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生死學是生命教育的一環,我所建構的新生死學也可歸於大智教化,此乃生命教育的擴充版與升級版。教化的範圍比教育大,後者多為體制內活動,需要照表操課;前者則可見機行事,隨緣流轉,更自由也更開放。大智教化主要教人以安身與了生之道,覆蓋生活和生死議題,遂與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因素息息相關,大可不必放諸四海皆準,而是要走向本土化及在地化。在地與本土的性質和範圍也不同,本土以民族歷史文化為標竿,在地則多指一時一地之現況;例如臺澎金馬目前與中土分治,但其中漢民族的生活型態仍以中華文化為準繩。依此觀之,新生死學所要推廣的大智教化,主要對焦於華人社會的生死關注;其中即使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仍以中華本土文化為核心價值與依歸,此乃不忘本的表現,必須擇善固執,銘記在心。
大智教化教什麼?教的是古今中外聖賢才智對於安身立命與了生脫死所提出的大智大慧之精華。此說或許不切實際,因此宣揚傳佈「大智教」就必須先劃地自限,意即引介一套「後科學、非宗教、安生死」的華人應用哲理,這便是「新生死學」。過去不管是推廣「現代生死學」的傅偉勳,或是傳播「當代生死學」的呂應鐘,多少都對宗教信仰或超自然觀有所認同,於我則屬不同道。我涉足「在不疑處有疑」的「愛智之學」已超過半世紀,花甲耳順之後逐漸醞釀出屬於自家本事的宇宙與人生哲理思想,此即「天然論哲理學」。身處後現代情境,我認同其中「質疑主流、正視另類;肯定多元、尊重差異」的時代精神,對不同之道少批判多包容,或如傅老所言,「對於有關(創世、天啟、彼岸、鬼神,死後生命或靈魂之類)超自然或超越性的宗教問題無甚興趣,頂多存而不論而已。」
大智教化的核心價值正是「東西兼治、儒道融通」下的「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新生死學的建構當作如是觀。這其中所體現的儒道二家生死觀,傅偉勳有著很好的理解:「儒家的生死觀完全排除個體不朽這一點,充分反映儒家型人物的『硬心腸』,有別於講求個體不朽的一般宗教的『軟心腸』。……道家的生死觀並不假定天與天命之類的宗教超越性源頭,而是基於自然無為的天道或天地之道。」心腸軟硬的區分來自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據此以判斷宗教信仰的有無。我認同宗教論述中所體現的各種大智大慧,但是對於信眾的軟心腸被教團驅使所呈現出來的溫情主義儀式化行徑深感疏離及不耐。此般行徑並非不妥而是不足,因其極端排外,亦即黨同伐異。蔡元培正是見到宗教團體的排他性甚至會引發戰爭,甚感不足取,方才提出深具慧見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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