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學問三十載：鄭曉江教授的歷史地位
鈕則誠
華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學會名譽會長
一、生死學在臺灣
「生死學」之說純屬華人世界產物，在西方連翻譯都說不準。它首見於哲學學者傅偉勳1993年中在臺灣出版的《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一書，作者明確表示，一開始動筆想到的還是西方「死亡學」，行文中逐漸轉化擴充為本土化的「生死學」，日後他更將此一新興觀點標幟為死亡學跟「心性體認本位」的中國「生命學」之整合。生死學既談死也論生，面面俱顧，無所偏廢，歷經三十年的成長發展，已形成為深具中華文化精神的特色學科，足以通過生死教育和專業實踐造福社會大眾。而從生死學走向生死教育的第一座里程碑，便是在臺灣南華大學設立生死學研究所。
我有幸擔任該所創所所長，和一群年輕夥伴共同建設此一新興學科。根據生死學涉及人的生老病死諸多問題，分別提出理論與實務兩大構面，前者反映於「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一體五面向人學模式」，後者則開創出「生死教育、生死輔導、生死關懷、生死管理」四大專業。2001年我與臺灣「安寧療護之母」趙可式教授合著廣播電視大學教科書《生死學》，便體現出這套多元且多樣的學科架構。趙老師是最早在臺灣推動西方安寧療護的先驅人物，大陸先前譯為「臨終關懷」，近來也以安寧相稱。因緣際會之下，趙老師介紹給南華生死所第一位大陸客人，正是後來聞名兩岸的鄭曉江教授。
二、鄭教授來臺灣
鄭老師是我的江西老表，先後任教於南昌大學及江西師範大學，以哲學學者身分推動生死教育不遺餘力。三十年前趙老師受到香港富商李嘉誠的資助，在內地陸續協助設立許多臨終關懷機構。某回偶然機會裏，鄭教授應邀至其中一間機構談生論死，事後他多次表達首度面對生死一線牽病患的心靈震撼。正是由於趙老師在大陸聽過鄭教授演講印象深刻大為激賞，才有邀請他來臺交流的安排。醫護關照同哲學愛智的科技與人文對話契機於焉展開，至今仍方興未艾。鄭老師若地下有知，他曾經是兩岸醫護人文的重要推手，肯定會含笑九泉。生死學問三十載，在兩岸傅、鄭二位大智哲人的先後護持下，如今已現蒸蒸日上之勢。
鄭教授初次來臺，在寶島繞行一圈，結識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當年我們在阿里山腳下的南華學者小木屋中熱情款待他，令其終生難忘，並為文盛贊能夠在一所書院型精緻大學論學談心，乃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之夢」。作為一位深具憂患意識的典型中國知識分子，鄭老師曾自述其成長於非常時期的刻苦勵學之路，令人深感敬佩。他始終以兼濟的儒者自許，遂從書齋中探出頭來傳道濟世。在臺出版的《中國生命學——中華賢哲之生死智慧》一書，足以得見其用功之深，不啻符應了前輩傅老所指「心性體認本位」的生命學問。一旦形成「生命情調的抉擇」，當鄭教授返回大陸後，便展開大江南北的講學行腳，為推動生死教育鞠躬盡瘁。
三、鄭教授回大陸
鄭教授於2013年去世前，大致開創並見證了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在神州大地的一步一腳印。作為先行的前驅人物，他特重言教與身教無所偏廢，經師與人師集於一身。由於堅持教育的樹人大計，鄭老師由科技掛帥的南昌大學轉任人文關懷的江西師大，期望通過中小學生命教師的培養和培訓，讓生死教育從娃娃抓起。而當臨終關懷的推動已得以持續進展後，他又將注意力轉向另一處經常為世人污名化且深深誤解的專業，那便是殯葬管理。而在我當年的規劃架構內，臨終關懷和殯葬管理正是生死關懷與生死管理的具體內容。於臺灣的殯葬法規中，則明訂禮儀服務人員必須從事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工作。
由於鄭教授的學者風範及人格特質，使他能夠引領潮流，令被人視為逐利行業的殯葬業者樂於虛心求教，此番倒是我們這些臺灣學者在大陸沾了他的光彩。猶記曾旁聽他在天津武清區永安公墓跟員工授課，以及在上海青浦區福壽園墓區內一道觀察引人入勝的墓誌銘，老鄭都是那麼投入，生命力得以不斷發光發熱。同為哲學學者，我雖比他年長四歲，但面對他在臺上現身說法的群眾魅力，總是自嘆不如。人各有志，相較於老友兼濟的傳道不輟，我更傾向於獨善的著書立說，不過在這點上他也是不遑多讓。時值鄭教授著作大全集即將問世之際，讓我更加思念這位同道兼老鄉的故友。
四、生死學在大陸
古有明訓「七十致仕」，年屆七旬的我，終於在三年疫情告一段落的時機，自四十載教研生涯崗位上功成身退，得以遊走兩岸開啟生趣閒賞的暮年餘生。2021年秋天我出版了第三十四部著作，縱觀個人一生著述並集其大成，以至大無外的《宇宙與人生》為題，宣揚我心目中的「大智教化」。大智教化是生命教育的民間版、成人版、擴充版與升級版，於古今中外聖賢才智的大智大慧中，凝聚一套「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的哲理思想，可表述為「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華人應用哲學」，簡稱「天然哲大智教」，標榜「儒陽道陰、儒顯道隱、儒表道裏」，自度度人「安身立命、了生脫死」之道。
這是我在傅偉勳教授的生死學基礎上，花費三十載所建構的自家本事。當初的南華生死所人才濟濟，後來雖然「花果飄零」卻能夠「靈根自植」（當代新儒家唐君毅語）。光是旅居大陸者就有「理論生死學」大師陶在樸教授，以及「當代生死學」開創者呂應鐘教授。這些老同事對於華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的貢獻，都能與「現代生死學」之父傅偉勳教授和「中國生命學」實踐者鄭曉江教授相互輝映。在我的心目中，曉江先生肯定是大陸上最具舉足輕重地位的「華人生死學」啟蒙者、開創者及先行者。在與其結交的十六年間，我親炙一位儒者擇善固執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功業。值此大全集編纂與紀念研討會召開之際，特為文共襄盛舉，以緬懷志同道合的生死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