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舊作加以詮釋,以釐清寫作心路歷程,有時的確會產生一些意外收穫,像是對自己的人格統整,擁有更為清晰的瞭解與把握。「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是官方生命教育舊課綱的總結性科目,於新課綱中則列入「靈性修養」核心素養課題之一。在生命課裏講人格統整,是為了避免知行不一下人格分裂。嚴重人格分裂屬於不自覺的精神疾病,但一般人多為過度社會化,媚俗地表現出知行不一,並非真的生病。然而自覺地從事違心之舉,久之習慣成自然,恐怕才是更難以破除的人格障礙。新的「靈性修養」課題除了「人格統整」外還包括「靈性自覺」,可謂具有先見之明。靈性就是精神性,跟一般心理活動不屬於同一層次;西方人多視為宗教信仰的崇高境界,我則嘗試代之以世俗平凡的人生信念。百年前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說」,於今在我看來,正適用轉化於實踐人生美感體驗。
反身而誠,吾道一以貫之,雖然不曾出現覺今是而昨非的價值割裂,但學思歷程的確發生過兩回心智典範轉移。首回是從科學哲學的主流步入另類,其次則見於生命教育從西化轉向中土;前者反映於《護理學哲學》,後者則以《醫護生死學》為界。本書出版於2003年暑假,之後我去四川大學講學三週,耳濡目染之下,對中華文化產生全新體驗。返臺後剛好碰上具有強烈統獨爭議的總統大選,在「去中國化」的氛圍中沉潛反思,終於自我貞定出對中華本土文化的認同,逐漸揚棄長期擁抱崇洋媚外的全盤西化觀點。《醫護生死學》可視為我最後一部純以西方思潮及觀點支撐的著作。尤其是當時仍自滿於對護理學哲學的掌握,遂拈出「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人本主義」為全書意理,幾乎完全無涉於本土文化。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已不斷彰顯「西用中體」治學態度,可謂學思的深化。
無可否認地,存在主義正是促成我選擇哲學作為終身職志的活水源頭,因為高中時期正好趕上它的全盛流行,很難不為之所動。事實上我在高中時感興趣的思想並不止這一端,而是之前所提到的「存在主義—道家—禪宗」三位一體人生哲理。只是後來走上研究之路,以相當西化的科學哲學為課題,遂將傳統文化擱在一邊了。《醫護生死學》提及存在、女性、人本三大主義並非我所創,而是順著西方護理學者的關注借題發揮。我在導論中將三者串連在一道,用以銜接上之前《生死學》所舖陳的思路。本書可視為由《生死學》改版至《生死學(二版)》的過渡,後者由我執筆的增訂部分,正是採用我所創的人學模式為架構來書寫。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醫護生死學》為民間出版的教科書,可以多元設計,我乃納入以「心靈會客室」為名的情意教育專欄,持續之前書寫性靈小品的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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