者並非涇渭分明、互不往來，而是互補互利、相輔相成的。平心而論，華人世界的社會科學教學與研究，目前幾乎完全由英美傳統所主導，偏重科學是理所當然。不過英美傳統在上世紀末受到後現代思潮不斷衝擊，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已不再忽視人文，日益興盛的質性研究便是明證。然而無論是量化或是質性研究，它們仍然屬於社會科學研究。科學研究必須有具體對象以供經驗性研究分析，不像人文性的哲學研究，可以完全通過抽象思辨進行概念的推論。例如學習心理或教學實務等，必歸於科學；而教育目的或課程設計所依據的知識分類等，就屬於教育哲學的課題了。
由於教育史和教育哲學均歸於教育學的一部分，因此從事教育學的人文研究並不為過。但是一如前述，質性研究並非人文研究，而是具有人文特質的經驗科學研究，這種差異大家不可不辨。正因為當今社會科學研究不斷向人文開放，使得十九世紀以降，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對立的局面日漸消弭。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更有二者融匯貫通的趨勢，例如加拿大教育學家范梅南（Max van Manen, 1942-），即提倡一種「人文科學」意義下的教育學，以進行生活體驗方面的研究。「人文科學」的提法源於歐陸，「科學」在此取其廣義，幾乎等同於整個「知識」；而非像英美傳統一度將「知識」取其狹義，只容納可以量化的經驗性「科學」。教育是人間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活動之一，沒有理由受到特定西方知識視角的框限；在華人世界運用東方思想建構教育論述，相信更有可觀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